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封面。

　　中國迎來了加入世貿組織十周年。十年來的實踐表明，中國和世界，都受惠于此。正是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規模化的加工模式優勢才顯現出來，并使中國成為全球制造的最大基地。10年之后，市場經濟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市場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最基礎的方式。

　　這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2001年11萬億元人民幣增至2010年近40萬億元人民幣，世界排名由第6位躍升到了第2位。中國年均進口7500億美元的商品，相當于為貿易伙伴創造了1400多萬個就業崗位。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也為國外消費者帶來了巨大實惠，美國消費者過去10年節省開支6000多億美元，歐盟每個家庭每年可節省開支300歐元。

　　這10年也是中國遵守規則的十年。中國關稅總水平由15.3%降至9.8%，清理了一大批法律法規，這不但為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利益，也為中國在世界規則內行動奠定了堅實的市場基礎。《中國新聞周刊》通過對一個國際貿易律師、IT行業、汽車制造業的調查表明，在當今世界格局中，一個封閉的國家既不可能有發展，更不可能有安全，只有真正打開國門，將自己自覺納入國際游戲規則圈，才能真正帶來發展和安全。正是基于此，面對未來，中國唯一可以選擇的道路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一名律師眼中的WTO生活

　　借助WTO貿易律師的眼睛，我們或許可以判斷，十年后的中國，與WTO的距離是更近還是更遠，我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會否有所改變

　　本刊記者/崔曉火

　　作為一位業內知名的WTO法律“頭腦”，北京金城同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彭俊的工作和生活，可以用“忙碌不堪”來形容。但在忙碌之中，卻自有章法。

　　在過去的十一年里，彭俊每周都要耗費數十個小時，浸泡在以邏輯嚴謹著稱的WTO法律條款中。這位熟練運用中英文的法律人，漸漸養成了一絲不茍的習慣。

　　在與客戶交談和為下屬分任務時，盡管彭俊的口吻和風細雨，但幾乎每組句子之間都找得到法理學三段論結構。

　　對于這位1999年入行，2008年便擔任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的律師，其從業的十一年也恰逢中國律師行業的“黃金十年”。按彭俊的話說，十年來，無論企業還是政府，凡屬WTO事務中的方方面面，都更加重視WTO的非歧視和透明度的原則，也更加重視法律規則和律師行業。當初因為個人情感而選擇研修國際貿易法的彭俊，現在也更加堅信自己做對了選擇。

　　在規則應用中提高國際聲譽

　　入世后，中國律師受到了政府的保護。根據中國加入WTO之前簽訂的《服務貿易總協定》，國外律師不能在中國提供中國法律咨詢服務。

　　然而在彭俊眼中，政府保護并不是讓國內的律師行業在入世之后進入黃金發展期的原因。在他看來，國內律師在與國際接軌過程中，自身法律素養得到不斷提高，才是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之道。也正因為服務了十年WTO規則，中國的律師也漸漸取得了國際聲譽。

　　這種能力的全面提高，基于一件接一件的個案訓練。

　　1999年，他第一次接觸了反傾銷的調查。

　　當年，美國商務部首次針對中國企業出口的濃縮蘋果汁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并很快對中國企業的果汁出口設置關稅限制。十余家選擇應訴的中國果汁企業通過彭俊等律師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上訴，在美國進行行政復審，終于在四年后爭取到“零稅率”的結果。而去年，美國商務部宣布終止了這一針對中國果汁出口的反傾銷稅令，該案也成為中國企業應訴美國反傾銷調查史上的一樁大事。

　　2004年，彭俊開始和中國商務部一起工作，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作為WTO爭端解決的第三方代表，參加了包括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牛肉大米案在內的多起貿易爭端，并在中國不作為當事方的第三方案件處理中，發表獨立意見。這段時間，是業內人士眼中中國在世貿組織中的“小學期”。

　　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和總結WTO案例裁決報告是規模浩大的工程。單是2007年至2009年之間的中美出版物市場準入爭端案，WTO仲裁委員會專家組報告就長達485頁，并充滿了世貿規則的嚴謹邏輯。

　　“WTO法律體系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理能力。成員間出現了矛盾，不是單方面報復，而是投到這個機制和法律程序的框架中，最終的裁決也讓貿易大國都乖乖遵守。對于國內學習法律的人士來說，這都是很好的啟示”，彭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隨著入世“過渡期”在2006年結束，涉及中國各類貿易調查也呈現上升趨勢。

　　據商務部的統計，自入世至2010年年底，中國受到貿易救濟調查共692起，涉及總額約400億美元。其中，中國還不幸成為連續16年世界上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并且連續5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中國出口產品的貿易摩擦爆發式增長的同時，國內企業也遭受了高稅率等敗訴懲罰。

　　在WTO框架內，多年來涉及中國的訴訟共有22起。其中，彭俊參加了4起案件的辯護。這4起案子中，中國的政府和行業分別是兩起應訴，兩起起訴。

　　在彭俊看來，涉及中國的貿易爭端數量，超過一半是涉及反傾銷、反補貼和保護措施在內的貿易救濟爭端。這也暗合了中國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與社會現實。而入世后中國的被訴案中，還涉及出版物、電子支付、原材料和金融信息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等爭端。

　　“實際上，貿易救濟只是WTO框架下很小的一部分”， 彭俊判斷，“不過在未來幾年，它還會是主要內容”。

　　中國與WTO，更近還是更遠

　　在作為貿易和投資律師的十一年間，彭俊見證了中國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演變。

　　和十年前相比，中國民間草根力量具備的開放態度，以及人們對于網絡民意、消費投資的觀念都在全面與國際接軌。彭俊就在一次接案子的過程中，從國內民營企業身上看到了對于WTO規則意識的希望。

　　2001年，在代表浙江一家球軸承企業應對美國反傾銷調查時，彭俊幫助這家企業實現了行業中唯一獲得零稅率的結果。之后，這家企業由于要接受外資投資，受到了極為嚴格細致的調查，這一近乎嚴酷的過程，也讓該企業的董事長大呼頭痛。

　　不過，在接下來轉而收購國內企業的過程中，這位董事長卻聰明地把這種規則意識潛移默化地轉向了國內，并善用規則為自己服務。“老外怎么折磨我的，我就怎么折磨它。”這位董事長打趣地說。

　　這名企業家對于規則意識的尊敬，在彭俊眼中，或許象征著中國社會對待WTO規則態度的普遍轉型。

　　但與此同時，作為世貿成員的中國在包括金融、法律等服務領域開放仍然有限。其中，出口退稅比重大，金融、工業國有企業享受的行政優勢和成本補貼，在引發貿易爭端的同時，也對國內民營資本筑起準入門檻。這一系列現實，都不利于中國2016年之前在世貿組織成員中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在具體的代理訴訟案件中，彭俊對上述壁壘感同身受。

　　彭俊覺得，盡管國人只是從媒體中淺顯地了解WTO，但是加入世貿以來關稅降低的消費觀念的轉變，參政意識的提高，以及民營經濟謀求同等待遇的努力，才是WTO逐步帶給中國社會的真正改變。

　　他認為，如果要看WTO的非歧視原則和透明度原則對中國有哪些影響，只要比較一下，經濟生活中的各方力量是否被一視同仁地對待，政府的規則是否公開透明，就一目了然了。

　　“每個人比較了之后，便會有自己的答案”，彭俊說，“中國政府如能在WTO原則問題上有更多改進，肯定有益于中國在WTO中的地位”。

　　今年12月，彭俊還會為一個目前仍在進行中的貿易案赴日內瓦進行辯護。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繁忙的辯護日程中，還能否像從前一樣，沿著在自己鐘愛的日內瓦湖慢跑。

　　而中國在WTO之路上的馬拉松，卻仍然未有終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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