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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看,我認為深圳所處的發展階段,他目前的挑戰主要是由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到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上,這個發展階段它基本上像很多比較發展的經濟一樣,是處在創新的前沿,也就是說他也許不再會有原來那樣的高速增長,這個奇跡般的高速增長終究要過去的,但是它已經走在技術創新,也包括制度創新的前沿上,它的發展其實就更為艱難。因此,實現這一步的轉化,從產業升級開始,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本身就非常艱難、非常具有挑戰性。
特別是這種轉變在當前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也就是說從今年我們遭遇到歷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機,在這個沖擊中,我們如何把沖擊變成一種機遇,實現我們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呢?特別是在應對這個危機的過程中實現突破,從而產生新的示范作用,進入到現在經濟增長,我覺得它是非常具有意義的。因此,我們重點講今后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一些看法。
首先,我們講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的核心應該是從一個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投入驅動經濟增長的一種發展模式,轉向生產力的提高和技術進步為驅動的一種經濟模式,這是它的核心。
在這個轉變之下,它的具體的表現形式應該是相應的產業結構的升級,包括從過度依賴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比較均衡、比較符合眼前的經濟發展階段要求的經濟模式。同時,在第二產業內也從一種加工貿易型,主要是為了就業而附加值比較低的類型,轉向更多的依賴品牌創新、技術進步,能夠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力的一種經濟模式。
這種轉變是需要條件的,就像吳老師多次講的,我們講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過去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已經多年,但是這個轉變迄今為止其實還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我想它是和特定的發展階段是有關的。
因為我們知道,在整個的人類發展過程中,我們都是要經過幾個特定的發展階段的。最早經濟發展主要是依賴自然資源、依賴土地的豐富,這是最早期的經濟發展。如果說土地很豐富,在一定時期它就是比較繁榮地國家。但是我們也知道早期的古典經濟學家都指出了土地報酬遞減規律。因此,就必然醞釀著你如果想突破傳統的增長模式,進入到現代經濟增長,必須有足夠的資本資源,也就是說可再生的新的要素投入,也就是資本。
因此我們注意到,早期的發展經濟學都是這樣,經濟發展、經濟起飛的條件就是要實現百分之十幾或者更高的積累率,有了這個積累率才有可能突破貧困的限制,從而進入到現代經濟增長的過程。
我們在經濟史上看到的,現在的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本都實現了這個突破。但是隨后他們也并不是一勞永逸地就可以發展下去。他們接下來就面臨著如何從依靠資本投入這種增長轉向依靠生產力的提高,特別是所謂的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的階段。因為在這些國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他的勞動力是短缺的。
我們知道經濟發展、生產過程都是要各種生產要素結合在一起。如果你有一種要素是瓶頸,比如勞動力是短缺的,你不斷地繼續投入資本就必然導致報酬遞減。因此,它的經濟增長就沒有可持續性。所以在實現靠資本投入轉向生產力提高的生產方式轉變的這些國家,他們就進入了今天我們看到的發達經濟,沒有實現這個階段就很顯然留在中等收入的階段上。
我們也看到了這種轉變的必要性。但是為什么我們長期沒有轉變呢?我覺得也和我們中國的國情是有關系的。因為包括中國在內,也包括日本、亞洲“四小龍”在內的所謂的東亞經濟中有一個生產要素上的特殊的地方,就是我們不是勞動力短缺的,而是所謂二元經濟中我們是勞動力是無限供給。如果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話,就意味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資本繼續投入就沒有報酬遞減現象發生。因此,趕上我們在二元經濟發展過去的三十年里頭,我們解放了生產力,參與了經濟的全球化,因此我們把我們豐富的勞動力轉變成了我們的比較優勢,以及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實現了自己的比較優勢,也把我們傳統發展方式向前延長。也就是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其實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還有它的生命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廉價可行的經濟發展方式。
但是我們也看到深圳在03、04年開始就遇到了所謂的“民工荒”。“民工荒”最初我們以為是我們的農民工政策導致的一些結果,比如血汗工資制度、戶籍制度等等,這些因素是有影響,但是我們接下來看到“民工荒”沒有緩解,它從珠三角蔓延到長三角,又蔓延到一些主要的城市,接下來在一些勞動力輸出的地方,像安徽、河南也遇到勞動力短缺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