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30年，首先是采納了資本主義常用的市場經濟。這在我們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情況下，這對于我們自己來說是一大革命。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中國又堅持了公有制為主體這么一個大的原則。今天從美國的金融危機，到全球經濟衰退，西方所有的政府都出來買單，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狀況下，仍然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仍然需要政府的宏觀干預，這也正是咱們中國30年來所從事的試驗。

　　資本主義基本的經濟理論第一是私有制為基礎，第二是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現在看，至少充分競爭在任何情況下都達不到，所以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前提條件存在缺點。所以，需要有政府的干預。我們過去30年，我覺得這個大的試驗廠，證明了：第一，我們市場經濟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經濟。第二，市場自己不能糾正自身的毛病，需要政府的干預。

　　從我們今天中國的實踐來看，我們正在摸索，不能說我們宏觀調控所有的手段都是完美的，我們也發現了一些不足。但是，至少在這方面的試驗、探索是正確的。在這個方面，我想談兩點想法。

　　一個是關于大家都感覺到國企壟斷的問題。國企壟斷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有自然的壟斷，就是目前還有一些行政上的壟斷。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如果把它放在咱們人類發展歷史的過程，把它放在我們國家整個小康社會建設的過程來看，這是我們在過程當中要解決的問題，或者說沒有完全解決好的一個問題。但是，并不是說這是一個根本的制度性問題。

　　剛才說了試驗的問題，資本主義是以私有制為基礎，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沒有私有制。那就有兩個選擇，是全部私有化，還是像我們過去走過的這條路，一邊走一邊改？前蘇聯跟我們一樣，它就走了全部私有化的路，最后我們都看到了結果。中國和前蘇聯之所以不同，就是我們沒有全部私有化，就是在走公有制為基礎的前提下，實行市場經濟，撫育了一大批民營企業。中國的一大創造，是在這種制度下，撫育起來了大批的民營企業。中國的創造力、中國的活力，應該說很大一部分是體現了我們自己創造的民營企業，特別是我們這些民營企業家。

　　那么，這個和前蘇聯還不同，前蘇聯現在有錢的人，那些大企業家，很少是靠一開始就創業出來的。所以，這個是中國的一大創造，也體現了我們中國將來的活力。但是，如果我們把原來的國有資產大部分民營化，第一，在當時條件下，沒有人有那個實力，除非像俄羅斯分到個人頭上去。第二，目前經過這些年改革，這些國有的大企業，仍然是代表了中國競爭力的很多方面。所以，中國將來要想走出一個新的模式，一定是少數的、大的國有企業和眾多的民營企業蓬勃發展，共同來支撐中國這片藍天。

　　那么，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還有很多沒有調順的東西，還有很多不盡人意的東西，這只是在過程當中、在目前這個階段還存在的問題。我想，只要我們和政府、民間、國企和民營企業共同攜手的話，我們能夠打造出來一個新的經濟發展的模式。謝謝！

　　主持人楊帆：謝謝傅總。傅總告訴我們，我們始終在試驗中進行著卓有成效的試驗。

　　接下來的話題，我想也是各位非常關注，也感興趣的話題。那就是面對目前這樣的經濟氣候，目前全球性的金融海嘯，我們該如何面對？當然，這樣的話題在我們上邊的場次和其他的論壇中也有過涉及，但是每個企業家的觀點都是不同的，都是非常有個性的觀點。所以，我們首先請王石董事長談一談，如何應對您給大家支個招。

　　王石：我還用談嗎？我去年說了“拐點論”，1年過去了，實際上已經是兌現了。

　　我想談的是，過去的30年，讓我總結我用三個字來說，就是“想不到”。我個人這樣的發展，自己覺得應該達到一個目標，和自己創建企業在行業上的影響力，在國家、國際上的影響力，都是我想不到的。

　　未來的發展我用三個字，叫做“不確定”，但是“想不到”也好，“不確定”也好，作為一個企業家，有很多的東西你必須做決策，你必須要做。所以，萬科一直發展過來，不是戰略上怎么一直對，而是所謂的試錯，你發現了錯誤就改正。試錯有幾點，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當時是股票熱、房地產熱，當時我們說利潤超過20%我們不做，當時不理解，其實它的意思就是社會平均利潤率，超過那個利潤率市場一定會變化，這樣會帶來大量的資本進入，進入之后一定會帶下來，最后不僅僅是沒有超過平均，而且是虧損的。所以，這種心態一直走到了去年，去年房地產熱得不得了，國家宏觀調控，萬科率先進行調整價格，但是市場上不接受。實際上，這個邏輯就是平均利潤率。現在價格這么高，房地產行業在大量投資，非房地產行業也在大量的投入，這樣一定造成了過剩。

　　實際上萬科不僅僅是根據國家的宏觀調控，因為從2006年的時候國家一直在調控房地產價格，壓一次漲一次，但是我們看到去年兩個指標是有問題的，一個是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和家庭收入上升的差距越來越大，已經到了一個剪刀差的比例。還有一個是房地產資金的注入越來越多，房地產的價格越來越高，造成了很多的非房地產行業的注入，所以庫存越來越多，造成了大量的擠壓。有了這兩個指標越來越高，市場一定會發生變化。所以，你不能從國家宏觀調控來應對，而是從市場的長遠角度克服僥幸心理，減少一些賭博。自然，任何的變化來，你會處于一個主動的地位。

　　萬科現在也有困難，因為市場突然萎縮了，但是這個萎縮情況下，萬科也萎縮，但是萬科的市場占有率在明顯增加。我們和去年相比，現在的市場占有率增加了50%，這是很大的占有率，盡管市場在萎縮。所以，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就是企業發展無論大還是小，如何公平的心態，不一定看著市場一直是上升，我們假定市場是線性發展，實際上它不是的，實際上它就是波浪式的，這個要把握。

　　第二個是措手不及，就是你沒有想到的局面，那么怎么辦呢？我在行業上講的時候，因為我們習慣要這樣一個高速增長，我很想引用日本買賣的哲學，中國的買賣叫做買賣買賣，只要貨有人買，一定可以轉。但是日本的經營哲學多了一個字，叫做買賣休，就是不好的生意不做。而中國是沒有“休”這個字的，就是市場不好的時候要整一下牌。其實萬科也不是很冷靜，但是突然市場調整的時候，你恰巧做一個調整，找你如何回到原點，然后找你應該的定位，市場都不好，你不要有浮躁的心態如何更好，所以就是如何來進行“買賣休”，就是如何來進行心態的調整。

　　再有，我想說一點，中國的體制改革向來是自上而下的，實際上這個“政”字是非常非常關鍵的。到現在我覺得，正是因為市場發生變化了，全球金融海嘯給中國的經濟發展、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正是這種壓力、這種調整，對于企業的健康發展是非常非常有利的。所以，這2個月我講感謝宏觀調控，如果市場不降價你王石降價了，我現在市場好了你王石宏觀調控。去年8月份按照我們的預計沒有宏觀調控，在今年的5月差不多達到800億，當然你要按照800億去融資、擴建。如果這個局面到了現在，全球的金融海嘯你不得不進行調整，萬科的局面會非常非常被動。所以，恰好因為這個宏觀調控我們提前進行了準備，到現在我們比較主動。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兩點，你等到面臨突然情況的時候，這是你不可預計的，所以市場好的時候你要想象市場不好。那么，整個市場不好的時候，你應該要樂觀一些。因為市場一定是波動式的，不好的時候大家都不好，不是就你一家不好。所以，這個時候首先要有樂觀的情緒。

　　再有，中國的改革是這樣的，市場好的時候改革往往是退步的。市場不好的時候，恰是改革往前推進的時候。所以，中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實際上，現在中央正在開始往前推進，顯然這對于行業的市場化健康發展是非常有好處的。所以，如果你在很消極，你會錯過這種改革往前推進的機會。

　　主持人楊帆：謝謝，這也是儲備能量的時候，長治便能久安。

　　主持人田溯寧：我們再問一下兩位從國外來的嘉賓這個問題，你認為中國人在未來30年能有根本的創造嗎？中國能不能成功完成這樣從工廠到實驗室的轉型？

　　Stuart L. Hart：在這里我想說的觀點是，現在我們好像談的是排他性的選擇，是不是只能成為工廠或者是只能成為實驗室，但是我想在這里建議的是，我們事實上應該把實驗室和廠房聯系在一起。它不僅僅是有中國制造，同時也有中國創新，那么在中國有創新，同時在中國也有制造，我們就可以看到在制造業方面中國有很多的優勢。我們能不能應用創新或者是研發價值的創新，我們往上走，把服務業結合到產品的制造過程當中，同時使我們的使用者看到更多的附加值，我想在這里面我們很多的機會，利用好我們中國制造已有的優勢。同時，把我們這個國家的技術能力利用好，因為在奧運會的時候就體現出中國有很多的技術能力。所以，在制造業的基礎之上，我們也能夠把這種良好的技術和服務，以及在中國出現的技術結合起來，在中國也可以實現創新，同時在中國繼續制造。中國制造繼續在中國存在，在這個過程中還有中國的服務。同時，我們把中國移動良好的思想，現在看來很多人希望有更多的流動性，他們需要這種移動的通信，所以在于中國有世界一流的技術，我們如何用這種技術使得我們中國的產品和中國的服務能夠有更多的附加值。我們繼續把這種技術的平臺利用得更好，并且把我們這種技術的平臺，把我們的產品推廣到市場里面去。這是一種很好的可持續發展的方式，我們不應該說我們只能成為世界的實驗室而放棄工廠，事實上我們不再想做世界的工廠了，我想我們應該把它們結合起來，我們應該做世界一流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可以給我們的世界工廠創造更多的價值，使得我們的產品有更多的價值，并且有更好的中國的品牌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因為中國的產品有了更多的技術、更多的創新。在這里我們有很多的優勢，我們已經開始了新的工作，來滿足全世界的需求，讓全世界都需求這些技術和產品，中國在這個方面做得很好。

　　比如說提供醫療服務方面，中國有很多機會把好的技術推廣到中國的健康行業里面，而且中國在醫療技術方面，能夠成為世界上的領軍人物。

　　James H. Quigley：我想補充一點，我們說的世界實驗室的概念，在過去我們不強調這個技術，是一種排他性的概念。但是，在這里我們理解到的經驗，事實上把技術孤立起來是不對的。

　　現在可以看到，世界上大概有80億的人口，我們可以找到商業性的解決方案幫助他們，同時我們可以解決保護環境。所以，我們在商業上進行創新，我們有了很多的技術，在中國也有很多的技術，同時又很多的技術在美國沒有人用，因為很多的公司不知道如何去用這些技術，所以這些技術不能進入到美國的產品市場里面去。許多的技術是小規模的，如何能夠把它們推廣起來，我們還需要和其他世界上的地方，用一種機制大規模的推廣這種技術。所以，我們要成為一個世界實驗室的話，就需要我們的企業家，他們學會如何找到良好的商業模式，來確保這些技術能夠使用得當。

　　那么，中國在這方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們如何可以使得我們的期望在各地區更好地發展，可以幫助老百姓更好地生活。所以，我們要學習如何利用這個技術。中國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公司，他們已經認識到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潛力，并且很多人知道印度在這方面有很多的企業，他們把重點放在了農村。比如說我們在信息通信技術方面對于農村地區來說，如何實現農村地區的寬帶服務或者是邊緣地區的寬帶服務、移動服務等等，拉扯把重點放在農村地區就可以實現整個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那么，對于全世界現在所面臨的能源問題，我們現在需要電力，那么實現這方面的能源工藝和電力工藝，我們需要更多的技術。比如說風力發電等等，我們了解這種新技術在商業上有可行的模式，所以我們去推廣這種模式，所以我們很多的企業要進行合作。并且，在獲得利潤的時候，只要能夠在地方上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所以，在中國我們發展實驗室的時候，我們必須要重視這一點。今天早上我們討論的時候，我們討論到美國的經濟70%是靠老百姓消費的，但是在中國只有40%。對此大家都是沒有爭議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必須在中國推動消費，這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因為在中國增加消費，可以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很大的好處，所以在美國的消費是很大的。那么，在發展消費的時候，會不會給環境造成破壞，所以在整個的過程中我們要考慮這樣的問題，在推廣和增加消費的時候，在創造市場的時候，我們在生產和消費的時候也要注意可持續保護環境，在中國我們也要注意這一點。

　　主持人田溯寧：您同不同意他所說的在中國的可持續創新？

　　李彥宏：我覺得沒有什么不同意的，我們在講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工廠已經是一個事實，我們更多的不是講如何去工廠化，而是更多地講中國如何用自己的創新在世界的其他領域被接受、認同。這一點，我覺得其實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一個夢想。那么，這個夢想我覺得它實現的條件現在已經基本具備了。

　　從宏觀的角度像剛才傅總說的，我們30年的改革開放，就是一種試驗，看看有沒有一條不同的道路，可以從發展中國家變成一個發達國家。這方面其實我們有很多的經驗，可以跟世界很多其他的地方去分享，我想對于印度、越南等很多的國家，都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與此同時，從稍微狹義來講這個世界實驗室，或者是中國的創造、創新，就要看技術方面的創造、商業模式的創造。但是，因為我是技術人員出身，我覺得我更關注技術方面的創新，因為在中國，商業模式是不受《專業法》保護的，很多的國家專利也不保護商業模式。但是，技術是可以受到非常好的保護。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更加關注技術方面的創造和創新。

　　我剛才講的條件基本具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這個市場已經足夠大了，當你這個市場不夠大的時候，你是沒有辦法支撐創新的，為什么？因為沒有人會給你投錢讓你做試驗。你這個市場不夠大，最后他掙不到錢，他就不會去投資。

　　中國在10年前、20年前做一個軟件產業，真的是很困難的。中國的軟件企業，你不可能給出跟微軟一樣的工資來吸引優秀的人才，你還談什么創新，你還談做什么世界的實驗室。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沒有一個足夠大的市場，可以說這個企業在中國火了就火了，就成功了。沒有那樣的土壤和環境，也沒有那樣的市場。這一點現在正在改變，我相信在很多的領域我們都有足夠大的市場，從移動到汽車，到互聯網，我剛才也講了，互聯網我們已經是世界上第一大的互聯網人口國。當你有足夠大的市場的時候，你就有了一個創新的空間，有了前提條件，很多別人沒有遇到過的問題，你能夠先遇到，你只有先遇到問題，你才有可能先解決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一個創新的過程。所以，我認為市場條件我們已經基本上滿足了。

　　第二個條件我覺得是人才的條件，這個條件我覺得現在也正在滿足。一方面由于有好的市場，有比較多的投資進入到中國，所以中國的很多企業，比如說在員工的待遇上可以不輸于很多國外的企業，在吸引優秀人才上，以百度為例，我們每年在高校都招很多優秀的畢業生。那么，跟我們競爭的，就是那些最優秀的高科技跨國公司。你一旦在人才上可以和他平起平坐，你就具備了創新的條件。有了市場和人才，我想中國從一個世界工廠到一個世界實驗室的道路就已經非常清晰了，我們相信我們這代人是可以看到的。

　　主持人田溯寧：請王建宙先生談一下。

　　王建宙：我想補充幾句，前面幾位談的我也受到了啟發。

　　我們前面討論的實驗室的問題，我們討論技術創新、業務創新、管理創新的問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但是，我們實驗室的研發、我們的創新，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用，還是要讓更多的人使用。那么，一方面我們要在國內進一步的擴大內需，進一步的開拓國內市場，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提高我們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不光是工廠了，我們已經開發出很多好的東西。現在的問題是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企業來使用我們這些東西，這就涉及到我們如何進一步提高我們中國企業在世界上影響力的問題。

　　我想舉一個例子，我記得在天津的夏季達沃斯會議之前，我們中央企業領導人討論參加達沃斯會議。從中國的企業領導人參加達沃斯是分了幾個階段，一開始我們是學習去了，我們是傾聽去了，我們想聽聽別人在想什么、做什么，這是我們主要的任務。現在我們越來越多的企業領導參加世界經濟論壇，今天我們的任務不光是去傾聽了，因為達沃斯是一個施加影響力的地方，我們也要去施加我們的影響力，我們的創新成果已經很多了，所以我們要提高我們的影響力。以前我們總說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有話語權，實際上現在已經有這個話語權了，這個舞臺已經很大了，我們想進一步就得趕緊說。所以，對于我們中國企業的領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要能夠表達你的影響力。所以，我覺得今后在我們不斷創新的同時，如何進一步提高我們的影響力，這也是企業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主持人楊帆：下面我們要請王總接著談一下，面對今天這樣一個局面，我們應該怎么樣面對？

　　王建宙：這是我們目前考慮的最多問題，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都在考慮其他的問題，面對國際性的金融海嘯，面對目前宏觀經濟的狀況，每一個企業都應該為擴大內需，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以我們中國移動為例，我們作為一家中國企業我們可以從三個方向努力，第一個是我們自身要保持好的發展，你自身產生的營業收入、自身產生的利潤、自身向國家繳納的大量的稅收，這些都是促進內需和對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做出了直接貢獻。

　　第二，要通過我們這個行業去拉動其他的行業。比方說中國移動每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都超過了1千億元人民幣的。那么，這1千億元人民幣，都拉動了其他行業的發展，包括了我們的各種器材、各種設備，以及還有內容提供商、服務提供商等等。我們繼續要通過我們的發展，來拉動其他行業的發展，這是我們第二個可以做的事情。

　　第三個可以做的事情，我們要用我們的信息、IT技術，來幫助各行各業的企業來克服困難。事實證明了，利用信息這個手段，人們在順利的時候需要他，人們在碰到困難的時候也是需要它的。

　　比方說我在幾周之前我去浙江紹興，那個時候正好有一家當地最大的印染企業關門了。關門以后工人就沒有工作，那么這家企業有1500個工人是使用我們中國移動的用戶。我們的客戶經理馬上了解，工廠都關門了，工人會不會離“網”？后來我們發現這1500人都開著手機，他們要通過通信工具的手段去尋找工作。所以，在這樣情況下，更需要IT的各種手段。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的上市企業和我們很多的CEO，那么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的上市企業怎么辦？我上周在香港剛剛見了一批投資者，我的看法是，全球性的金融風暴，或者是宏觀經濟的狀況，作為一個企業，我們是沒有辦法來改變的。我們對這類問題來說，不管你企業是一個什么樣的企業，你不可能去改變環境，你不可能去改變這個大的市場的情況。那么，什么是我們可以做的？我想我們可以做的是兩個事情。

　　第一個事情，就是要繼續把自己的業績做好。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下，在目前的外部環境下，我們管理層要盡最大的努力，去為投資者創造價值，用我們的業績為投資者創造價值，這是我們可以做的。

　　第二個，光是這么做了還不行，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更透明地把我們碰到的困難和我們所做的事情告訴投資者。如果透明這個原則在任何的時候都是必要的，那么目前在這么復雜、困難的資本市場的情況下，作為企業的管理層有更大的責任把我們碰到的困難和我們所做的事情告訴我們的投資者，我認為上市公司這兩點是尤其重要的。

　　主持人楊帆：接下來有請傅總談一下，您的辦法又是如何的？

　　傅成玉：我想對于中國企業來說，現在應該抱團。抱團取暖、抱團過冬。在全球都遇到麻煩的時候，中國仍然處在比別人好的狀態。這就像我們經營企業一樣，你永遠比你競爭對手能夠在困難的時候多活兩天，你就活過來了。我們在企業內部的時候，你要長一口氣你就長過來了。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不看個體，我們看中國和外國。我覺得我們仍然處在一個非常好的環境內，這是國家和國家說。

　　那么，在我們中國目前也遇到困難的情況下，我們企業界要抱團，要互相支持。特別是在政府大的宏觀政策這種激勵性政策出臺的時候，出臺以后給我們不同的行業可能都帶來不同的機遇。但是，在同一個行業和在這個產業鏈里的行業，企業要抱團，要互相支持。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要互相抱團，要共度難關。現在不同的企業碰到的困難不一樣，但是不要認為由于將來會更差，而把路都堵死。所以，像我們目前在投資領域，至少明年的預算還是在增加，比我們想的還要增加得多。但是，在這個產業鏈上我們會碰到各種服務商、承包商，有很多是國營企業，也有更多是民營企業。如果我們自己感覺到明天不好了，那我這一塊不投了，這個鏈很大程度就會減少。同時，對于一些有暫時困難的企業，但是將來能好的，給我們服務我們要幫他，希望他能夠在這個時候挺過去。

　　對于將來，目前最多也就三五年，我這說的是美國，如果中國我們不存在這個問題，中國可能要在6個月左右，會有好轉。所以，就這幾個月遇到困難的企業，如果我們互相都在一個產業鏈上，特別是一個大企業，我覺得我們有更多的社會責任今天要照顧在這個鏈上的小企業。在它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主動地要把它拖一把讓它過來，所以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是作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所有企業領導人最基本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想看，中國現在要比其他國家好得多。

　　主持人楊帆：彥宏這邊是最大，你給我們分析一下。

　　李彥宏：我覺得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我見到很多的企業家和經濟學家，他們講這次的金融風暴可能是過去大概幾十年，大概是過去70年最厲害的一次。但是，對于互聯網來說，這次卻不是。因為我們在七八年前已經經歷過一個這樣的輪回。2000年的時候，納斯達克最高是5000多點，但是今天只有1000多點，這1000多點其實跟2001年的低點幾乎是差不多了。我們現在經歷這樣的一個動蕩，其實給很多的公司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管是經驗還是教訓，當市場不景氣的時候，原先燒錢等短視的行為都不存在了，那么大家其實又埋下頭來扎扎實實研究市場需求是什么，我們能提供什么樣的價值。其實，我覺得不管經濟的形勢有多么的不好，不管外界的環境有多么地嚴峻，對于一個公司來說，最最根本的還是要問自己，我能夠為市場和消費者提供什么樣的價值，如果在這方面你有一個非常清晰的答案，就沒有什么好怕的了。就是沒有人凍死和餓死，那么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你又會起來了。

　　所以，很多時候大的危機到來之前，都是一種表面的繁榮。甚至是一些虛假的繁榮，很多不該有的利益，被很多人輕易的獲得了。以至于當困難來臨的時候，大家覺得日子非常非常難過。但是，其實從根本的角度來說，一個企業只要堅信你提供的東西可以給社會足夠的價值，你是可以變得越來越好的。

　　主持人田溯寧：下面是提問時間。

　　提問：這個話題可能是過于超前了，我想整個的我們實體經濟的發展這么幾百年的過程，都是以金錢或者是貨幣作為一個衡量的非常具有權重的標準。那么，在我們的世界的經濟發展面臨一個十字路口，我們要做綠色的企業，要做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的時候，再以錢作為衡量成果的標準，就很可以了。我想請問在座的中外的演講嘉賓，你們對于我們經濟發展的多元標準、可持續發展的標準，有一些什么樣的見解？

　　Stuart L. Hart：我想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們如何知道一個企業的發展是可持續性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此要回答不簡單，對于我來說，我們一直朝著這個目標去奮進，一些美國公司、歐洲公司，同時印度的公司、拉美的公司和其他地方的公司，他們都有這樣的目標，我們發現了這么一點，那就是我們有必要建立一種共同價值，在發展經濟的時候我們要利用好清潔技術，并且要推動農村地區的發展和貧民窟的發展，所以在這里我們有一個綜合性的商業發展模式，我們要使得人們在社會里面有事情干，并且能夠使社會的公眾支持我們，跟我們一道發展我們的經濟和商業。所以，這是一種合作伙伴關系。

　　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這個公司是不是成功？那么我們這個公司必須要發起這么一個試驗。

　　在整個的商業發展過程中，公司要制定出一系列平衡成果的標準，是不是對于社會有好處等等，我們社會有責任發起這么一個宣言，對此如果是一些方法論，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問題。

　　但是，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在商業的發展中有各個的利益相關方，比如說投資者他們有各個不同的要求，我們如何滿足這些要求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么在我們的商業里面有什么樣的戰略，我們可以使得我們的成果得到優化，滿足所有利益相關方的需求。對于我們的客戶、對于我們的供應商和對于整個的社會來說，對于當地的人們，我們的整個合作伙伴關系中，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在保護環境方面，在經濟效益方面，我們必須要確保我們的企業模式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企業。

　　有一點我們是很清楚的，在可持續發展和利潤方面沒有沖突，我們要確保如何同時實現這個目標，所以我們能夠實現社會價值，所以這是可能的。

　　提問：剛才在提出商業模式轉變的過程中，提出了要以8億農民的問題，商業模式的轉變，并且提出了對于中國商業的可持續模式的轉變，那么我想問一下田溯寧教授，您對于這個問題怎么看？

　　主持人田溯寧：我還是簡單地講一講，我還是把問題留下嘉賓。我認為商業模式的創新是我們人類文明歷史非常重要的觀念，人類的文明歷史過去沒有合伙人的概念，也沒有商業模式的概念，每次都是人類的生產力和生產模式有巨大的提高。

　　過去，我們國家一直在建國之后不斷地進行體制上的創新，從人民公社到包產到戶，到我們各種各樣的用工制度的變革。實際上，這種制度的安排，本身的創新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種商業模式的創新。如何解決中國像您講到的8億農民的問題，如何使中國各個方面的發展能更加平衡，我覺得這個方面需要我們更多的智慧和更好的想象力，需要更重要的技術創新和組織制度的創新。

　　提問：我想給中國移動的王總提一下，現在大家議論的手機費用暴利的時代什么時候可以真正結束？

　　王建宙：我不會同意你說這是一個暴利的時代。因為當時楊帆老師在達沃斯會議的時候，跟您提出了一樣尖銳的問題。

　　我首先說中國移動為國家、為投資者創造的盈利，這是中國移動全體員工努力的結果。如果您要說暴利，我是不會同意的。光我們室內的電話費大約是7分錢，加上長途、漫游、上網的數據費等等全部加起來，大約是0.14元，就是2美分，那么這樣的資費應該說是一個比較低的資費，如果我們從全球來看，而我們提供的服務在國際上完全是具有競爭力的。那么我再告訴你一個數字，我們在電信行業，按收入排，我們只排到第11位，但是按照業務量、業務用戶數和話務量來說，我們是絕對的第一位。我們第一位的業務，但是我們的收入是第11位。我們的利潤每年不一樣，大約是在第3位到第5位之前，就是在財富500強的電信企業當中。那么，這說明我們的資費是不高的，又說明我們的成本是控制得好的。另外一個，我們是財富500強當中電信企業當中第一位的，所以市場給我們打了很高的分。所以，我不同意您的暴利觀點。

　　第二，移動通信資費有沒有降價的可能性？完全是有的，在過去的幾年，每一年都在降價，隨著我們的業務越來越大，我們的成本也會越來越低。所以，我們會繼續創造條件，來降低我們的資費，在維護消費者利益的同時，為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同時，也為我們的消費者創造更多的價值。

　　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我覺得這是可能的。

　　主持人楊帆：我們認為今天的收益不稱為暴利或者是收益，王總是不是認為電信行業是壟斷性的企業？

　　王建宙：說電信行業是壟斷性行業可以這么說，因為電信行業本身是具有壟斷性，因為在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發1000個牌照，最多是10個，大多數的國家是3個、4個、5個、6個，到7、8個就算多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你說電信行業是具有壟斷性的行業我是同意的。但是，你說電信行業是壟斷性的行業，我不同意，因為你把資費提高20%，你的用戶就跑光了，都跑到競爭對手哪里去了。所以，今天任何一個企業作為壟斷性的企業是不可能的，這也是我們多年來市場經濟的成果。

　　第三，什么叫做壟斷行為？壟斷行為唯一的依據是我們國家的《反壟斷法》，我們國家的《反壟斷法》明確規定三類情況是屬于壟斷行為的。第一個是競爭者之間的壟斷協議，就是競爭者之間簽的協議，互相你不到我這兒，我也不到你那兒，第三個是利用市場支配地位進行競爭，第三個是通過市場兼并的方法進行壟斷，就是把這個行業收購兼并，壟斷起來了。所以，我們會嚴格按照反壟斷法的規定，絕對不允許利用市場地位阻礙競爭。

　　提問：我們知道在昨天下午的6點半剛剛出臺了燃油稅的新政，政策規定是以附加征收的規定，每升征收1元錢，您作為中海油的老總，我想知道您對于燃油稅的新政是怎么看待和怎么評價的？還有這個新政，對于國內石油類的企業有什么影響？

　　傅成玉：應該說燃油稅14年準備，八年抗戰打敗了日本，14年準備燃油稅，說明了它難度很大。我們現在看問題，已經不能從咱們自身要怎么做來決定怎么做，一定要從外界是怎么樣，然后回過頭來看我們應該怎么做。今天我們已經非常深入地介入到世界經濟體當中去了。能源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是一個全球經濟鏈當中重要的環節。所以，現在考慮的問題奧考慮國家和國家的競爭，然后這一個國家有沒有競爭能力，企業有沒有競爭能力，那么我們現在面臨著什么呢？就是很多表面上有競爭力的企業，表面上能盈利的企業，本質上沒有競爭力。

　　其中有的國家補貼是在能源上補貼，電是很便宜的，煤也很便宜，然后我們治理環境的成本沒人負擔。它的利潤很多是扭曲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企業要想在國際上有競爭能力。沒有辦法跟其他國際企業比，因為你的利潤是假的。

　　那么，另外一個方面，除了不鼓勵競爭以外，還鼓勵浪費。現在我們的能源政策，低能源價格，本來能源是稀缺的，按照市場規律來說，稀缺應該體現貴，但是由于歷史原因，咱們不可能一下把它調整到位。今天的燃油稅出臺，我覺得是向這個方向邁進了一步。這樣，對于我們整體的中國的企業，打造我們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是有好處的。另外，減少浪費、減少污染。

　　咱們很多開車的群體，我覺得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油價，現在出臺了這個新政以后，可能大家在稅上減少了，但是在公路費等等上面減少了，總的我不知道是多了還是少了。但是，有一點需要明確，中國13億人，我們能開車的人還是少數，第二能開車的人說明我們的經濟狀況還是不錯的，盡管增加了，但是我們看8億農民，國家政府補貼是通過收稅，包括了我們低收入人群收稅，然后再來補貼，其實等于窮人補富人。

　　我跟我的職工說，我說我們這些人都開了車了，那么現在物價上漲，我們付出也增加了，但是跟我們國內的低收入人群比，不能再說什么話。因為我們現在更多的需要考慮到低收入人群，所以在這個方向上來說，有可能開車的這伙人，可能感覺到是增加了。但是，我們看到國家的難度更大，我們能承擔得起的時候，我們要盡量多背一點。那么，對像我們這樣的企業是不是有好處呢？這個增加沒有直接增加到企業的好處，因為這個價值鏈傳遞下去，可能增加了下游企業的成本。我現在給大家報個數，像我們這種國有企業，我利潤的70%07年是交到國家去了，今年變成了利潤的75%。稅率大家都知道是在降低，但是國家收費在增加。你既然是國有企業，你就有這個責任，但是反過來我們不管做什么，都要看是不是打造我們國家的、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我們不能看今天，如果咱們看今天，你可能過了30年回過頭來看我們后悔了。實際上我們早點做，把我們自身的國際競爭能力打造起來的話，對于我們國家有好處，對于我們企業有好處，最終對于我們全體人民有好處。

　　主持人楊帆：接下來的問題是問德勤的James H.quigley的。

　　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對于我們的中國的經濟影響怎么樣？對于美國的影響怎么樣？

　　James H.quigley：毫無疑問，目前的金融危機已經影響到了美國的實體經濟，而且給奧巴馬帶來了信息，這種信息需要正確的決定才能夠發揮作用，我們需要讓它繼續增長。

　　那么，第二個是現在的財政刺激方案在中國得到了批準，那就是4萬億的財政方案，在美國又是一筆很大的刺激方案，我們希望這些方案能夠在經濟中發揮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協調，我們繼續共同合作找到出路，我們的世界是相互聯系的世界，我們在美國達到了痛楚和陣痛，在歐洲也感到了陣痛，所以我們需要重新調整，這個危機對于我們來說是很大的，我們希望我們共同協調共同解決這個。當然，短時間是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的。

　　提問：我想問一下萬科的王總，我想問一下現在的經濟鏈條對于地產市場的走勢關系是最大的，那么多長時間地產可以走出低迷的市場，萬科在這個時期又將運用什么市場策略？

　　王石：當然了萬科有預測，對于市場未來怎么樣，這個價格怎么樣，在這里我不告訴你，但是必須得說點什么呢？我借助這個機會發揮，像中海油是帶有壟斷性的、國有性的、規模性的，他說的市場基本上是跟著走的。但是他有一定的被動性，至于壟斷很多他們是說得不算的，再有一種是像萬科這樣的，這個行業是完全充分市場化的，正是因為完全充分市場化，所以在中國財富排行榜上，無論是前10位還是前100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們占的比重比較大，正因為這一點，他們成為了仇富的對象。中國有一個傳統，突然你很有錢，就對你很敵視。如果中國移動排上去，那么他馬上就下臺了。所以，并不是房地產商黑心、暴利，所以他們的財富比較多。我們知道現在真正的財富上榜最頻繁的是零售業，而不是房地產。再一個是現在中國消協現在投訴最高的，房地產已經降到第四位了，第一位的不是房地產，第二位的也不是房地產，第三位的還不是。但是，為什么對房地產企業的意見這么大，說一談到房地產，說這些都是壞蛋，一打壓就打壓他們。現在又說房地產要怎么樣調整，說現在救也不要救房地產商。

　　像美國過去的50年，盡管是他服務業、高科技占的比重非常大，但是房地產始終是處于一個主導地位的，中國目前也是這樣的。而這方面每年產出的產品，應該給房地產商的發展正正名。比如說當前出現的行業性的問題，房地產這么多年，雖然有一些要炸掉的樓盤，但是總體來說現在是相當好的。

　　所以，如果對他們沒有一些正確的評價，這個市場如何刺激內銷，如何讓老百姓增加他們消費的興趣，是沒有利的。所以，我想在這里借這個機會，談談我的觀點，代表我們的行業說兩句公道話。

　　第二個，應該說過去2年來，房地產價格是高漲的，帶有泡沫的。所以，現在的市場調整是應該的，我覺得調整還沒有到位。但這不是要點，要點在于這兩年市場太好，我們就來造房子，到底造什么適合代表未來的、節約能源的綠色建筑，更適合將來社會發展的產品，應該說我們這個行業做得還不夠。所以，在這個方面，我們行業應該加大力氣給社會上提供更好的產品。

　　中國的城市化還在繼續，如果預計一下，我們剛才預計未來30年怎么樣，過去的10年，中國是1%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我們現在城市化的比例是多少呢？是42%。世界上第三世界國家的平均城市化的比例是45%。也就是說中國目前城市化的比例還低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水平，所以在未來的30年，即使每年1%，到那個時候我們加起來也就72%，也就是整個的城市化進程，對于房地產的需求即使在調整當中，還是有旺盛的需求的。關鍵中國的改革開放是自上而下的，只要上面的政策對路，給一些寬松的，我們不需要什么對房地產進行挽救，不需要，它經營不好就應該破產，但是我們需要有公平的待遇，我們需要有一些比較不扭曲的政策。比如說“9070”，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合理的，但是現在還是這個限制，顯然就不適當了。所以，在政策這么調整，在市場不好的時候，恰好是改革推進的時候。

　　所以，像我們的外國同行講，我們不要灰頭土臉、不要垂頭喪氣、不要焦慮，我們應該看到這個行業在刺激國民經濟和刺激消費當中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色，我們應該振作起來，給市場提供更多更好、更優秀的產品。這是我想說的話。

　　主持人楊帆：房地產對于國家經濟的拉動作用是不容小視的。

　　主持人田溯寧：很抱歉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在結束之前我想念一下我們的嘉賓Stuart L.Hart《資本之過》里面說的，“在一個人的壽命里，全球的人口從20億到80億，這種增長是空前的，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哪一代人能目睹如此爆炸的變化，不言而喻，在未來的10年或者是20年，我們制定的方針、政策和戰略，將決定人類的前途和我們這個星球的未來。從小處說，這是一項令人敬畏的責任，從大處講，它同時也是一次巨大的機遇”。

　　謝謝大家，感謝各位嘉賓參加我們的活動。

　　主持人楊帆：最后我們請各位嘉賓就目前的經濟形勢說一句話。

　　王石：我說了那么多了，我就不說了。

　　王建宙：困難很多，但是我們一定可以可困難。

　　傅成玉：明天會更好。

　　李彥宏：喜歡挑戰。

　　James H.quigley：我們最近的一招就是可持續發展。

　　Stuart L.Hart：我覺得現在會給我們帶來機遇和挑戰。如果是我們真正地抬起頭找那些機會，肯定是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