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延龍 重慶、成都報道

　　這樣兩座城市，有太多的故事說不清楚——成渝民間的口水戰，看似彼此都認真得不得了，都能挑出對方的一大堆缺點，而在通曉世事者看來卻像是兄弟間的離合。

　　其實彼此都明白，誰都離不開誰，最在乎重慶的是成都，最在乎成都的也正是重慶，“合則兩利，分則兩害”，雙方政界、學界都有這樣的共識。但雙方卻總像是在賭氣，咽不下這口氣向對方服輸。一位研究成渝合作的重慶學者就曾這樣反問記者，“為何叫成渝經濟圈，為什么不把重慶排在前面？”

　　斗氣總有終結之時，合作和競爭并不相悖，當兩座城市的命運被“新特區”正式綁在一起，你才發現原來當初的擔心都是多余的——正好像初春的一樹青果子，夜來風雨，叫人擔心著，曉來望去，卻發現有些熟了。

　　“恩怨情仇”

　　生活中，許多重慶人都有幾個成都朋友，而成都人也往往隔三差五地去一趟重慶，看望好友或者親戚。成都人都承認，重慶人豪爽、耿直；重慶人也大都認為，成都人溫和、細膩。在某城市論壇上，市民性格的差異被好事者概括為“重慶文化是一種雄性文化，成都文化是一種雌性文化”，引起巨大紛爭。

　　也許，兩地市民的性格也恰好代表了兩個城市的性格。巴山蜀水，巴人出武將與勇士，蜀中多文人與謀臣，一個粗獷，一個細膩；一個濃烈，一個淡雅。如果說重慶的朝天門代表的是寬廣的碼頭文化，那么成都的都江堰代表的則是深厚的農耕文明。

　　來重慶首先應該到朝天門，在那里可以看見重慶的輪廓”。朝天門廣場面向滾滾東去的江水，碑上銘刻的《朝天門廣場賦》中有這么幾句話，或許可以一睹這座城市的性格與抱負： “貫六峽兩江之匯，率九宮八卦之冠，總扼西南之樞紐，遙牽吳楚之群船。”

　　許多重慶人很惱火被誤認為四川人的說法， “我們不是四川人，都直轄10年了，你還認為我是四川人，只能說明你無知。”羅大佑成都演唱會時，重慶當地報紙曾經刊登過這樣一則廣告： “作為重慶人，你可以不喜歡成都。但作為羅大佑的歌迷，你可以去成都觀賞這場演唱會。”

　　那么，作為重慶人，為什么要不喜歡成都？ “這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民間情緒，有一定的歷史淵源。”重慶市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所所長李勇說。

　　“重慶為成都白打了幾十年工”，成都一直為四川省會，素有 “得成都可安四川”之說，成都近代的繁華程度為重慶所不能相比。然1895年《馬關條約》后，重慶成為中國內陸地區第一個開埠的城市，20世紀初，重慶工業化程度已經完全超過了成都，并在上世紀30年代被國民政府定為戰時首都和永久陪都，時至40年代末重慶已經成為全國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

　　在此期間，重慶一直是四川省第一納稅大戶，根據1984年的協議，重慶 50.5%財政收入上繳中央，12.5%上繳四川省，39.5%自留用于城市發展。一年以后，這個比例改為：39.5%中央，23.5%四川省，自留比例不變。重慶還要時不時在財政上支持四川的一些項目。這讓重慶人有了被盤剝的感覺， “完全是 ‘抑渝扶蓉’政策，對重慶人不公平”。

　　直到1997年，重慶直轄后，1999年，重慶市GDP達到1488億元，歷史上首次超越成都，當年成都僅為1190億。這讓很多成都人開始覺得有錯位感，認為重慶的發展是基于中央給予了過多的優惠政策。到底是誰對誰不公，誰虧了誰，誰又欠了誰？誰又能說清楚。

　　競爭？合作？

　　2003年6月底，隨著三峽工程實現125米蓄水之后，一個被經濟學者不時提及的“西三角”一詞浮出水面。是年8月底舉行的重慶發展論壇上，首次提出了“西三角”(四川、重慶和宜昌地區)經濟區。9月，重慶擬訂了一份“西三角”規劃，方案中提出將分三步走打造西三角：先以重慶為中心，培育重慶主城區、成都、宜昌三個增長極，增強中心城市輻射帶動能力；之后三個城市之間將加強經濟聯系，形成三角增長區；然后以重慶、湖北、四川為中心構建“泛西三角”地區，帶動云、貴、鄂西、陜南。重慶毫不掩飾地宣稱，重慶將成為“西三角”的中心。

　　而與此同時，成都也喊出了中國“第四城”的口號，并在中央發出西部大開發的號召之后，第一個提出了要做西部開發的一個支點的構想。成都還發布 《上海與成都經濟發展戰略比較》，不僅將成都與上海相提并論，更出現了這樣的字眼： “成都要當仁不讓地建設成西部金融中心。”

　　規劃層面之外，兩個城市圍繞各種項目的爭奪也屢見不鮮，2004年的德國領事館事件，2006年的開利空調事件，2007年的川渝中煙事件——最近的一次發生在2006年，圍繞中石油在成都建設的80萬噸乙烯項目配套集群，雙方也暗自較勁。

　　2006年11月召開的西南六省區市經濟協調會第21次會議上，重慶市副市長童小平稱， “80萬噸乙烯項目已落戶四川成都。我們希望，本著支持三峽庫區建設和發揮現有產業優勢的原則，該項目的下游配套產業能夠放在重慶。我們將歡迎四川企業和各大石油企業參股。我們看重的是帶動就業，而不是增加稅收。”而對此，四川方面相關負責人則表示，“乙烯項目配套牽涉多方利益，各方應進一步加強協商。應該遵循的原則是，以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盡量按照市場規律操作。”

　　“如果僅從項目的爭奪來看，中國任意兩個城市都會存在這種競爭關系。”重慶工商大學校長王崇舉說。而成都方面政策部門的官員也表示，“成渝兩地商業競爭肯定存在，但從產業結構來看雙方更多的是互補。比如成都的優勢在于金融、商貿、高新技術產業、旅游，而重慶的優勢在于汽車摩托車產業、裝備制造業、能源、物流，兩者幾乎沒有什么雷同，完全有條件協同發展。”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早在重慶直轄之始，一份旨在成渝合作、由兩地學界共同調研完成的《成都平原經濟區發展規劃綱要》就指出：成渝兩地的發展戰略幾乎沒有什么差別，雙方必須合作，建立以重慶和成都為兩極的長江上游經濟圈。而直到2004年2月，重慶市市長王鴻舉與時任四川省省委書記的張學忠、省長張中偉在成都握手，簽訂成渝合作“6+1”協議，打造成渝經濟帶，成渝合作正式啟動。

　　協議所指的成渝經濟帶即成都、德陽、綿陽一條城市帶，南川、遂寧一條城市帶，以及長江干流城市帶，這三條城市帶，構成了成渝經濟帶，重慶、成都處于首尾兩端，能夠更好地發揮輻射作用。

　　“從產業布局上看，重慶和成都競爭關系并不大，重慶長于工業，成都長于商業，兩地更多的是互為市場的關系，更多的交流可以帶來共同發展。”王崇舉說。成都市社科院的專家則認為， “未來兩地更多的合作需要消除地區封鎖，打破市場壁壘，建立統一市場。”

　　2007年4月，重慶市委書記汪洋率團再次拜會成都，低調宣稱為“取經之旅，合作之旅”，雙方約定“不利于合作的話不說，不利于合作的事不做”，汪洋稱，此行目的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成渝合作必須打破行政藩籬和區域分割，培育能夠聚集更多市場主體和各種市場要素的平臺。”

　　對此，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坦承，成渝之間關系是有些微妙，但是，彼此就是競爭合作的關系。

　　此行中，重慶市長王鴻舉和四川省省長蔣巨峰共同簽署協議，從七大方面進行合作，包括共建成渝經濟區、加快經濟區基礎設施建設、構建區域一體化市場、引導產業分工合作、構建城市群和城市連綿帶、共建長江上游生態屏障以及建立統一的工作協調機制等。

　　根據協議，川渝將以重慶、成都兩個特大城市為龍頭，以成都綿陽等14個沿

高速公路、快速鐵路、黃金水道的市和重慶1小時經濟圈的23個區縣為載體，共同爭取成渝經濟區列為國家重點開發區，共同爭取國家編制成渝經濟區發展規劃，將成渝經濟區建成國家新的增長極。

　　“目前，兩個城市經濟輻射范圍彼此間是斷裂的，如何將兩個城市通過中間地帶連接起來，是未來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說， “從總體上看，大多數中間城市的規模比較小，沒有形成有比較優勢的特色產業，未來需要將一些有重要影響的產業布局到中間城市，形成城市之間合理的產業分工和產業配套，延伸產業鏈條，培育一批新興工業基地，提高城市化水平。”依據川渝兩地的 “

十一五”規劃，未來5年，川渝兩地將投資1.5萬億元資金，建立川渝工業群。這1.5萬億元資金中，5000億元資金將由重慶出，1萬億元由四川投資。

　　而對于兩地共同獲批國家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有專家表示， “建設‘試驗區’對兩地最大利好不是具體政策、項目的支持，而是更為寬松的發展環境。這意味著成渝兩地可以針對現實問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將是一場深入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的全方位改革，必將極大增強兩地發展的體制優勢。”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