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陳偉鴻：

　　下面有請提問——

　　提問：我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給Joseph Fuller，第二個問題是給中國企業的這些大佬們。

　　第一個問題是Joseph Fuller說中國應該打開外匯儲備，像韓國、日本這樣的國家去救助全球的經濟危機。我的問題是，中國的外匯儲備很大一部分是中國的這些農民工一分錢一分錢積累起來的，這種時候為什么要用這筆錢去救助這些貪婪的、不負責任的，而且到現在也沒有認為什么是依法的體系和個人，為什么要給他們救助？

　　第二個問題是給中國企業的臺上坐的這些大佬們。中國現在的經濟危機下面受影響最大的是出口型企業，但是很多的企業選擇出口是被逼的。就是中國做企業的都知道，因為我本人也是做企業的，中國的市場在某些條件和情況下非常難做，就是它本身對于企業的生存、利潤都很難很難。所以，很多的企業被逼到了做出口賺錢。就是在中國市場上做可能能夠生存，但是不賺錢，所以被逼出去了。所以，在現在這種情況下，有什么國內應該做的事情可以改變我們的市場環境，讓中國的企業在中國市場好賺錢，我在中國的市場好好做，這樣對于出口的壓力可能反而小了一點。

　　主持人陳偉鴻：謝謝您的兩個問題，時間的關系我們希望多聽到一些問題，所以我們麻煩幾位回答的嘉賓盡量簡潔一些。我們先從Joseph Fuller的回答開始。

　　Joseph Fuller：我不是建議中國用他的外匯儲備去拯救那些西方的貪婪的人和機構。我在說到這一點的時候，就是中國應該加大他的內需和內部的消費，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可以非直接的把這些既有資源重新回到市場上。我不是說要去救這些西方的銀行家。

　　第二點是我們的政府能夠做什么，來幫助中國的企業他們不再那么多的依賴出口市場，而是靠國內的市場，我想國際的金融家們帶來的問題是應該被關進監獄的。但是，對于中國的政府來說，他們要拯救中國的企業家，并且要繼續支持這些企業家去實現中國過去30年所實現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我想，我們要做出專門的努力，來加強中國的內部需求，來滿足中國公民的利益，我想這是中國政府能夠做的最好的事情。

　　主持人陳偉鴻：這個問題的第二個層面是有關于中國企業的，中國企業在我們提問者的眼中，有不少出口型的企業是被逼無奈地做出選擇，那么現在他們的問題我們怎么來解決？

　　寧高寧：我不認為出口是被逼出去的，我覺得是一個市場的選擇。如果說你能出口做得好，你在國內一定也做得好，你國內做不好，你出口也做不好。

　　還有一個是怎么讓中國的企業在中國賺錢，這個太難了，大家都在努力，這個是沒有答案的。謝謝！

　　主持人陳偉鴻：首先要制定一個標準，賺多少錢叫做更好的賺錢，標準出來之后我們再考慮如何達到這樣的目標。還有沒有要補充這個問題的答案呢？

　　柳傳志：在中國的企業怎么賺錢，這是我們所有在座的企業家共同考慮的問題。實際上，中國的企業怎么賺錢，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狀態下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說牛市狀態的想法不一樣，怎么樣做投資、怎么樣做股票、怎么樣做地產。在熊市的時候要考慮我們怎么樣要減少一些損失，作經濟危機的時候考慮又不一樣，現在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必須考慮怎么樣活命，怎么樣不死去。而這個時候往往我們中國的很多企業除了主業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副業和這樣那樣的事，能否把主業保住，能夠把其他的雜七雜八的事丟掉，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這個時候活下去是最重要的，這個時候一定不要用牛市或者是一般熊市的觀念來看待今天的事。今天大家都談到了投資，機會來了我們可以做機會的選擇，但是這個機會的風險也是非常大的。當我們6000點降到4000點的時候我們說機會來了，但是4000點買進去都虧了，4000點的時候說2000點是機會來了，但是2000點買進去，現在已經1700點了，所以又虧了。所以，在腳踏實地的時候，有一些自己的現金，同時增加一些適當的規模和想法，眼睛盯著現金流，看我們是不是可以度過這個危機是最最重要的，而且把自己的主業夯實了。現在有一個優點，是我們的心態不像以前那么冒進了，我們練好內功，把成本壓下去，把不該有的想法丟掉，輕裝上陣是現在為了活命，也是為了今后能夠賺錢的辦法之一。

　　王文京：中國有幾家很好的MBA，你去讀MBA吧。

　　柳傳志：我認為拉動內需本身不是企業可以做的事情，而是政府能夠做的事情，讓老百姓有更多的錢，有好的社保。如果在這個前提下，大家都賺錢，那么能賺多少就是你企業本身的本事問題了。

　　提問：我非常同意剛才企業家的說法，寧總說出口企業不是逼出來的，他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我們當時出口是兩個原因，一個是想向提升自己的產品品質和管理，第二個是國外企業普遍的信用度比較好，國內的企業普遍付款的信用度比較差。

　　我去年年會的時候，最后一個機會逮住了柳總，你們聯想企業欠我100多萬，1年之內沒還，現在還了。所以，我說他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

　　主持人陳偉鴻：到底是不是這樣的情形呢？寧總感覺他說的有道理沒有？

　　寧高寧：您是做什么產品的？

　　主持人陳偉鴻：您自己的企業是出口型的產品嗎？

　　提問：我是去年開始做出口的，我們有兩個項目，一個是做儲備，一個是做終端陳列的物料的。就是賣場的展示貨柜。

　　主持人陳偉鴻：是在國內掙不到錢了是嗎？

　　提問：因為我們的資金壓力比較大，因為我們都是大的客戶，而且付款的程度普遍比較差，所以沒有辦法，為了壓縮現金流只有做國外的客戶。

　　主持人陳偉鴻：寧總的話得罪了一批人。

　　寧高寧：我覺得他說的是國內金融付款條件的問題，就是在國內賣收不到錢。你可能沒有碰到國外的還客戶，收不到錢、找不到人的，國外的客戶壞得更厲害。我也可以舉很多的例子，是出口以后收不到錢的非常多，而且出口以后比如說匯率貶值的，出口以后包括受到安全訴訟的、打官司的，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有好幾個官司在打的。這里面，很難區別一個企業到底是非要出口還是非要進口，或者是做國內市場的問題。

　　比如說收不到錢的問題，這肯定是你自己的問題，如果這個環境之下如果你不能判斷你的客戶，而你非要放款給他才可以收到錢，這說明你沒有競爭力。因為你不放款人家不買。今天好一點，如果幾年前說這個產品我先不收錢，你先拿走，非常好賣。如果說今天不行，你得先給我多少錢，或者是你先付款再賣，就有問題了，就賣不出去了。如果企業里面改變了付款條件，那么整個企業的經營狀況完全不一樣了。

　　如果說今天金融危機了，如果說有現金流問題了，如果我們哪個企業說今天我第一個改變了我的付款條件了，就是必須拿現金來我才賣貨給你。如果你們企業還能賣出一部分貨，說明你們有競爭力了，如果不是你就變成了變向的銀行了，別人本來就沒有錢，別人想占你的資金來買東西，這你就有問題了。

　　我剛才說企業里面有很多壞的盈利和好的虧損，為什么這么講呢？這個壞的盈利，比如說通過制造應收款來制造盈利，通過制造存貨來制造盈利，通過制造炒賣來制作盈利，這是非常多的，因為企業的盈利不好，馬上開始調整了，這就是壞盈利。為什么是壞盈利，因為你沒有競爭力，所以你不敢說我要先收錢。所以你是怪人家不給你錢，你本來就是錯的。

　　主持人陳偉鴻：謝謝寧總。你可能覺得委屈和不服，但是你要看出寧總的一片真心，他幫你想了那么多招要錢，希望你的錢可以很快要得來。

　　提問：首先我的立場很明確，我很支持這位先生的話，寧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我要提一個觀點來反對他。

　　比如說您作為中糧的董事長，現在有一家浙江的中小企業，給肯德基全球提供刀叉的這樣一個小企業，假如您的下屬企業也有這個需求，您用多長的時間可以決策明天你中糧可以供貨。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答案您是答不出來的，肯德基的產品展示、銷售、做決策，2個月之內交貨沒有問題，但是我們中國的大中型企業沒有半年是談不下來的。所以，國內的市場難做是一個客觀的現實，并不是我們中糧不行，也有很多政策上的東西。

　　鮑爾森2005年到中國來的時候，敦促中國的政府要把人民幣升值，那個時候認為能升10%就不錯了，但是3年之后我們兌美元的匯率升了20%，中國所有的企業，做鞋子、牙刷的是10恩%，包括我們做電腦的你們的毛利率是25個百分點。所以，2、3年之內，20%我們人民幣兌美元的變動，我們已經抹煞了一大批企業。

　　還有我們的出口退稅，還有今年年初和去年，整個央行人民幣的利率的提升和幾次貸款利率的下調，這是在今年上半年又連續兩次下調，再往下走我們要求我們的企業綠色、環保趕一個國際的時髦，資本市場我們的印花稅下來。這些東西加到任何一個民營企業，必死無疑。

　　主持人陳偉鴻：但是這樣的問題，臺上任何一個企業家都無法正確回答，因為政策不是他們制定的，他們也在遭受著困惑和左右搖擺。

　　劉永好：北京市政府準備下調社保資金，我覺得這個信號非常好，我想在座的企業絕大多數都覺得是好事。我們確實要向西方學習，我們要走現代化的道路，我們要和諧發展，這非常好。但是，西方走了200年的路，我們要在最近2、3年就要趕上，很多人都覺得是不是太快了一點。所以，現在很多的民工下崗了、回家了，那么他們在農村搞養殖業，做鄉鎮企業，而這個時候他們要搞社保，他們要交老保，他們的壓力估計會更大。實際上，這樣做本來是好意，但是最終導致了更多的民工失業。

　　柳傳志：政府把稅收錢的2%、3%給員工做社保，我覺得這個很好。

　　劉永好：這個建議非常好，實際上我們國家的稅收那么多，把稅收的一部分拿來做社保，或者是其他的印花稅、關稅做社保，這個效果非常好。現在實際上一方面是外面金融風暴的影響，另一方面國外企業對于國內企業的壓力越來越大，假設可以調解一下，我認為就好過得多了。

　　柳傳志：去年談的時候，我記得談到了有關《勞動合同法》的問題，當時因為我們自己是一個比較大的企業，我覺得我們現在承擔的遠超過了國家《勞動合同法》的要求，所以其實并沒有什么問題。我只是在說，小企業遇到了以后會出現什么情況。實際上，今年廣東有一批企業活不下去了，說明他本身不是想把那個錢拿來擱在腰包了，他根本就活不下去了。如果對其中某些給員工的優待、厚待都是很應該的，如果政府還是從相對比較高的稅收里面拿出一部分的話，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因為歐洲的某些稅收相對比中國高一些，但是他們的社保做得很好，所以反而沒有什么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如果政府這部分的錢，可以直接地發到老百姓身上，就可以解決很多很多的問題。像你剛才說的，社保的問題可以很好的解決，刺激國內消費的問題也可以很好的解決。這些都不是我們企業本身所能夠解決的問題，是一個大的環境要解決的問題。

　　劉永好：這方面因為中國太大了，各種企業的所有制不同，我們林總的央企更有底氣，我們的小的民營企業出口的時候壓力很大。所以，這次的風暴調控，我估計我們的國有企業的比例會上升，而且這4萬億最終的結果是，國有的比例提升了，民營的比例在一個或多或少的階段會減少一些。

　　另外，我要談的是，現在我們國家企業的大小、企業的性質、企業的種類非常多，那么有一些鄉鎮企業、有一些個體戶，他只有3、5個人，在當地找一些人做應該做的事，但是這些人照樣要做社保等等，所以他是做不起來的。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能夠區別對待是比較好的，就是對于比較大的企業，我們堅決、嚴格的按照一個標準來做，對于中小的企業，我們標準是不是可以適當地放寬一些、調整一些。對于鄉鎮很小的企業，我們對于社保和其他的一些要求，是不是可能又不一樣，這樣實際上更符合我們國家的現實。而且，也有利于解決我們廣大的農民工的就業的問題和解決城市的失業率有所提升的問題。

　　主持人陳偉鴻：其實大家都看出來了，今天我們現場的各位嘉賓，包括了臺下與我們現場互動的企業家們，都在從不同的層面關注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我們中國企業的發展和應對之道。

　　其實，我想無論是經濟的周期調整，無論是突然到來的金融海嘯，中國的企業就在一夜之間都被擠到了一個平臺之上，這個平臺可能是我們從前沒有遇到的，它是在金融大戲突然開幕之后，我們突然發現原來我們也在這個劇場里，我們也在這個舞臺上，你來不及考慮這個劇是怎么開始的，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它從美國金融市場的獨播劇，變成了全球的連續劇。你來不及想誰是導演，誰是演員，你已經生存在聚光燈下了。

　　我們希望給大家一個生存的啟示，希望明年再在這里相聚的時候，你可以很有信心地告訴我們，我可能不是這個舞臺上最漂亮的，也不是服裝最華麗的，但是我是這出劇當中最出色的一位。

　　王文京：我聽偉鴻的話馬上要結束了，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小的時候聽到的故事。小的時候我聽大人給我講過這么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財主，要考驗兩個人，在一個很寒冷的冬天，能不能度過一個晚上。怎么考驗他們呢？大學紛飛，讓他們待在一個房子里面，只穿褲衩和背心，沒有大衣和棉襖，有兩個人在那里，有一個人只穿了褲衩和背心，沒過1個晚上就挺不過去了，就是沒過2個晚上。我們現在講過冬，已經確確實實到了這個時候。如果是1年以前我們還可以加棉襖，但是現在很難加棉襖了，只有是在不可能加衣服的情況下怎么過。另外一個人怎么過呢？他發現房間里面有一塊石墨，他就抱著那塊石墨來回走，抱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挺過去了，他存活下來了。

　　我想給大家分享這樣一個故事，謝謝！

　　主持人陳偉鴻：這樣的故事也希望能夠增添大家的一些信心，并不是所有的寒冬就意味著所有的人都挺不過去，我們在場的很多企業家，他們會有很多的經驗和智慧的分享，今天可能僅僅是一個開始，大家都延佑圍巾，但是畢竟我們還有兩天的時間，有更多的機會，可以不斷地來碰撞大家對于過冬的看法，對于把握下一輪繁榮先機的看法。我們在這里希望大家有信心，但是這個信心不是空談，而是來自于自己對于環境的清醒的判斷和認識，還要審時度勢，我們在此暫告一段落，讓我們感謝現場的來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