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5.12大地震一周年記
文 | 本刊記者 丁偉 雷曉宇 孫雅男
在“5·12”大地震一周年之際，如何悼念和告慰逝者？
公眾的激情和人性的光輝怎樣持續下去？
NGO的慈善素質及企業的社會責任經受了哪些考驗？
關于災后重建的愛恨情仇
一個社會學教授不在災區做文化調查研究，卻起勁地幫災民建房子；一家NGO主業是自然環保，卻跑到深山老林搞災后社區建設；一家房地產企業不追求高利潤，卻斥巨資建了六個9度抗震公共建筑。
凡此種種反差，皆為四川災后重建典范工程。一年來，很多企業、NGO、社會工作者都成了“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
“窮人的銀行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沒想到他在中國有這么多同行，更讓他意外的是，其小額貸款模式在災區很難開展。李連杰壹基金已經取消了青川小額貸款項目。尤努斯的中國合作伙伴馬云，在青川也對此語焉不詳。
很多出錢出力的愛心人士也沒想到，在改革開放30年和全球化的今天，他們的慈善之舉竟然與傳統倫理碰撞出火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患寡而患不均”(物資發放不時會發生摩擦)。
那些扎根在災區、想探索出符合“科學發展觀”的重建模式的實踐者也沒想到，在村民自我組織、一輩子就蓋這一次房的過程中，“所有的愛恨情仇在一剎那就要爆發”。一家發動農民自建房的NGO去“被媒體寵壞”的村子，對方只想要更多的捐款，所謂的“自力更生、自建家園”幾乎變味了。
凡此種種沖突，皆為我們上的一堂刻骨銘心的災后重建課。焚火重生，痛定思痛，四川大地震給我們留下了豐富而珍貴的精神遺產。
在“5·12”大地震一周年之際，如何悼念和告慰逝者？公眾的激情和人性的光輝怎樣持續下去？NGO的慈善素質及企業的社會責任經受了哪些考驗？
2009年初，四川省提出力爭在2年內基本完成原定3年的重建任務。按時間表，今年底農村住房重建將全部完成，2010年5月前城鎮住房重建全部完成，明年春季開學災區學生全部告別板房校舍。
但重建“三年并兩年”，將迫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速度與效益的平衡，企業及NGO更加要考慮短期利益和可持續之間的協調。
重建福祉，天佑國人。
[見證]
時時刻刻
一年來的典型時刻，企業及NGO災后重建的幕后故事
奧斯卡獲獎電影《時時刻刻》中，女主人公自殺時說出了主旨：“要直面人生，懂得人生是什么，熱愛人生，不管它是什么。最終要了解它，然后才能放棄�！睆恼馂陌l生那一刻開始，四川災區便充滿了向死而生的故事。對于死亡的抗爭，對于生活的熱望，商業力量和人道主義一直沒有停息，時時刻刻。
8月8日奧運：綿竹－友成－萬科
這一刻，全球矚目，板房與鳥巢連在一起。在綿竹市景觀大道的臨時安置點，志愿者于2008年5月25日冒雨用帳篷建起來的“友成之家兒童活動中心”，8月8日這一天用作了奧運開幕式放映點。
村民、學生、士兵坐得滿滿的，遙望電視里的夢幻典禮。王小言，這位從徐州來的、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的志愿者，則躺在地上睡了從入川以來最“奢侈”的一覺。
第二天，帳篷就拆掉了，學生轉入旁邊的板房學校，友成基金會和其他救災部門一道遷至綿竹政務服務中心的板房會議室。后來王小言也才知道，8月8日其實是整個災區的一個轉折點，災后重建從此正式進入攻堅戰。
事實上，像眾多深入災區一線的NGO一樣，友成基金會在災后重建過程中只能配合政府，承擔“階段性的歷史任務”。理事長王平對《中國企業家》說，友成重點參與建立了兩大協調平臺：5月15日與萬科建立合作救災開放性平臺“遵道志愿者協調辦公室”，先后有40家NGO、470多位在冊志愿者參與(通俗地說，“雜牌軍編入正規軍”)；7月17日參與建立綿竹市災后援助社會資源協調平臺，這個平臺后來演變成“公益組織聯席會議機制”，他們整合社會愛心資源，為災區募捐、協調和匹配了價值5000多萬元的物資。
但像萬科能以一家企業之力重建遵道鎮這樣的事情在災后重建中幾乎完全是孤例。
2008年6月6日，萬科捐建遵道鎮學校、醫院、幼兒園、便民服務中心等公共建筑的簽約儀式舉行，綿竹市副市長郭永福、萬科集團總裁郁亮分別代表雙方簽字(此前一天，萬科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以99.8%的贊成票數通過了1億元援建災區的議案)。
2009年3月20日，本刊記者在遵道見到王石，萬科已經派出第11隊志愿者了，而遵道學校自2008年最后一天交付以來，恢復上課也已經三個月了，這幢9度抗震、“回”字形建筑的樓頂貼著50張學生的笑臉照片—遵道成了萬科專業能力的象征，遵道學校及衛生院是四川震后首批落成的企業捐建的永久性公共建筑。
萬科兵貴神速，以專業力量踐行承諾，但很多看過遵道學校的人欽佩萬科的同時，也都認為這種一家企業對口援建一個鎮、斥巨資親歷親為、網絡教學系統超現代化(思科捐贈)的重建模式不大可能復制。也許是因為此前王石捐款風波的公眾壓力，也許是因為過于投入和嚴格要求——據說，郁亮幾乎每個月都會到訪遵道，學�？⒐さ哪且惶�，他喝了好幾杯酒，一副澆胸中壘塊、如釋重負的樣子。
不會有哪家企業以災后重建“道德高地”自居，但城市房地產開發商萬科分明卷入了一場鄉村社會試驗。瞧它做了些什么事：清除垃圾、疏通水源、發放物資、建立板房書屋和農民夜校、組織“快樂遵道杯”乒乓球聯賽及新年征文比賽、推進年畫及刺繡項目、開辟旅游路線、開展文化廣播、陪村民一起過中秋和春節……
原本在萬科成都分公司負責建筑工程的余立言儼然成了一個“村官”。他指了指路邊的警示牌，“您已進入重點防火區域……這一整套的社區管理措施，都是我們協助政府制訂的�！比f科的大手筆捐建別人學不了，但其專業經驗可以移植：萬科給居民做物業服務培訓，萬科征集制作的《農村永久性住房營建圖解手冊》已由四川省團委、綿竹市團委共同在受災地區發行推廣。
關于災后重建經驗，王石向我們總結了三條：1，NGO組織一定要目標明確(另有人抱怨，災后涌來成千上萬的志愿者，但半年后僅剩下百人左右)；2，要建立一套制度，只有制度化、透明化、專業化、團隊化，才能進一步可持續發展；3，要順勢而為(另有人解釋，NGO一定要與政府合作，納入整個重建規劃體系)，民間力量要在政府自上而下改革的前提下發揮作用，否則可能適得其反。
離開遵道的時候，王石又去了一趟學校地下陳列室。透過玻璃墻幽暗的燈光，能看見地基層44根柱子都加裝了“隔震墊”——此種防震核心技術首次在災區使用，它們靜默不語，抵御著大地深處神秘的可怕力量。
“9·24”泥石流：
北川－“馬爾康”－壹基金
提起“9·24”那一夜，北川縣陳家壩鄉64歲的李老頭仍心有余悸。
“暴雨引發山上的泥石流，一下子就把土地和房子都沖毀了……”陳家壩原本就是“5·12”大地震的重災區，“9·24”洪澇災害更使之雪上加霜。
陳家壩與北川縣城隔山(龍門山脈斷裂帶)相望，是五個重災鄉之一，90%的房屋倒塌，700余人遇難，經濟損失達58.5億元。副鄉長曾云富后來告訴《中國企業家》，陳家壩曾被上級有關部門劃出一片區域，在老場村、通保村和櫻桃村集中安置居民，但“9·24”泥石流使規劃圖紙作廢了。
直到2009年4月，本刊記者跟清華大學可持續性鄉村重建團隊負責人羅家德一起到了老場村，這兒的重建仍然處于懸置狀態。惟一的新房是2月16日竣工的村民活動中心，由清華與山東振暉設備安裝總公司援建。
掩映在破屋帳篷之間，這個羌族風格的輕鋼房顯得很突兀。村民們對“新鄰居”充滿好奇和羨慕，但都遲遲下不了決定。他們提醒說，我們站在上面的這一片河壩，就是原來的規劃用地，政府花了200多萬元平整土地，但泥石流將河床抬高了6米，以后有沒有危險還不知道呢(汛期在每年6月-8月)。
一開始，清華社會學系教授羅家德并沒有想到會這樣跟四川發生關系。他在臺灣教了近十年的企業管理，親歷過“9·21”大地震。2008年5月份，受Autodesk軟件公司中國研究院院長黃健銘委托，羅家德把臺灣建筑師謝英俊請到了內地。他們幾方共同合作(南都公益基金會資助)，在災區推廣輕鋼房——Autodesk稱之為“馬爾康愛心援建行動”(馬爾康是阿壩州首府，在藏語中的意思是“火苗旺的地方”)。
臺灣經歷告訴羅家德，成功的重建可以給災區帶來新的生機，甚至可能因禍得福。他們在四川災區堅持經濟、生態及人文的可持續性重建，并試圖摸索出一種政府-民間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
不過，在這個過程中，羅家德感受到了一些“愛恨情仇”的沖突：1，網上逼捐是鬧劇，真正懂慈善的企業不在鎂光燈下捐錢，而去找專業的人做，萬科那是自己去做NGO；2，板房模式值得反思，它既不環保，農民住久了還容易變成懶漢；3，楊柳村(清華團隊一開始選定的示范村)其實總共55戶人家，多蓋的一戶將用于文史工作室及NGO辦公，但村里一度傳言說那是村長要搞兩戶，村民們都不干了，最后羅家德不得不出面澄清。
除了蓋房，清華團隊也在當地整理民俗文化，發展羌繡項目(北川有三大驕傲：大禹故里、羌文化后院、紅色根據地)。在這一點上，他們和壹基金的思路是一致的。
2008年7月，壹基金在汶川、理縣、茂縣建立羌繡產品生產基地，3年將幫扶2萬羌族婦女解決生計——這一次，壹基金成了“社會企業”。之后，壹基金還捐建阿壩州兒童福利院、三江兒童之家、彭州垃圾分揀站、青川教育項目等。據最新財務報告顯示，2008年壹基金接受“5·12”地震捐贈共1.16億元，支出7849萬元。
李連杰后來對《中國企業家》說，“善款其實就是炸彈，如果你不能有效完成所有重托，你會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災后重建是持久戰——我不適合說這么多理性的話，但是我還是要說，因為我擔心這次災難和以往很多災難一樣，過了一年兩年，大家又淡忘了�！�
2009年4月4日：
彭州－樂和家園－“神堂記憶”
廖曉義痛哭了一場。
她不是在清明時節有所感觸(這一天，近3萬人在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參加公祭儀式)，也不是看到“樂和家園”又有一戶蓋起了新房而激動(這一天中午，他們在上梁的農民家里喝酒慶祝)，她是憤怒得哭的。
那還是去年7月23日，在北京，廖曉義正在主持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第五屆“可持續能源記者之星頒獎典禮”，她接到了一個電話——彭州市通濟鎮大坪村，石灰礦礦主正在山上開山炸石。生態破壞了，尚未啟動的“樂和家園”還怎么搞？她很激憤，潸然淚下，“我們要反戰，反人和人之間的戰爭，也要反人對自然的戰爭！”
讓廖曉義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位身形弱小的環保女斗士，在推行城市垃圾分類、空調26度節能時神經硬得像石頭一樣，但這一年來，她變成了樸實無華的“廖”(四川話里對阿姨的親切稱呼)。
今年4月，本刊記者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大坪村山上見到“廖”，她正跟村民一塊兒幫10組的袁守貴搭建木頭房子(袁家兄弟四個，分別叫榮、華、富、貴，其中袁守富還被大家開玩笑叫成“袁首富”)。上完梁以后，她又走到山上的11組，“樂和家園”生態協會會長袁義權正在跟村民平整土地，這兒馬上要建樂和書院、診所。他倆談了一下手絹作坊、生態農業的事，再過幾天，中國紅十字基金會要來做中期考察。
山路泥濘，山上視野開闊，大片金黃色的油菜花春意盎然，田里的黃蓮今年收成不錯。廖曉義的鄉村重建烏托邦找到了一塊“風水寶地”。
2008年9月，“樂和家園”在大坪村正式啟動，木結構房子很快在5組到11組開始起建——山上樹木資源豐富，就地取材，成本比災區其他地方的磚混或輕鋼房都要低：國家補貼1.6萬元，樂和家園補貼5000元，村民只需再掏幾千元，就可以重新安居樂業。目前，樂和家園項目總共得到近500萬元資助(中國紅十字基金會365萬元、壹基金100萬元、南都基金會15萬元)。
廖曉義把樂和家園概括為六個“樂和”：樂和人居、樂和生計、樂和倫理、樂和治理、樂和養生與樂和環保。她不僅幫村民蓋房子、找活路，還要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及治理機制——你甚至可以說，她現在是個“生意人”：給村里的手絹、中藥材及生態農業產品找銷路，做鄉村認證和生態旅游，介入具體經營。
而這樣的公益組織，就具有了非營利公司的性質，就是典型的“社會企業”。2008年12月，樂和家園獲2008年度中華慈善獎最具影響力的慈善項目獎。
接下來呢？各省市援建隊伍都有撤的一天，廖曉義不會就一直在這兒做“廖”吧？地球村和大坪村簽了15年的合作協議。廖已經在培養團隊，樂和品牌也將向別處輸出�！拔覀儾荒苡芯仁乐餍膽B，否則會引發另一場精神地震。重建模式要中醫西醫式融合，否則容易人走茶涼。”
她最希望的，是幫助修復災區的精神家園。去年7月，廖曉義第一次來大坪村，看到一戶人家的牌位上寫著“祀祖先如在其上，佑后人煥乎維新”，她感受到了某種呼應。
離開大坪村，從通濟鎮驅車往東十多公里，白鹿鎮就有一個遠近聞名的天主教堂“領報修院”。“5·12”大地震時，幾對新人正在上書院拍婚紗照，這座90年歷史的教堂瞬間倒塌，只剩下一面觸目驚心的墻體殘骸。
精神家園的重建，在人類學上有個術語叫“神堂記憶”，即通過家譜、鄉志、宗廟、苦難敘事、“共同體”象征(比如建川博物館收留的那頭“豬堅強”)等，來增強人們的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社科院人類學家羅紅光對《中國企業家》說，災后重建不僅在硬件，還要恢復社會系統；經過救災時的“英雄史詩期”，最后也要進入重建后的“個體價值期”。
白鹿鎮已劃出區域，將重建天主教堂，過不了多久，人們又能從四面八方趕來做彌撒、唱贊美詩。在大坪村，手絹上繡著“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隨”，這16個字是失傳已久、又被樂和家園重新拾起的鄉約。
2010年5月1日：
成都-音樂節-“麥加圣地”
這是十年為期的“熱波音樂節”在成都的第二個年頭。
一年前，這個音樂節被作為成都市“5·12周年紀念系列活動”的開篇。三天的戶外音樂會，幾十位明星藝人，十幾家NGO，捐贈、展覽、游戲，推動年輕人關心公益——熱波傳媒總裁李岱說，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場“公益嘉年華”。
回想2008年，南都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糾正了他起初的看法，他曾經認為2008年是“NGO元年”，但現在他認為，這個元年“并沒有真正到來”，但至少，這場地震使中國的公益事業變革提前了十年。南都在2009年5月、8月舉辦的重建項目展示會及研討會，已經用成果充分證明了資源配置合理是多么重要(南都1000萬元資助了60多個重建項目)。
他說，“四川將成為NGO長期戰斗的舞臺，是他們成長和延續的麥加圣地。接下來，官民共建和諧的主旋律不僅不會退潮，反而會掀起新一波高潮！”
(本刊記者黃秋麗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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