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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后一點我想講講我們的制度配套,制度配套其實應該說我們這一次中央有要求各地把常駐人口中的農民工納入地方的失業(yè)中心,實際上我認為他們很難真正被納入,但它實際上是發(fā)出了一個信號,也就是說非戶籍人口的就業(yè)問題、失業(yè)問題也是駐地政府的責任,如果有了這種責任感,我想我們地方政府還是會有他自己的方式來扶助這些人,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當我們這些長期不穩(wěn)定的就業(yè)人口相對流掉了以后,我們反而對那些沉淀下來的外來常駐人口可以做一次清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戶籍制度是可以有條件向前推進一步的。總體上來說,這種戶籍制度的改革應該是漸進性的,也就是通過選擇,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標準逐漸開放戶口。我覺得深圳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如何把發(fā)展過程中的遷移現象變成逐漸的制度化,把城市化變成一個越來越符合典型意義上的城市化的過程。
同時,我們的社會保障的進一步擴大,在這個時期也非常有意義。其實我們有的時候會想,說社會保障肯定對于居民的消費有幫助,但是畢竟它是一個比較長期的、緩慢的效果。其實,我們要看到中國的社會保障問題不在于保障水平低和高之間的差別,如果從保障水平低提高到比較高的保障水平,由此刺激出的消費需求是需要緩慢的人們去調整他的消費行為才能實現。
其實我們中國的保障更主要的是有和無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如果把農村的人口加進來后,我們的社會保障,比如我們現在的養(yǎng)老保障的覆蓋率只有30%幾,也就是說大部分人口還是沒有保障。因此,在有和無之間,也就是說我們講概率是0和1之間有巨大的差別。我們也做了一個回歸分析,其實就是用的0、1概率的模型,發(fā)現有社會保障,不管它水平多低,和沒有社會保障,兩者之間,居民的消費行為截然不同。因此,我們通過這次進行制度建設本身,它是長期制度建設的要求,但是也能解決短期的刺激國內消費需求的作用。
最后一個部分,我們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保障,建立一個好的勞動力市場,其實是和我們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xù)源泉是密切相關的。我們都知道,我們中國過去實行計劃生育以后,我們的人口逐漸變得越來越多的勞動年齡人口。也就是說,我們的勞動力供給充足,在國際上給我們帶來競爭。與此同時,人口負擔輕,意味著我們儲蓄率可以達到很高。隨著人口老齡化,這些因素看上去要消失。其實我們反過來看,當人們預料到老齡化要到來的時候,人們其實潛在也有一種儲蓄動機,也就是說為未來做儲蓄,未雨綢繆。如果這個時候我們有一種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這種社會保障制度是積累型的,而不是現收現付型的,那么很自然就可以把人們的儲蓄動機變成真正的儲蓄,因此我們可以從儲蓄意義上來說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同時,老齡化并不是說人口的年齡組在變化,其實老齡化更主要的原因是人的預期壽命提高,老年人活得壽命更長,同時也包含著活得更健康。因此,它也就伴隨著我們能夠擴大我們勞動年齡人口的概率。因此比較好的勞動力市場制度,我并不是建議提高法定退休年齡,而是我們有一個好的勞動力市場制度,更加靈活、更加容忍,能夠接納這些勞動力參與的情況下,我們也從勞動力供給的意義上獲得第二次的人口紅利。
因此,我總的意思是我們面臨著一個產業(yè)結構升級、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關口。沖擊的來臨并不意味著我們一定要回到傳統(tǒng)的經濟發(fā)展方式上去。相反,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遇,通過改變政府的職能,通過制度的建設,能夠在應對危機的同時,真正實現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和產業(yè)結構的升級。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