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0年前，當華夏九州中大多數區域還處于蠻荒時期之時，河南已經有了優越西方1000多年的農耕文明，發達的農業也催生了一個個富可敵國的商業都會。

　　不過，真正讓古代豫商步入強盛的卻是處于封建社會發展頂峰的北宋，以“開土封疆”而得名的宋都開封，在公元10世紀是當時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商業最發達的國際大都會，著名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如實記錄了汴京商業繁榮的景象，打開畫卷，至今還能感受到當年那種質樸的商業喧囂。

　　盡管中國現代意義上的豫商起步比較晚，但這個時期的豫商對新生活充滿了無比憧憬，只不過還是散兵游勇的生活，頗有點流浪藝人的感覺。而之后的數年間，漂泊的河南人就這樣以一種半農民化半無產化的土樸風格出現在全國人民面前，也是這種等同于“雜貨鋪老板”的形象成了商業沸騰下豫商的新印象。

　　然而，2001年前后，各種妖魔化河南人、丑化河南人和挖苦河南人的“段子”在全國甚囂塵上。同一時期，《南風窗》的記者石破寫的《為什么偏偏是河南商人》將對河南商人的質疑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認為：

　　在任何地方、任何時期，一個商人要想成功，有兩個方面的素質缺一不可：一是要具備較為全面的基本素質；二是要有較高的專業化程度。河南商人偏偏在這兩個方面都稍遜風騷，所以河南人經商往往難成氣候。實際上，河南的商業文化底蘊并不豐厚，河南人經商意識的落后、遲鈍，經商手法的陳舊、單一，以及時不時冒出來的小農意識和急功近利等心態，都在制約著河南商業的發展，也妨礙著河南人成為出色的當代商人。

　　石破的話語之中雖然可能有些以偏概全與偏激，但卻一針見血，扎在了豫商的痛處。在經歷了創業期的感性青澀之后，河南商人需要的是走向理性的堅韌。

　　如今，對河南商人來說，面對一個日益加速變化的世界，既要面對中國本土或外來資本的沖擊，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與中國商人面臨著同樣的變遷——如何在新經濟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孕育企業發展的新動力。

　　2003年的中國依然沒有出現杰克•韋爾奇這樣的商業天才，但聰明的河南商人正試圖從范蠡、計然、白圭、桑弘羊等古代豫商那里找回他們的自信。既然日本人能把《孫子兵法》視為企業成功的法寶，河南商人為什么不能從先祖那里得到啟示呢？

　　我們為正在變化中的河南商人的雄心勃勃致意，我們等待著他們更強大，企盼著他們更卓越。當然，我們也時刻準備著為他們的成長而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