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1日，由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深圳報業集團承辦的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中國經濟50人論壇（深圳）研討會在深圳召開。新浪財經獨家圖文直播此次會議。圖為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肪發言。(來源：新浪財經)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到底是為什么。我們再看看中國的人口結構其實已經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恰好也是實行計劃生育的三十年。在人口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國人口的出生率水平已經大幅下降。從下降那一天起，減少的那一代人十年、二十年后他們就逐漸進入到勞動力市場，就意味著我們的勞動年齡人口現在也進入到緩慢增長時期，而且按照預測，我們用不了幾年，大概五、六年的時間，我們的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長，而且從那以后，從2013年或者2015年之后我們的勞動年齡人口，也就是勞動力供給其實會絕對地下降。與此同時，我們又是一個高速經濟增長、大規模參與全球化的經濟發展時期，兩者結合，也就意味著我們中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已經在消失。

　　當然，它并不意味著我們沒有勞動力的增長。但是二元經濟的特點在于勞動力無限供給意味著你不要漲工資勞動力就可以源源不斷來，當你必須依靠提高工資水平才能繼續吸納勞動力的時候就意味著你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消失了。其實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可能是勞動力豐富：總量很大、比重很高的階段。

　　因此，勞動力無限供給消失的特征不在于勞動力短缺、不夠了，而在于我們必須提高工資，而提高工資就意味著我們的比較優勢就開始發生了變化。因此，它實際上就創造了一個條件，我們在經濟發展的條件上，要素的稟賦上向早期的發達國家趨同。因此，在這個時候就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的現象。因此，這個時候如果不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不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就很難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保持你的競爭優勢。這是客觀上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升級的條件，這是一個必備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

　　主觀上，我們很多人都說走到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階段了。因此，政府要大力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問題可能也就恰恰出在這個地方，就是說政府如何推動，政府有什么樣的手段來推動。如果說這個手段的使用不恰當的話，就像上午吳老師講到的，我本來應該是演進式的、漸進式的調整過程，可能會變成企圖一步登天的過程，因此它距離比較優勢就太遙遠。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的比較優勢要轉變為明天的比較優勢，我們是要根據要素市場信號、資本的價格如何、勞動力的價格如何，其他生產要素的價格如何，由企業家來進行調整。如果說這個比較優勢就是明天的誰率先調整誰可能獲益，但是如果說政府來主動調整的話，也許這個比較優勢可能是后天的或者若干年以后的，可能就難免犯一步登天的失誤。

　　因此，其實政府所要做的事，首先是把生產要素的價格、把勞動力的價格、把土地等資源的價格、要把環境的價格、環境的成本以及資本價格，要搞對，讓它反映這些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性和它的供求關系，如果你是扭曲的價格，企業家的行為，調整結構、調整技術的行為也會是扭曲的，可能這種調整結果可能就不能給我們帶來競爭優勢。因此，我們說這是一個必要條件。

　　同時，我們再來看一看產業結構的調整，采取了什么樣的形式。我們從國際經驗中特別是東亞經濟中看到了典型的國外把它概括為的雁陣模式，也就是像一群雁一樣，有一個頭雁，它最早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成為地區的甚至世界制造業中心。但是隨著它的技術水平的提高，它的比較優勢就逐步喪失，它就轉向更加資本密集型或者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他把原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退讓給下一輪，比如從日本轉到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龍也經過這么一個過程，進而把它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優勢轉向比如東盟國家，接下來包括中國的沿海地區，等等。

　　這個模式在我們亞洲是體現得非常清晰的。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國，也就是他的地域、他的人口以及各地的差異性，其實中國自身可以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雁陣模式。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必要像有些人預計的說如果我們的產業比較優勢在喪失的時候我們就一定轉到越南、轉到印度。相反，我們的地區之間是完全可以實現這種雁陣式的發展道路。

　　而這個雁陣式的產業轉移模式其實需要有兩個要素才可能成功。一個是作為領頭雁，也就是說我們珠三角地區、我們深圳以及周邊的地區，它的產業升級是需要成功的，它的產業升級的成功也就是我剛才提到的不要距離自己的比較優勢太遙遠，政府不要人為地去干預，不要扭曲生產要素價格。

　　與此同時，第二個重要的要素是接受這些產業轉移的地區能夠真正實現轉移成功，也就是說對我們這個地區來說是產業升級，但是對中西部地區來說是產業轉移，這兩個過程其實是一個事兒。如果轉移不能成功，我們轉出去的產業在那個地方不能生根、不能生存下去的話，實際上就意味著這個比較優勢沒有人來接續。其實沒有接續的情況下，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我們這個地區還有比較優勢。因此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做法就是違背企業家意愿的。因此，兩個過程都必須同時實現，缺一都不能實現國內雁陣轉移的方式。

　　同時，我們再來看產業轉移除此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成功要素，其實它還有若干個條件：第一、它真正出現了比較優勢的變化。這個比較優勢如果沒有產生變化，那么我們轉移就是人為推動的。目前來看，我們確實看到了沿海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在上升，其實土地成本也在上升。同時，相比來說，在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成本還保持相對低廉。但是僅僅看工資并不意味著它有比較優勢，也就是說，除了工資之外，我們還要觀察勞動生產率的情況。

　　如果把工資和勞動生產率結合起來，比如工資去比勞動生產率的話，形成一個指標叫單位勞動成本的優勢。和這個指標相關的一些分析表明：在2004年以后，我們沿海地區，這是指全國的大沿海地區，這個指標基本上平緩，也就是說這個優勢不再繼續上升了。與此同時，中部和西部地區勞動力成本優勢的指標繼續在變化，也就是說，這些地區在逐漸通過相對低的勞動力成本，和也在提高的勞動生產率，而獲得了一定的比較優勢。因此，我們依照這個價格信號來調整產業結構是可行的。

　　同時還有一個條件，也就是我們需要把當前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變成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和機遇。目前來看，我們廣東的“雙轉移”，但是這個危機來臨以后，我們發現“雙轉移”在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其實錯位了，它們兩個不同步，也就是說我們大量的企業可能經營不良，有些倒閉了，導致了農民工就先回去了。相應的，我們的產業還要有待時日才可能逐漸轉過來。因此形成一種錯位。在這個錯位過程中，我們就形成了一些短期的沖擊，對勞動力就業的沖擊、對居民收入的沖擊，這個收入的沖擊就相應地抑制我們消費需求的增長，使得我們經濟增長有可能會陷入到沒有需求拉動因素的境地。

　　同時，上午劉鶴主任也講到中國城鎮化的問題，中國的城市化這幾年發展很快，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在我們目前按照常駐人口統計的城市化水平中，城市化人口其中有46%實際上還是農業戶，就意味著我們的城市化在某種程度上是改變定義的城市化，是統計上的城市化。也就是說一部分人是家在農村，來到城鎮打工、居住超過半年就被算做是常駐人口。還有一部分人是通過縣改市、鄉改鎮、村委會改居委會、大城市的縣改成直轄區。因此，這種現象它導致很多弊端，一是城市化的不穩定，同時還扭曲了城鄉人口結構，也就是農村的人口變得越來越依賴老年人、婦女和兒童，城市的人口越來越有生產性，但是它和我們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不相適應。

　　同時，這次金融危機來了以后出現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潮，也表明了它也扭曲了我們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使得我們的勞動力供給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勞動力需求在另一個地方，這兩者之間出現了錯位，這也導致一些可能存在的我們比較擔心的春節以后會有大量的農民工再出來找工作的時候，如果找不到可能會出現一些社會的不安定局面。因此，我們面對沖擊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一套制度，社會發展制度的變革，來應對它，然后使得這種沖擊的調整和應對措施變成一個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過程，也就是我們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