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方政府如何舉辦一場資本與企業的大規模“跨國約會”？

　　激動人心的“玫瑰之約”

　　今年將成為32歲的范萍收獲頗豐的一年，5月底記者采訪她時，她正要出差去參加由中國婦女兒童事業發展中心、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北京)主辦的“第四屆財富女性魅力風尚盛典”并領獎。早些時候，出于參與該評選的需要，連“如何在博客里添加文字都不知道”的她第一次開了博客，她在博客里無保留地與人分享自己的創業體驗，記錄令她感動的生活片段，傾訴對愛人的深情，并很性情地宣布自己“愛上了博客”。

　　足夠幸運的話，這位天津美女企業家和她心愛的企業今年還很可能迎來一次事業騰飛的契機，這緣起于兩個月前她偶然參加的一次會議。今年4月，范萍的一個同學給了她一張門票，讓她去參加天津市政府召開的一次動員會，同學告訴她，這是一次市領導親自主持的與融資有關的會，“可能對中小企業有幫助，你去聽聽試試吧”。

　　范萍在美容行業干了10多年，2002年她28歲時開辦了自己的公司——雷帝男士美容

化妝品公司。盡管家人和朋友都認為她拿著全家老小的積蓄去做什么男士

護膚產品，是一件“太過瘋狂的事”，但范萍認定既然女士化妝品市場可以輝煌到現在這個地步，男性市場“只是一個時間和引導的問題”。

　　這兩年雷帝的市場運作“很苦很苦”，到現在終于做到300家連鎖店的規模。“我們是從小作坊開始做的，注冊資金只有50萬元，發展到現在都是靠自己一點一點的‘滾’出來的。”范萍說。

　　因為自己的企業小，又是民營，范萍不敢奢望銀行貸款，對于融資也幾乎沒想過。“以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融資，對這一塊幾乎一無所知。”范萍回憶說，“那次會我什么都沒拿，連支筆都沒帶，就說聽著玩兒。”誰知聽完這次“中國企業國際融資洽談會”的動員會之后，范萍覺得耳目一新，以前就知道沒有抵押去銀行根本沒辦法貸款，這才了解到還有私募股權、“資本對接”、“快速約會”這樣一些適合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形式。

　　對于中國大量存在的民營企業來說，由于起步規模小，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外來資金的注入至關重要。雷帝所在的行業未來的市場前景非常可觀，競爭對手又不多，但苦于資本金不多，流動資金得不到滿足，公司還屬于成長過程中營利性不太強的階段。“我們缺的其實就是資金，如果我們能有大量資金投入廣告，去培育市場，經銷商網絡建設就會更容易的多。”范萍說，“現在中國專業做男士養護產品的只有我們一家，如果融資成功，我們就有信心占領這個行業。”

　　然而在了解到此次大會規定了1000萬元融資底線之后，范萍最大的顧慮是，自己這么小的公司肯定沒希望融到這么一大筆錢。于是在動員會的自由提問時段里，她快人快語的把企業發展情況和自己的顧慮，以及大家對她企業前途的懷疑一股腦兒提了出來。

　　“我的踴躍提問是因為我的無知。”她笑著說。

　　動員會的兩位主講人，也分別是此次“中國企業國際融資洽談會”組委會副主席的天津市副市長崔津渡和組委會秘書長、天津市政府副秘書長陳宗勝教授，在了解了雷帝的情況之后，告訴范萍等企業家，并不是非得有利潤和多大規模才能融到資，私募基金關注的是它偏好的行業里的成長性企業；具體到行業，私募基金則更注重連鎖經營的網絡，而不是報表上的贏利。

　　崔津渡半開玩笑地說：“我都是你們的目標客戶，你的企業怎么會沒有前途呢？”陳宗勝也鼓勵范萍說：“你這樣的企業擁有的是未來，你完全可能吸引到他們的投資。”

　　兩位市領導針對范萍的問題所作的回答令她“激動不已”，她立即熱情滿滿地投入到準備之中。“這次去參加融洽會，吸引資金成功不成功都是次要的，關鍵是我們建立了一種信心，讓我們覺得自己不再渺小，讓我們開始認認真真地總結過去，并且有膽量去暢想未來。”范萍說。

　　范萍和同事們一直在準備中英文材料，參與天津市政府組織的如何撰寫融資計劃書等一類培訓會。“每參加一次培訓會，我們的信心就增加好多。”范萍介紹說，雷帝已經作為天津市重點推薦的40家企業之一，獲得了融洽會的一個免費展位。她忘記了1000萬元融資額的底線，而把融資額鎖定在3000萬元的量級。

　　“這么大一筆錢能夠幫我們迅速把市場做起來。”她說。

　　即將于6月6—8日在天津濱海新區舉辦的“2007中國企業國際融資洽談會”不僅令范萍一個人激動不已，這次會議上，數千名中國企業家將首次體驗與150多家來自全球的私募基金像“15分鐘速配”那樣的約會經歷。

　　天津爭得機會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國際會議形式，連見多識廣的全國工商聯并購公會會長王巍都激動不已。

　　2006年4月中旬舉行的第四屆中國并購年會上，王巍與美國企業成長協會(ACG)時任輪值主席李智信(Patrick Hurley)在北京相識，初談之后，李智信邀請王巍去美國參加即將舉行的ACG年會。ACG成立于1954年，是致力于企業成長、發展和并購的組織，目前有1.2萬家會員，其中包括700多家資金規模在2億—10億美元之間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廣義PE，包括風險投資VC)。

　　正巧王巍受邀于4月下旬到美國耶魯大學參加中國專題論壇，便順路飛到佛羅里達州首府奧蘭多，參加了為期三天的ACG并購交易年會，并做了一場演講。

　　此次年會給王巍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那里，他見識了美國的“Speed Dating”(快速約會): 3000多企業代表云集奧蘭多，上百家中小私募基金 “現場擺攤”吸引各地的并購中介機構介紹項目。“現場像個大集市，人來人往車水馬龍，鬧哄哄的，卻充滿激情”。王巍馬上覺得這種高效實用的會議形式“有意思，值得借鑒”。另一大印象是，美國企業成長協會的會員基金都知道中國機會巨大，但沒有誰有基本的了解。王巍關于中國并購市場的演講吸引了大批ACG會員，當天晚上他回到酒店房間，發現從門縫里塞進來了40多張名片，都要求與他會面。

　　“一位來自丹佛的老頭對我說，他的團隊管理著一支7億美元的家族基金，到目前是第四代了，基金的投資壓力相當大，因為丹佛的互聯網項目很少，大企業又瞧不上小基金。聽到我說中國經濟增長特別快，便急切的想來中國投資。”末了，這位老投資家問王巍，“到底是中國管印度，還是印度管中國？”

　　王巍當時想，國內市場引進了大批重量級的產業資本和私募基金，然而大量的中小企業其實需要的資金量并不大，往往就三四百萬美元，中國缺的正是ACG下面那些中小規模的私募基金。“能不能把這批基金帶到國內感受一下中國經濟的活力？”于是他向ACG建議，把ACG年會搬到中國來辦。李智信等當然對此提議很感興趣，當即委托王巍在國內物色合適的舉辦城市。

　　一開始王巍想在他創辦的萬盟集團大本營蘇州舉辦這個國際會議，并和蘇州市達成共識，預計大約邀請30家基金和200家中國企業在蘇州來一次“約會”。但在你來我往的商談過程中，2006年10月，王巍有一次與并購公會副會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一起吃飯，無意中談及此事。與天津市市長戴相龍熟識的夏斌是天津市政府顧問，夏斌一想，天津是國務院確定的“第三增長極”，中央的支持力度大，城市規模也更大，“天津的舞臺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于是把相關材料送交給戴相龍。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非常敏銳地感覺到這一會議將給天津帶來很大現實和潛在價值，馬上讓副市長崔津渡研究此事。

　　52歲的崔津渡是在財政部門干了20多年的財金專家，他迅速判斷出此事對天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的重要意義，天津市決定全力爭取此次大會的主辦權。短短數天之內，崔津渡便帶隊前來北京晤見王巍，表明天津的誠意。

　　有著南開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身份，并于2003年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天津市政府副秘書長陳宗勝，對《商務周刊》介紹了天津全力爭辦此次會議的背景。2006年5月26日，國務院發布第20號文件(《國務院關于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把天津濱海新區定義為繼深圳第一增長極、上海浦東第二增長極后的國家第三個經濟增長極。同時國務院批準天津濱海新區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四個方面允許天津先行先試，第一個方面就是金融領域。圍繞國務院的文件，天津市委市政府研究了一套包括9個方面的整體改革方案，其中金融方案的第一條就是直接融資。陳宗勝說：“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基金是直接融資領域一條很重要的渠道，所以在得知全國工商聯與美國企業成長協會在組織私募基金融資對接會后，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個很重要的契機，可以通過美國企業成長協會把國外的私募基金引進來。”

　　由于天津的全力爭取，原本打算由并購公會主辦此次會議的王巍只好把矛盾上交全國工商聯，由全國工商聯作為聯合主辦方決定會議主辦地，并購公會也變為會議協辦方。經過多方面的綜合權衡，全國工商聯最終選擇了天津。“中央給天津先行先試的政策可能在其中起了決定因素。”一位大會組委會成員告訴記者。

　　之后的一個插曲是，對中國具體情況并不十分了解的美國企業成長協會對變更舉辦城市表示要到天津“實地看看”。2006年11月中旬，協會主席李智信一行考察訪問了天津，戴相龍親自接見，表示天津正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希望通過美國企業成長協會的經驗和渠道，引入更多的國際投資銀行、基金管理公司和中介機構，共同參與濱海新區金融改革創新。

　　考察結束之后，美方對天津非常認可。李智信承諾，如果會議最終確定在天津舉行，他將“打200個電話”向協會會員推介。2007年1月11日，戴相龍市長、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與李智信代表三方正式簽訂了在天津舉辦融資洽談會的相關意向書，會議初步定名為“中國企業國際融資博覽會”。

　　感受ACG

　　事情進展到這一步，天津市領導都還只是聽到王巍所描述的美國ACG年會上的“資本對接”、“快速約會”，誰也沒真正見過，國內也沒有先例。要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國際會議，需要更細致的學習和考察ACG具體舉辦會議的方式、細節。另一方面，協會會員都是規模從2億到10億美金的中小基金，它們渴望到中國來，但對中國的投資環境并不了解，需要有人向他們推介。基于以上考慮，天津市決定組團前往美國，參加美國企業成長協會在美國各大城市即將舉辦的分會，向會員們推介天津。此外他們還要完成一項重要任務：與此時已經離任的李智信一起說服ACG董事會，促成ACG董事會通過相關決議，這樣才能把與企業家進行資本對接和約會的“另一半”——私募基金從大洋彼岸請到天津來。

　　2007年2月，來自天津市、全國工商聯的18人代表團由陳宗勝帶隊飛赴美國，先到洛杉磯拜訪了北美華人證券公司億泰證券，代表團通過億泰初步了解了美國私募基金的相關情況，隨后奔赴達拉斯，參加由ACG四個州分會聯合舉辦的一次區域性會議，這次為期兩天的區域會議就吸引了1000多人到會。

　　ACG每年都會召開一次年會，此外在全美還有53個分會，在舉辦企業與資本的快速約會和對接方面很有經驗。所謂“資本對接”，即是指分別有融資和投資意向的企業及私募股權基金在大會安排的環境中面對面接觸，使投融資雙方都能有多元選擇的機會。而“快速約會”，則是會議組織機構在事先預約登記的基礎上，將資本供求雙方在封閉環境中安排約15分鐘或45分鐘的面談，在保護企業商業機密的同時降低雙方的信息成本。這兩種會議形式在美國已經有50多年的歷史，被證明是一個高效的投融資平臺。

　　陳宗勝對ACG簡單高效的辦會風格印象深刻。“沒有標語、旗幟、口號、鑼鼓，沒有固定的工作人員(招募義務志愿者)，每個會場進門之前看不出正在召開大型的會議。”陳說，“總體上他們辦會的風格和我們不一樣，很簡樸，注重實效，不大注重形式上的東西，有時午餐會所有人都吃盒飯；會議是完全市場化，參加會議者和會場上每一個攤位里的人互換名片，相互交談，整個過程都在不停交談，沒有人逃會，大家情緒飽滿；會議的組織還非常有效率，各部門各司其職，主持也都非常干練，沒有廢話。論壇上以回答問題為主，氣氛活躍有趣。”

　　一位代表團成員對當時基金與企業“快速約會”的情形記憶猶新。“大約有100多個小隔間，每一個用藍色布幔圍起來，上面寫著基金的名字，基金方坐在里面不動，企業方進去跟基金談。每15分鐘或45分鐘一場，一場結束時主持人敲鈴，原先正談著的企業退場，再換進來一批新的企業。”他說，“大家說話不是像國內開會那么正式，但很正經，不像國內的會像‘作秀’一樣，一旦涉及核心的東西就會下交流，會下人都走了還交流個啥。”

　　在會上，中方代表團也“自己擺了個臺子”，小部分人留守之外，剩下的人分兩組，每一組去拜訪五六十家基金，推介天津融洽會，了解、感受會議的組織方式。偌大的會場中，十幾個中國人的游走引起了轟動效應。天津市政府前任副秘書長劉紅升已年過60，她的英語水平不高，只會說“Hello”，卻“扎到”金發碧眼的人堆里交換名片。每當她身邊圍聚起一圈想要攀談的老美時，代表團其他成員就會趕緊讓翻譯前去“解圍”。

　　“參加完了這些會，我們才真正感受到了ACG的辦會模式，商業化的氣息，還有特定的文化氛圍。”陳宗勝說。

　　語境問題

　　盡管在會場大受歡迎，但代表團深知，第二天在芝加哥舉行的ACG董事會是更為關鍵的時刻。因為天津市政府主辦此次會議須要通過國務院批準，而在這之前首先要與ACG董事會簽約，1月11日簽訂的意向書只意味著李智信和ACG現任主席表示同意，如果ACG董事會不批準，天津就不能把此事上報國務院批準。

　　達拉斯之后，代表團兵分兩路，陳宗勝和王巍等一行人立即前往芝加哥，2月28日下午，ACG董事會在此商討到中國舉行年會的議題，中方代表與ACG30多個州分會的會長和28個董事會成員參會。李智信首先報告到中國辦會的緣起、緣由、中國機會、可能遇到的困難等。他講完后，即有協會成員提問中國的市場環境是否健全，去中國會不會上當受騙。“提什么問題的都有。”陳宗勝回憶說。陳代表天津市政府發言，按照事先的準備，他講了天津的金融改革試驗田地位和濱海開發區新貌，并播放了短片“魅力天津”。

　　輪到王巍發言時，這位自稱“一向不按規則出牌”的并購專家接下來干了一件令陳宗勝始料不及的事，他一上臺便說：“我們以前沒有發現我們很重要，今天來到這里才發現我們的確很重要。”陳宗勝暗自吃驚，“這個王會長又忽悠美國人啦，怎么說自己很重要？”但王巍接著說：“因為我們一走，中國股市大跌(時逢2月27日股市大跌)，真是對不起你們了。但別擔心，我們回去就補救(fix up)！”

　　這一席玩笑話既活躍了整個會場的氣氛，又強調了中美經濟之間的緊密程度。王巍隨即半開玩笑地回應此前美方會員的質疑：“你們怕去中國上當，我們還怕你們是騙子呢。你們真有錢嗎？”

　　王巍深知美國人的顧慮是源于對天津的不了解，因此他在介紹天津時只說：“你們看中國，20年前要看深圳，10年前要看上海浦東，現在就要看天津。天津不是天津的天津，是全中國的天津。”

　　在美國生活5年并拿到福特姆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王巍，切中美國人要害的發言引起了廣泛的共鳴。隨后的投票中，到會的28名ACG董事全票同意到天津辦會，并形成三點決議，一是高度評價李智信的此項工作; 二是ACG董事會批準與天津合作的協議; 三是請現任會長具體負責制定計劃，推進此事。

　　會后陳宗勝對王巍說：“你還真能抓住他們的注意力啊。”王巍向陳坦言：“在咱們看來激動人心的東西，可能美國人一點感覺都沒有。他們不知道什么叫‘開發區’，什么是‘金融改革試驗田’，很多老美都還不知道天津，咱們得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另外老美希望的其實是心靈的碰撞，是坦率和直來直去。”

　　這之后，崔津渡和陳宗勝等天津市的官員在向外國人介紹天津時都會打兩個“不太貼切但很有效”的比喻：天津和北京就像美國的紐約和華盛頓，日本的橫濱與東京。他們不再長篇強調天津的政治位勢，而是在“與國際私募股權基金相約天津”的宣傳資料中列舉了蒙牛、無錫尚德這些老美熟悉的故事，并總結出讓美國基金經理們顫抖的語句：“到天津去，你們會發現更多的它們。”

　　“天津速度”

　　ACG董事會一通過決議，代表團立即打電話向國內報喜，陳宗勝、王巍幾天后也從紐約提前回國組織向國務院的申報。考慮到“博覽會”給人規模龐大的感覺，天津一開始希望把規模控制在1000人左右，于是會議名改成更通俗的“中國企業國際融資洽談會”。

　　離開達拉斯，代表團的另一隊人馬又趕赴舊金山參加了ACG的另一站分會，隨后前往紐約與陳宗勝、王巍等會合。在芝加哥和紐約兩站，代表團都遇到了一件趣事，盡管日程很緊，中國旅行社的當地向導不約而同給代表團各安排了一場音樂和歌劇的重頭節目。后來王巍看到一塊接站牌上赫然寫著“天津市器樂融資代表團”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地導游是廣東人，把“企業”讀成了“器樂”，于是口口相傳，都頗費心思地給代表團安排了跟音樂相關的節目。顯然，由政府出面為企業融資在美國巡回路演，即使對那些接待過無數國內考察團的旅行社導游們來說，也是一件新生事物。

　　在紐約拜訪了一些當地基金之后，劉紅升繼續率領代表團前往天津友好城市，也是李智信的辦公室所在地費城，接受李智信本人關于私募基金和ACG運作模式的專門培訓。代表團一位成員對李智信的敬業精神贊嘆不已：“他也年過50了，做這些事都是純無償的，還是當自己的事業一樣去做。”

　　隨后，代表團又赴華盛頓參加了當地ACG的一次分會。短短15天時間內參加了3場ACG分會后，代表團回國。3月下旬，劉紅升帶領一個3人團隊，前往日本東京和香港拜訪東京證交所、大和證券和野村證券及其香港辦事處，舉辦了幾場小型說明會。4月底至5月初，崔津渡市長又率隊參加了在美國鳳凰城舉辦的ACG年會和董事會，并做大會演講。

　　組委會原計劃還要去歐洲路演，但由于時間來不及而未能成行。為舉辦一次融資洽談會議，政府組建代表團在國外近10個城市馬不停蹄地展開路演推介，這在全國尚屬首次。“中國結、剪紙、雙面繡、泥人張等小禮物就送出去幾大箱。”一位代表團成員說。

　　開創性的國外路演終于不辱使命。不僅為后來的招商奇跡打下了基礎，參與路演的代表團成員回國后都成為推動會議的中堅力量，也為組委會接下來在全國幾十個城市的巡回推介活動積累了經驗。

　　3月20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天津舉辦“融洽會”，22日，組委會即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全國發布天津融洽會的信息。22日，天津市政府與全國工商聯聯合成立國際融資服務有限公司。該公司的成立意味著本次大會將完全按照市場化方式運作，政府不干涉會議的具體運作，但全力提供支持與配合。

　　融洽會一度擔心籌備時間太短，招商工作完不成任務。但從3月22日正式招商到現在，參會人數已經遠遠超過初定的1000人。截至5月20日，已有國內外企業1000多家、中介機構200多家報名，更有全世界150多家私募基金機構參會，遠超出原先預期的70家，其中還有來自利比里亞的基金。組委會被迫兩次增加展位，并額外增設了小型的推介會論壇。“這完全超出了我們的預期。”大會項目部負責人、國際融資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王陽對記者說。

　　記者在采訪王巍時，看到他不斷接到托他想辦法幫助參會的電話，連法國大使和美國大使都親自出面向他索要參會的入場券。

　　“這種影響和轟動效應在國內還沒有。”王巍說，“這都是路演的效果。”

　　政府的角色

　　在市長戴相龍的領導下，天津市對金融工作高度重視，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工作班子。談起天津市政府在此次籌辦融洽會過程中表現出的學習能力、服務意識和創新意識，王巍伸出大拇指評價說：“前前后后，天津市政府一直在虛心學習，包括放下架子兩次去美國路演、取經，國內路演更一共去了42個城市，向當地企業介紹私募股權基金，推介這次融洽會。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說明天津市政府能夠迎合市場，在努力打造服務型政府。”

　　政府以市場方式運作國際會議在天津是第一次，記者在采訪中所了解的天津市政府學習市場化運作的故事比比皆是。比如去年底李智信訪問天津時，天津曾提出此次融洽會的總融資意向要達到多少億元——提出這類象征性目標數字在中國國情下很常見，但在李智信介紹了這類會議應該本著投融資雙方的自愿，不應由主辦方規定成交量之后，天津市立即放棄了沿襲已久的習慣。

　　ACG是一個以義務為基礎的行業組織，沒有常設的工作班子，沒有領取工資的工作人員，沒有行政手段。在組委會三方(天津市、工商聯、ACG)合作的初期，由于中方不大了解美國中小基金的情況，也不了解 ACG 的運作模式，再加上遠隔重洋的時空距離和相異的背景文化，甚至是在同一目標之下卻迥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和運作模式，都曾給合作共事帶來問題。崔津渡形容說：“剛開始的工作中，因為幾乎所有事情都要共同商議，也不斷產生著矛盾，不斷發生問題，又像是在提醒著大家，是不是需要停頓下來想明白再做？有時甚至有相互猜疑和不信任。隨著時間推移和工作深入，大家逐漸磨合，找到了寬容和理解，可能也包括諒解。最后逐漸在相互學習中發現對方的價值，找到自我平衡的節點，進而找到三方的平衡點。”

　　就這樣，原來頭緒繁雜帶來的焦急和焦慮，逐漸被幾方齊頭并進所取得的成果驅散：全國工商聯動員會員參會，組織專業力量為會議服務，通過知名企業家擴大會議的影響；并購公會動員理事和常務理事各展所長，組織各方面資源幫助籌劃和運作；ACG則利用中國市場的吸引力，繼續在國外做著苦口婆心的內部動員工作。

　　副市長崔津渡是本次大會的組織者之一，記者在天津采訪他時，他正趕往會場查看現場布置。數位組委會成員都表示：“崔市長懂經濟，懂金融，工作非常細。”《中國金融》雜志一位報道此次大會的記者給崔發去一份采訪提綱后，崔津渡親自回復了一封6000多字的Email闡述自己對私募基金的理解。

　　作為會議從籌備開始就一起配合的合作伙伴，王巍對這位官方“同仁”的勤勉和開放態度更是贊不絕口。“崔市長關于大會事宜的30多封Email，絕大多數都是在晚上12點到凌晨4點發給我的。他最常對組委會人員說的一句話是，‘這件事由你們來定，你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當王巍向崔提議說網絡媒體對大會宣傳很重要時，崔當即表示前去參加新浪網的直播視頻聊天。新浪網的編輯事后說: “真沒想到能有政府官員這么有魄力，敢于直面網友千奇百怪的問題，來參加直播的視頻網聊。”

　　如今在天津，融洽會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事情，普通百姓對投資銀行界的專用詞匯“路演”也并無陌生。崔津渡等天津市領導帶隊在國內北京、上海、深圳、海口、南京、重慶、武漢等幾十個城市以路演形式推介融洽會的過程中，路演團碰到了很多“奇遇”。比如當下在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各地都面臨的問題，就有南方某城市的官員帶著情緒地問到：“你們天津是不是來我們這里搶投資來了？”天津方面趕緊解釋：“我們是給你們的企業送資金來了。”還有一次，一位企業家當眾就與會議主題無關的問題發問，崔津渡詳細詢問了后說：“你說的情況我的確不清楚，但我保證回去后我會調查，然后給你一個滿意的答復。”

　　經過不斷溝通之后，天津路演團所到之處都受到了當地政府的熱烈歡迎，很多地方的官員對天津市政府的做法感到震撼。崔津渡帶隊來北京路演時，北京市一位副市長說：“我們該向天津學習學習了。”據稱，此次融洽會上，將有很多地方政府首腦率隊前來學習跟國際資本對接的游戲規則。

　　天津國際融資服務公司董事長王陽向記者介紹，此次天津市政府在會議的后勤保障、衛生、治安等方面也提供了不遺余力的支持。“政府有很成熟的一套措施，沒有天津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就沒有現在的結果。”有意思的是，由于中美兩國的文化差異，最初美國企業成長協會對大會邀請很多官員并不理解，他們質疑說：“這是基金和企業的約會，政府官員來干什么？”王巍只得與他們溝通：中國有很多資源還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獲得了政府的支持，對大會會有怎樣的好處。在看到政府動員資源的巨大能力以及天津市政府充分尊重大會的市場化運作之后，美方不僅打消了疑慮，而且天津的效率令他們欽佩不已——要知道在美國組織同等規模的會議，通常需要一年的準備期，而本無經驗的天津僅僅用了不到三個月時間。

　　一站式永續服務

　　王陽任董事長的國際融資服務公司，同時也是本次融洽會的“心臟”部門——項目部，負責整個大會商業模式的設計、招商、培訓、項目的跟進服務、網站建立等工作。全國工商聯和天津市政府對大會的商業運作模式達成共識之后，項目部包下了天津市友誼之家酒店一整層的房間，王陽由并購公會調到項目部，帶領30多名年輕人在這里“沒日沒夜的干活”，其中大多數是沒有工作經驗的在校學生。記者看到酒店房間里的柜子、椅子上堆著鋪蓋卷，晚上大伙都在地上和桌子上睡。見到王陽時，他兩眼通紅，“每天都是后半夜睡”。

　　與國內常見的臨時組織、會后解散的會務組不同，天津市想把為融洽會而成立的國際融資服務公司辦成一個永續的投融資服務平臺。“我們希望創立一種模式。”王陽說。

　　他介紹，盡管借鑒了美國ACG的辦會模式，但融洽會并不是完全照搬ACG，而是在其基礎上加了很多中國的特色和元素。比如ACG的會議是基金和投資銀行等中介機構雙方參會交流，投資銀行代表企業。但國內企業對中介機構的認識還遠不成熟，大部分企業老板愿意自己談。但同時存在的問題是，民營企業家通常對私募融資更不了解。還有不少人打電話來問：“這次這么多基金過來，是不是因為看到了中國股市現在火，老百姓都炒基金？”

　　王陽說：“企業把私募股權基金與股票基金混淆，我們不得不把最多的工作放在對企業普及私募基金的知識上。”

　　考慮到這些國情，在設計流程時，大會不僅邀請了企業家一方，還邀請了來自全球的法律、評估、財務、券商、證券交易所、產權交易所、開發區和商會組織等1000多人參會。王陽說：“總之，凡是與私募融資中企業資本運營相關的所有主流機構，我們都請來，讓企業在很短的時間內，盡可能建立多方關系，了解更多私募融資的知識。”

　　最近，王陽剛剛把一批參會企業的中英文資料遞交給基金方，目前已經有多家企業獲得了基金方的約見要求。“我們現在最擔心的問題，一是如何能保證參會企業與基金有更多的時間來交流，如果企業沒有收獲，沒有學到東西，我們就很遺憾；第二，如何服務好這么多人，包括食宿、交通、翻譯等問題。”5月24日下午，記者看到來自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外國語學院等高校和一些金融機構的志愿者數百人齊聚天津市大禮堂，在組委會的指導下學習一本厚厚的《金融英漢詞匯詳解》。上午，這里還剛剛舉辦了一場針對天津市企業的培訓會，由并購專家講授企業如何融資。

　　“我們不是從辦會的角度來做這事，而是當作一個企業、一個事業來經營。這次會議是很有遠見的，從經濟賬角度，這一次會議的花費遠遠超出收入，但我們看重的是會議的‘外部價值’，我們要把天津變為全國民營企業融資基地和中國最大的國際私募融資平臺。”一位組委會成員說，“把人氣聚集了才會有財氣，這遠不是花錢打廣告能買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