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4日上午10時，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介紹中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有關情況，闡述基本立場，并答記者問。

　　郭衛民：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

　　氣候變化是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挑戰。近年來，國際社會對此十分重視，中國政府也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今天正式對外發表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大家可能已經拿到了。為此，我們今天很高興請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向大家介紹中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有關情況，闡述中國政府的立場，并回答大家的提問。下面，先請馬凱主任做簡要介紹。

　　馬凱：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要求各締約方都要制定、執行、公布并經常更新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根據中國國情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以及履行《公約》的義務，按照中國國務院部署，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17個部門，組織了數十位各個領域的專家，歷時兩年編制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經國務院批準正式頒布實施。

　　這一方案是中國第一部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發展中國家頒布的第一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方案的頒布實施，彰顯了中國政府負責任大國的態度，將對我國的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產生積極作用，也將對世界應對氣候變化做出新的貢獻。下面，我愿意就氣候變化的有關問題回答新聞界朋友們的提問。

　　郭衛民：

　　馬主任作了簡要的介紹，下面開始提問，大家提問時請報一下所代表的新聞機構。

　　中央電視臺記者：

　　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中國作為排放大國，它的排放情況，尤其是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態度為各方所關注，甚至有的國家認為中國要承擔量化的減排指標，對此您有什么評價？

　　馬凱：

　　氣候變化問題確實越來越為國際社會所矚目，甚至是逢會必談，這不是偶然的。關于氣候變化問題，雖然對氣候變暖的程度、成因、主要責任以及解決問題的路徑等方面，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同看法，但是主流觀點已趨于一致，至少形成了以下四點共識：

　　一是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二是氣候變暖對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生存、發展的環境已經產生了嚴重后果；

　　三是氣候變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響以外，與人為的活動特別是與使用化石燃料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密切相關；

　　四是氣候無國界，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必須依靠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

　　中國政府歷來重視氣候變化問題，愿意與世界各國為應對氣候變化、減緩氣候變暖共同努力。至于剛才記者朋友所說，有些人提出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要不要承擔量化的減排義務的問題，要正確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首先正確認識氣候變化問題的實質。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實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前年的G8+5的會議上有個著名的論斷：氣候變化問題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它是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也要通過發展來解決，因此，歸根結底是發展問題。這個論斷是非常正確的。

　　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是，從人類歷史上看，發達國家在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無約束地、大量地排放了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我這里有份資料顯示，從工業革命開始到1950年，人類由于化石燃料燃燒釋放的二氧化碳的總量中發達國家占了95%；從1950年到2000年的50多年中，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仍占到總排放量的77%。因此，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也理應承擔主要的義務。目前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工業化，有條件進一步減少排放，也有經濟實力、有義務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歷史累積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當前的首要任務依然是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因此，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理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發展空間。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歷史事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這個原則是客觀的，也是公正的。如果不顧歷史事實、歷史責任，不考慮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借氣候變化問題不適當地即過早、過激、過高地要求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一樣承擔量化的減排義務，從而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限制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顯然是不客觀的，也是有失公允的。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國際社會應當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并為其發展留出一定的排放空間。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所帶來的后果，遠比氣候變化帶來的后果更為嚴重。

　　當然，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雖然不承諾量化的減排指標，但不等于我們不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和責任。減少排放、保護環境是我們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要求，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中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不能再走高消耗、高排放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而是要走出一條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高產出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努力實現經濟發展和保護環境“雙贏”的目標。這本身就是對世界可持續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貢獻。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MP2記者：

　　去年中國沒有完成確定的節能減排年度指標，專家們分析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任務是一些省通過行政命令提出的，《國家方案》里有沒有什么市場機制來鼓勵地方完成它的減排任務？有沒有把減排任務和干部考核掛鉤的制度？

　　馬凱：

　　應對氣候變化，節約能源、減少排放，必須采取綜合措施，包括經濟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把節能減排任務作為約束性指標，分解落實到各個省區市和有關的能源消耗大戶，這是一項行政措施，但是完全必要的。同時，我們更注重運用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在法律手段方面，頒布了環境保護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這對于把節能減排工作任務落實到每一個單位起到了積極作用。我們還注重運用經濟手段，比如，正在逐步理順資源性產品的價格，使它能夠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程度，一方面可以鼓勵能源生產，另一方面可以限制不必要的消耗。在財稅政策方面，對于節能技術、節能產品的推廣應用，也出臺了一系列扶持措施，目前正在落實之中。另外，各地政府都普遍把節能降耗約束性指標完成情況作為考核干部的一項重要指標，而不能單純地只看GDP的增長。

　　合眾國際社記者：

　　你好！我想問一下，今天的《國家方案》的履行成本是多少？你們有沒有相應的預算去支付它的成本？您能不能介紹一下有哪幾大塊的措施是花錢的？

　　馬凱：

　　無論是減緩氣候變化，還是適應氣候變化，都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但是，我們覺得再大的成本也是值得的，早投入、早治理比晚投入、晚治理，花費的成本要低。

　　至于到底要花多少錢，我們的看法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過程與實現可持續發展，構建資源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同一個過程。也就是說，如果從手心來看，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要節能減排；從手背來看就是應對氣候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是另外拿出多少錢去應對氣候變化，而是與我們整個國民經濟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同步進行，而不是割裂開來。

　　香港鳳凰衛視記者：

　　馬主任你好，眾所周知，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世界第二，有人推算到2009年，這個排放量有可能超過美國，有可能是世界第一，您對此怎么看？謝謝！

　　馬凱：

　　毋庸諱言，今后在某一個時點，中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可能會超過美國，但是具體在哪一個時點，剛才記者朋友問是不是2009年？這是專家依據不同的條件作出的預測，還有待證實。但是，在比較中美之間、不同國家之間溫室氣體的排放水平時，必須有正確的方法論，必須歷史地、客觀地、全面地分析。

　　首先，不能只看總量，還要看人均排放量。人口規模對一個國家的排放總量影響至關重要，一個人來到世上，不但要吸進氧氣、呼出二氧化碳，更為重要的是他的衣、食、住、行、教育、各種文化享受，都要消耗能源，相應地都要增加排放。因此，人口大國與人口小國在排放總量上有不可比的因素。中國即使某一年排放總量超過了美國，由于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屆時人均排放量也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

　　其次，不能只看當前的排放量，而且要看歷史的累積排放量。從1903年到2003年，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達到了28.3%，中國同期只占7.6%。這個數據跟我前面舉的數字一樣，不是中國的數據，而是美國長期研究氣候變化的一個國家實驗室的數據。

　　第三，不能只看排放的數量，還要看發展的階段。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強度是不同的，呈現出一種倒“U”字型變化。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排放強度是增加的趨勢，實現工業化以后就開始減少。過去一百多年里，美國已經實現了工業化，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中國正處在工業化過程中，消耗的能源較多一些，排放的強度也大一些。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有其客觀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國是如此，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

　　第四，不能只看本土排放，還要看轉移排放。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一國生產的產品要在多國消費，一個國家又要消費多個國家的產品。生產、出口高耗能、高排放產品的國家，要承擔本應在進口國排放的二氧化碳，而進口、消費這些產品的國家，在他們的排放總量的計算中，就沒有計算這部分產品的排放量。目前，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發達國家是處在產業鏈條的高端，服務業發達、高科技發達，相應它的能源消耗和排放也相對小一些。而發展中國家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生產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產品，表現在本土排放量就大一些。中國去年凈出口鋼材2500多萬噸、焦炭1400萬噸左右，還出口了大量的機械產品等，其中都包含了相當數量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這些都相應地增加了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減少了進口國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對不同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比較時，這一因素應該給予充分考慮。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

　　馬主任，政府現在對綠色GDP的概念持什么立場？什么時候會正式實施？剛才您提到用環境保護來考核干部，請問政府在考核干部的時候這個比例有多高？我們了解到，之前廈門的PX廠因為有民眾抗爭，最新的消息是說緩建了，不知道最新的情況如何，是決定停建還是緩建？

　　馬凱：

　　綠色GDP指標體系，如果能編制出來，這是一件好事，有利于轉變單純追求GDP的陳舊觀念。但是，這里面有很多技術問題、科學問題需要研究。目前國家統計局、環保總局正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我們希望，在各方面專家的努力下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指標體系。

　　至于節能減排在對干部的考核方面權重有多大，如果說定量的分析，恐怕一時很難回答。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各級政府越來越重視節能減排工作，并把它作為考核干部的一個重要指標。

　　關于福建PX項目，廈門市政府已經正式宣布先暫時停止建設，將進一步聽取廣大群眾及各方面專家的意見。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

　　今天我們看到這份《國家方案》的發布，可以說表明了中國政府對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視，也可以說是一個標志。我想問，在未來幾年，中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方面還將采取哪些新的舉措？要達到什么樣的目標？謝謝！

　　馬凱：

　　關于要采取哪些舉措和達到什么樣的目標，今天發布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已經做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概括起來說，就是“一個結合”和“兩面推進”，這是貫穿《國家方案》的一條主線。

　　“一個結合”，就是要把應對氣候變化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創新型國家緊密結合起來。“兩面推進”就是要一手抓減緩溫室氣候排放，一手抓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減緩”主要就是控制增量，盡可能少排放一些。“適應”就是對已經引起的氣候變化要提高適應能力，防災減災，把其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在減緩排放或者是控制增量方面，主要是三個途徑：一是少排放；二是多吸收；三是再利用。二氧化碳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燃燒引起的，要“少排放”，就必須節能，節能是最大的減排。中國政府提出到2010年單位GDP能源消耗下降20%左右，同時還要調整能源結構，盡可能少用化石燃料，多生產一些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國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還不到7%，到2010年將提高到10%，到2020年將提高到16%。通過這些措施可相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多吸收”，最主要的是植樹造林，因為森林可以在光合作用下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十一五”規劃提出，到2010年，全國森林覆蓋率要提高到20%。

　　“再利用”就是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對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沼氣等回收利用，變廢為寶。這也是一條重要途徑。

　　華爾街日報記者：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希望你澄清一個內容，就是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出到2010年達到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減少10%，這里的主要污染物似乎是指二氧化硫和其他一些氣體，似乎沒有包括二氧化碳，請您證實是否是這樣的？第二，您剛才說美國有一個更長時間的發展和排放的歷史，但這是過去，我們現在要著眼于未來。中美是不是陷入了一個毫無意義的相互指責的游戲，美國會說中國是一個排放大國，而中國沒有采取減限排措施，所以我們也不減限排；而中國也會說因為美國是一個排放大國，美國不減排，我們也不減排。而在兩個國家相互指責的過程中，所有人都會遭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后果，比如說春天氣溫過高，上海會被洪水淹沒等等。您剛才說得對，美國有更多的資源、更多的手段減緩氣候的變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失去的會不會更多呢？

　　馬凱：

　　中國政府提出的到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減少10%，指的確實是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COD)。但是，也應當注意到，中國政府同時提出了單位GDP能耗要降低20%左右。能源消耗特別是化石燃料的消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大體上占到二氧化碳排放的75%左右。從這個意義上講，節能就是最大的減排，節能相應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我們認為，中美兩國都是能源的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相應地也都是排放大國。在能源安全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我們面臨著共同的挑戰，也有著許多共識。

　　今年5月，美國提出了一個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倡議，這個新倡議表明了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態度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比如，新倡議認為，氣候變化和發展經濟密切相關，應對氣候變化不應當影響經濟的發展，強調技術進步和技術轉讓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性作用等。這些都是一些積極的態度。對此，我們表示歡迎。

　　但同時我們認為，美國的新倡議應該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有益補充，而不是替代；在新倡議中，應當體現上述公約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新倡議的某些具體的內容，也有待與世界各國進一步溝通和磋商。

　　我們和美國之間盡管存在分歧，但是我們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已經開始了，而且必將繼續深入下去。比如說，美國和澳大利亞所倡導成立的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伙伴計劃，我們就是成員國之一。還有甲烷市場化伙伴關系，我們也參加了。前不久，我在隨吳儀副總理到美國參加戰略經濟對話的過程中，還單獨和美國能源部長博德曼先生和農業部長、環境署署長進行了深入探討。我們馬上就要簽署一個關于共同開發利用非糧原料為主的生物質燃料的計劃，這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降低碳排放的積極措施。我們愿意本著求同存異、務實合作、實現共贏的原則，繼續加強與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也愿意繼續加強與其他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

　　中國新聞社記者：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在其快速發展過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資源，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增加得非常快。對此，有人就評價說，中國已經成為影響全球氣候的主要威脅，對此您怎么看？第二，《國家方案》中也提到，中國為溫室氣體減排作出了很多積極的努力，在各個領域都提到二氧化碳的減排數字，到目前為止，中國二氧化碳減排的總量是多少？

　　馬凱：

　　近幾年，關于“中國能源威脅論”的言論很多，但是現在好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環境威脅論”。對此，我覺得最有力的反駁是用事實說話。這里，我舉三組數據：

　　一是中國的歷史累計排放量少。從1950年到2002年的50多年間，中國化石燃料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同期累計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國排放的份額更少。

　　二是中國人均排放水平低。國際能源機構統計，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國是3.65噸，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87%，為OECD國家的33%。1950—2002年，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位居世界第92位。

　　三是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彈性系數小。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統計測算，1990年到2004的15年間，單位GDP每增長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長0.6個百分點，但中國僅增長0.38個百分點。

　　面對上述事實、三組數據，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沒有人說那些歷史排放量多，人均排放量高，排放彈性系數大的國家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威脅，反而說歷史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排放彈性系數小的中國構成了主要威脅，這顯然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正的。

　　相反，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保護全球的氣候系統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是重要的積極力量：

　　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每萬元GDP能耗下降了47%，等于節約了8億噸標準煤，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8億噸；

　　1980—2005年，中國通過植樹造林、森林管護等又凈吸收了50億噸的二氧化碳；

　　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少生了3億人。按2004年的標準，世界人均年排放二氧化碳4噸，少生3億人就等于中國去年少排放了12億噸二氧化碳。如果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去年就不是13億人，而是16億人，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就要多出12億噸。這是中國對控制世界人口增長和應對氣候變化作出的積極貢獻。

　　路透社記者：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您剛才說了，中國對于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同等重視，就氣候變化的減緩而言，中國有沒有一個自己設定的目標，認為如果氣候增溫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對全球的氣候系統就是不安全的？歐盟提出了一個強硬的指標，升溫不能超過2攝氏度，中國是否支持歐盟的目標，中國是否有自己可以承受的上限？第二，您剛才說中國是否不愿意承受某種形式的減限排的目標，去年年底中國發布的國家氣候評估報告里說可以接受某種形式的減限排的目標，這個時間限是到2050年，我想問的問題是，你是否愿意考慮更早的減限排的時間點，早于2050年？如果中國不接受絕對的減排目標，是不是愿意考慮一個相對的減排目標，包括降低能耗？

　　馬凱：

　　剛才，我實際上回答過這個問題。我們雖然沒有設定具體的二氧化碳的減限排目標，但是我們對于整個能源節約的目標是明確的。通過節能，就相應地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關于歐盟提出確定2度為氣溫升高的限值，我覺得其出發點有積極的一面，它是再次表明歐盟愿為應對氣候變化做更大努力的宣示。但是，目前是否要確定2度為氣溫升高的限值，恐怕還沒有確切的科學依據和可靠的可行性研究，仍是一個待研究的問題。特別是在沒有明確的研究說明2度的經濟社會含義以及可能給各個國家發展帶來何種影響的情況下，還有必要請專家繼續研究、論證。

　　至于剛才說到中國是否承擔減限排量化指標問題，我前面也已經回答過了。總的立場是，中國不承諾量化的減排目標，并不等于中國不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因為保護環境、減緩氣候變化和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是中國實現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我們要自加壓力，努力節能減排，既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為世界應對氣候變化作出積極的貢獻。我再一次重申，過早、過激、過高要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一樣承諾量化的減限排義務，是不公允的，是不能接受的。

　　挪威國家廣播電視臺記者：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提出了要開展技術轉讓和合作，您對中國現在接受來自其他國家的幫助是否感到滿意？

　　馬凱：

　　這位先生提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我們一直認為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無論是減緩氣候變化，還是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都離不開科技進步。所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特別規定，發達國家不但要率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且也有義務提供額外的資金和技術，支持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公正的。

　　現在發達國家在資金、技術轉讓的某些方面已邁出了一些步伐，比如，清潔發展機制方面已取得一些進展，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轉讓了一些技術。對此，應加以肯定。但總體上看，我覺得還是“雷聲大、雨點小”，“說得多、做得少”。我們希望發達國家按照《公約》的要求，采取更加務實的合作態度，拿出更多的資金，轉讓更多的技術，支持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愿意遵循國際準則，加強與發達國家的廣泛合作。

　　法新社記者：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剛才您說過中國要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國要避免那些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所犯下的錯誤，我想請您具體解釋一下這個可持續發展的具體含義是什么？在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中，中國的發展是不是可以算得上是可持續的？中國是不是已經犯下了發達國家所犯的錯誤？比如說在環保方面，是不是中國如果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中國的水體和空氣就不會受到污染？第二個問題，關于全球石油生產，中國政府是否認為全球石油的產量已經達到了一個峰值？如果中國政府認為是這樣的話，中國政府將采取怎樣的措施？中國政府認為目前的局面會對中國的發展和政策產生什么影響？

　　馬凱：

　　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是我們不可動搖的選擇。為此，中國政府從“九五”計劃就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要走出一條投入小、消耗少、能循環、可持續、科技含量高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這方面，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效。如果新聞媒體的朋友們能夠到中國一些省市、基層去廣泛了解一下，就可以看到這些方面的積極變化。盡管我們現在在環保、節能方面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如果沒有中國政府堅定的態度、明確的思路和巨大的努力，可能氣候變化問題、環境問題要比現在嚴重得多。盡管實現可持續發展、大力節能減排困難很多，但是，我們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而且一定能夠取得明顯的成效。

　　至于全球的石油供應和需求情況，我們總的看法是，目前世界石油的供需還是基本平衡的。謝謝！

　　郭衛民：

　　今天的發布會到此結束。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