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覺得他的說法聽起來很樂觀，其實還是比較悲觀的，其實他沒有考慮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如果人民幣升值，也許不要30年中國就可以變成最大的經濟體。所以，展望30年，我們覺得對于這個國家的信心，每個人都是非常高的，不僅是中國人，我覺得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都非常有信心。

　　對于百度這個公司來講，30年之后我就70歲了，我想象一下，也許那個時候我會帶著我的孫子進入百度大廈去帶他逛一圈百度的博物館，告訴他，爺爺當年做百度的時候是這樣過來的，經歷了如何的風雨，最后變成了一個成功的公司，這是我的想象。

　　主持人田溯寧：您想介紹一下您的觀點嗎？Stuart L. Hart先生您能介紹一下您的觀點嗎？

　　Stuart L. Hart：我聽到了剛才我的同事他們講得很好，他們也讓我想到了我們所看到的世界面臨的挑戰，30年之后世界的人口將增長很多，中國的人口也會增長很大，在這里很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給人口提供生活，就是80到90億的人口，而且我們還不會破壞自然，不會破壞環境，是以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方式為他們提供這樣的問題。所以，這是我們人類面臨的最基本的問題。

　　對于我來說，我為什么說中國這么重要呢？那就是中國是一個實驗室，是真正意義上的實驗室。因為通過這個實驗室，我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好處，因為我們要使中國從一個不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到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方式。我們如何可以實現這種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的經濟，對于我來說中國在實現世界可持續發展方面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必須確保這個關鍵的因素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是一個大的方向。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實際怎么去做，對于我來講，這幾年看到的事情，給我們帶來很多的希望，世界上的公司和資本家，他們認識到了他們有一種責任去肩負起這種法律上的責任，去解決大家所面臨的問題。同時，他們去利用好這種商業機會，在這個過程中去發揮他們的企業家精神。實際的情況也是這樣的，我們面臨的挑戰是，我們如何能夠得到清潔的技術和可持續發展的技術，這種技術可以持續下去，而且使得我們中國人和世界上很多的人們，他們在農村地區、全世界他們被邊緣化，這些人他們怎么樣可以享受到世界經濟發展的好處，他們不被邊緣化，對于我們的企業家來說，我們要想到這一點。在過去幾年我們做得很好，那就是我們想到了清潔技術的革命，這既是令人激動的，也是鼓勵人心的。

　　還有一個是我們的企業如何直面那些低收入的人群，并且他們如何理解那些窮人的人口，他們受到貧窮的影響，沒有得到經濟上的好處。我認為這是一個機會，我們利用金字塔底層發展的模式，在美國和歐洲有關于清潔技術，也是有這樣的趨勢。

　　我認為金字塔的底層更多是在發展中國家，但是未來10年或者是30年，機遇和挑戰是并存的。那么，我們要把這種在清潔能源、金字塔底層的清潔能源更好地發展。比如說太陽能或者是水能、生物質等等，這些都是非常小型的。我們認為它們是一個清潔能源，跟我們在現在發展中國家所做的一些行為是起阻止作用的。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些可能會有一些阻止的力量，那么尤其還有一些在農村地區，我們沒有基礎設施，所以我覺得從基礎設施開始，我認為這樣的話中國就能夠從一個世界的工廠變成世界的實驗室。而且，能夠在這方面起到一個領導作用。也就是在綠色發展方面，把金字塔底層的綠色技術先把它商業化，然后在不斷地往上推，所以我認為這是發展的模式。

　　主持人田溯寧：我們知道未來30年預測，可能最容易的就是德勤了，因為我想可能30年之后會計還要存在。James H. Quigley：我認為30年之后德勤如果存在還會更大更好的發展，我們現在的模式可以促進我們的就業機會和促進我們發展，還有利于資本的輸出和配制，同時我們要有共同的語言。我覺得，事實上會計就是我們商業發展的共同語言，而且德勤將會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公司。

　　如果我們看未來30年，我們將會伴隨著中國一起發展，而且對于中國來說，一直會成為中國不斷發展壯大成功公式的一個部分。如果我們看一下30年前，我們只有200個中國的員工，今天我們的員工在中國已經超過了8000多人。我覺得在30年之后，中國肯定會作為德勤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我們在中國那時候的運營，肯定比美國的運營團隊更加強大。而且，我覺得我們的確有一個會計專業服務，還有稅務服務、業務咨詢方面的服務等等，我們將會更加壯大。同時，我們不斷地促進專業的發展，我覺得我們那個時候將會在一個更全球的范圍之內促進這個方面的發展。

　　主持人田溯寧：我們談到中國從世界的制造工廠變成世界的實驗室，我們開始了想象，但是我們的創造力遠遠不如我們的想象力，如果我們想象未來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需要的努力，比我們今天所認知的還要大。如果我們用美國的例子來看，在美國的經濟崛起初期，我們今天的電是愛迪生發明的，所以電是美國人發明的，我們今天的汽車是美國人發明的，我們今天的計算機是美國人發明的。所以，我們能不能想象，在未來30年中國制造要變成中國創造，中國要誕生自己的愛迪生，發明給整個人類帶來光明，能有自己的福特，能創造一個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交通工具，或者可以改變人類獲取知識的方法。這是我們首先需要想的，然后我們考慮能不能有這樣的機會。我們進入下一個話題之前，我們還想問一下王總，我們倆在2年前吃飯的時候，有過一個話題，您談到中國研究院，我們倆在談到美國的貝爾實驗室，也是美國AT&T公司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貝爾實驗室在歷史上培養出了11個還是12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我們今天很多的技術，包括Unix貝爾實驗室支撐出來了，而支撐它強大的支持是什么？是強大的美國AT&T電話公司，所以王總您想建立中國的移動研究院，能夠創造出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我不知道今天這個話題您還有什么需要跟大家分享的嗎？

　　王建宙：對于一個企業來說，當它的規模還是很小的時候，他往往可以模仿人家、拷貝別人，然后通過學習來壯大自己。當一個企業達到了一定規模的時候，如果再去模仿別人，就會變得非常困難了。所以，在今天的情況下，當我們的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的時候，創新應該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兩三年前我跟田總談到，我們中國移動雖然是一個運營者，我們是運營網絡的，但是我們也要致力于R&D方面的工作，這兩三年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步。現在我們的研究院不光是研究我們手機應用的項目，或者是我們的一些網絡監控方面的研發。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云計算等一些新的研發領域，此外我們也涉及到了手機的操作系統的研發。那么，我們希望利用我們運營商的規模和我們最貼近客戶的優勢，能夠在電信行業，特別是移動通信行業的研發方面，能夠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