2009年1月11日，“2008年度觀察家年會”在北京隆重召開。圖為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來源：新浪財經 陳鑫攝）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第四個問題，發生了危機怎么辦？人類是不是在無謂地重復自己的錯誤？

　　發生了危機應該變革，所謂“危機帶來變革，變革帶來進步”。

　　例如，華爾街的第一個100年是沒有信息披露制度的，最荒唐的時候出現一個公司上市時說要從地球修一條通往月球的鐵路，很多人買到了這個股票，才意識到地球和月球并沒有連在一起，隨后1890年的經紀人革命帶來了信息披露制度；1929年的股災帶來的是羅斯福的新政，凱恩斯主義也是在那時出現。29年的股災時美國社會有很多的笑話，最著名的笑話就是美國的麗茲卡爾頓酒店，前臺問候語從原來的“歡迎您來下塌”，改為“您是來住店，還是來跳樓”。正是這么大的災難，帶來的巨大的變革，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投資銀行、價值投資等等一切理念，我們所知道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都是股災帶來的變革。

　　相信這次災難也帶來很多新的變革，比如說以前有一些國家監管機構很難坐在一起，但是這危機之后，政府監管和首腦都坐在一起研究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傳遞，因為大家發現，全球化的金融市場中，大家不再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大家都在一個網上，這個網上如果哪兒出了一個洞，大家都從這個洞一塊漏下去，所以這次危機至少可以推動全球各國一起來面對全球金融風險的傳遞，走向全球的聯合監管。

　　我想講的第一部分總的意思，是說人類的歷史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歷史，資本市場也是如此。同時，在全球新的競爭格局下，各國金融體系的競爭，競爭的不僅是規模和效率，更重要的是應對危機變革的速度和力度。

　　第二部分講一下中國經濟的轉型，也是先提出4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壓力是不是來自于金融危機？我想這個答案并不是很簡單。我們看全球二戰以后60年的經濟發展，全球主要的經濟體都有一個大致30年的周期，歐洲是從1945年走到的1975年；美國是從1945年走到了1972年，發生了石油危機等等；日本是從五十年代年開始走到了1989年，經濟泡沫破裂，大致三十年多一點；亞洲“四小龍”，60年代開始起飛，也是到了90年代末的時候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此后鮮有作為。中國創造了一個非常大的奇跡，這么大的國家，起點那么低，每年的經濟增長可以達到10%，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在30年的高增長之后面臨的困境是早晚要來的事情，我用一個詞是“不約而至”。那么，這種比較低端的發展方式，在傳統的意義上一般就是走30年左右，必須轉型。小平同志也曾說過，在中國的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之后我們還要穩定發展30年。第一步我們已經完成了，那么后面30年我們怎么走？

　　金融危機加速了這個過程的到來，縮短了我們的時間表。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面對壓力怎么辦？簡單地說要把壓力轉變為動力。舉幾個例子，我們在07年年底的時候訪問巴西，巴西的央行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過去的幾年中，巴西的貨幣不斷地升值，他們發現擺地攤的全部破產了。幾年之后發現有幾家皮鞋廠活下來了，而這些廠商是放棄了低端的皮鞋，他們不再競爭地攤上三、五美元的皮鞋，反而跟意大利競爭兩、三百美元的皮鞋，他們反而活下來了；更加成功的例子是我們大家熟知的硅谷經濟，硅谷依靠高科技產業為主，過去的30年出現了幾十個不同的科技產業。

　　轉移不成功的例子有哪些？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日本，他們在1989年陷入危機之后，后來人們稱做日本“失去的10年”，進入2009年之后就是失落的20年，還看不到什么希望。

　　另外一個不成功的例子是歐洲。2007年歐盟發表一個歐盟競爭力研究報告，承認歐洲在科技研發和創新方面，大致落后美國28年，2007減28正好是1979。過去的三十年，歐洲在高科技產業方面鮮有建樹。

　　

    新浪聲明：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