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目前的資本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的來臨與挑戰》論壇綜述

　　今年是董輔礽先生離世三周年及董老誕辰八十周年。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董老在他的最后一次演講中，冷靜明確地提出了他的論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市場效率。董老的這一論斷與理論總結，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具備非常現實而重要的指導意義。

　　7月29日，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聯合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專家學者，以及一部分實業界人士，齊聚董老曾經學習、生活和工作過的城市武漢，就如何正確認識判斷我國的資本市場，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討交流。現將此次論壇的主要觀點分述如下，以饗讀者。(以上，傳媒記者可增注“編者按”)

　　我國的

證券市場走進了新時代。2005年的股改啟動發出了市場轉折的信號，2006年制度變革順利推進，2007年則證實著證券新時代的來臨。主要有四個標志：一是股改作為中國證券市場創立以來最大的校正制度缺陷的工程，勝局落定；二是代表國民經濟主流的大盤藍籌股，得以登陸并回歸，股市作為經濟晴雨表功能，正在逐漸顯現和增強；三是機構投資者日益成為證券市場的中流砥柱，帶來了不同于散戶投資者的投資理念與長期眼光；四是資本市場的市場環境得到空前凈化。

　　有效的市場是資源配置高效率的基礎。

中國經濟在過去28年中已經取得了長足發展，但資源配置效率卻一直處于十分低下的水平，中國用相當于全世界35～40%的

能源與資源創造了僅僅4%的經濟總量，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經濟發展的效率之所以過低，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國的資源配置機制和體制還沒有真正轉到現代市場經濟的軌道上來。作為資金分配主渠道與資源配置主機制的銀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經濟資源的流速、流量、流向與流程，政府控制了銀行與銀行信貸，也就控制了整個社會資金與整個經濟運行，但中國現階段的銀行體制在主體上還是舊的，導致了社會資源分配和配置與市場運行間發生嚴重的錯位與巨大的尋租空間，使宏觀經濟總是處在過度收縮與過度擴張的循環之中，經濟運行弊端叢生。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發展與中國資本市場規范化程度的提高，由幾家銀行的少數人來決定整個國民經濟走勢走向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正在進入由資本市場來承擔資金分配主渠道與資源配置主機制的資本時代。有效的市場必須是市場內生變量起主導作用的市場，必須是市場預期明確的市場，必須是交易成本盡可能低的市場。

　　股市失衡主要是因為供給的行政管制。目前出現的股市供求失衡、市場過熱現象，并非市場自行作用的結果，而是在需求發生大幅變動后，過時和過死的供給管制滯后反應的結果。如果把對供給的行政性壟斷和管制導致的過熱誤認為是市場供求本身的結果，認為政府只應和只能袖手旁觀，或者認為政府就該用強力手段干預，都是很大的錯誤。當前政策上最需要的，既不是新的干預，更不能是袖手旁觀，而是撤消或減少現有的行政干預，讓市場穩步消化和健康發展。很多專家強烈呼吁，政府監管部門應盡量及時地、市場化地開通上市公司再融資渠道、私募基金、產業基金、投資信托基金、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等。我國資本市場持續繁榮和健康發展的堅實基礎與正確軌道應該是：貨幣流動性的及時準確吸納、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轉變、資本市場突顯對于國民經濟的巨大推動力、廣大投資者分享經濟增長的剩余。

　　正確認識資產價格泡沫。虛擬資本再神奇，也不能脫離實體經濟。近年來，人民市升值和世界經濟處在一個貨幣流動性過剩周期的高峰階段，使一些人誤認為中國經濟和社會也進入了一個錢多的用不出去、過多的貨幣追逐有限資產的時候了，而常常忽略這不過是外部環境的一時有利和我們自己的體制缺陷相結合的假象，忘記了我們只是一個人均GDP僅2000美元的低收入欠發達國家；中國是一個還處在工業化中期和城市化初期的發展中大國，還不能與那些已經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主要階段、曾經歷過資產價格泡沫并破裂的經濟大國或經濟實體相比。中國從整體上說不是處在供應過剩、需求飽和的后工業化城市社會，而是經濟亟待發展、民生亟待改善、生態環境亟待恢復保護的資金稀缺的階段。

　　貨幣政策的需求效應在減弱。中國宏觀經濟已經保持了28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使中國經濟社會具有了過去(包括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史)所不能比的特殊特點。中國經濟增長中的貨幣政策的特殊性面臨著一種特殊的失衡背景，對貨幣政策的方向選擇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總需求政策的方向選擇都產生了一定的困擾。現實的通縮壓力與未能通脹預期壓力并存，緊縮性貨幣政策力度減弱且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抵消；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固定資產增長過快的目標實現程度受到了嚴重削弱；中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對控制流動性過多的作用程度有限；國際收支失衡使得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也大大降低；內需不足使經濟對出口依賴增大，投資需求增長不能完全吸納儲蓄，形成惡性循環。如今年上半年CPI上漲3.2%，6月份同比上漲4.4%，是一個似乎刺目的數據，但可以看出，此一輪的物價上漲主要是結構性的上漲并推動了整體，而利率卻恰恰是用來調控總量的，用調控總量的貨幣政策手段去調節結構性問題，往往會收到適得其反甚至南轅北轍的效果，結構性的矛盾必須通過結構性的經濟政策來調節。我國是不是應該系統地開始注意和強調貨幣政策的供給管理，當然也包括財政政策的供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