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王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七屆三中全會，30年來，土地問題重回中國經濟發展核心，它已遠遠超越農業范疇，成為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關鍵。圍繞著土地問題，各類新農業公司的商業模式花樣繁多，各種流派會給出大相徑庭的解釋。
那些坐擁最大規模土地的新農業公司一定是未來最有競爭力的“基地王”嗎？未必。
報道 | 本刊記者 何伊凡 張寧 陳建芬 潘虹秀
編輯 | 王琦 杜亮
主文
什么是懸在所有新農業商業模式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新農業征途上的三塊“巨石”
文 | 本刊記者 何伊凡
土地流轉新政下，新農業熱浪滾滾。奔波兩月、跨越六省，訪談企業家、投資者、官員、專家學者、農民87人，《中國企業家》雜志探尋誰能成為新農業“基地王”。
所謂“基地王”，不是以土地規模論英雄，而是看，誰能夠在集中土地的基礎上完成農業生產效率的革命—這樣的公司或許將是新農業長征路上跑得更遠的選手。
事實上，揭盅時刻遠未到來，現在的新農業戰局甚至還達不到春秋水平。惟一清晰的是，這場農業產業革命前夕，各路諸侯“成王”之路上有三塊巨石需要跨越，它們是：基地的控制力(對規模與管理的控制)，生產效率的提升，對農民的管理。這些問題都圍繞土地而生，恰恰是懸在所有新農業商業模式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如若不得破解，總有一天，各種糾紛會如同大浪沖洗沙灘，沖銷所有小心翼翼培育的果實。
規模并非王道
“得基地者得天下”？這種思維隨著新農業的發展而漸漸隱去。一方面，土地的獲得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土地越多，與土地并存的風險也在膨脹。
“這是我的地。”馬承榕自豪地指著一片大棚說，四野低矮的綠，大棚像一座城堡。
擁有“我的地”并不容易。
馬承榕是福建利農集團董事長，他在全國有12個基地，種植蔬菜，多數土地從農戶手中直接流轉。“你去看了就知道，地談一塊要費多少精力，一千多畝地可能屬于幾千戶人家，我要每家簽合同，按手印，然后去做公證，這個地才能變成我的。”馬承榕說，他在南方拿地的速度遠遠跟不上銷售增長。
“過去農民種地誰愿意靠馬路？馬路邊有樹，灰塵又多，莊稼長不好。”河南鄭州一位匿名農企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現在不一樣了，都愿意要靠近馬路的地，他覺得這以后可以搞房地產，和別的地怎么能一個價？”以流轉為名，行轉性之實的土地違法屢見不鮮，轉性的巨額土地級差收益沒有一分錢落入農民口袋，他們必須將博弈放在前端，這變相抬高了真正想進入農業者的土地成本。
十七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土地確權概念，“這意味著農民的地和城市的房子一樣了。”上海金廊現代農業公司總經理張炎夏習慣激烈武斷的結論，“過去只有城市有‘釘子戶’，現在意味著農村也要有‘釘子戶’了，而農村‘釘子戶’的概率5000畝地至少有一個，以后大規模土地流轉已經不可能了。”
拿地難，拿到地后踏踏實實種植更難。
企業自然希望土地流轉年限越長越好，否則建設施不合算，最好能達到15年－20年，對多數農民和地方政府來說，卻希望年限越短越好，因為土地升值的趨勢日趨明顯。在河南、山東、河北等農業大省，許多農戶都沒有簽訂承包經營合同，因為土地調整太快。原則上，農地承包權30年不變，但許多地方三年一調，有的村莊甚至要推倒重來。承包權的穩定程度，與村委會換屆頻率直接相關，外來資本最大的錯誤莫過“拿村長不當干部”。
大棚建好了，土地平整了，機井也打好了，村里要提高租金，否則就要把土地收回，這是屢有發生的故事。“再完善的合同，只要發生集體矛盾，企業肯定要讓步，鎮里會勸你，吃點虧就吃點虧吧，農民是弱勢群體。”上文中匿名的企業負責人訴苦，“但有意見的往往不是普通農民，而是村干部，他也是村里的大戶，一挑頭，多數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著起哄，所以我們到一個地方，先要和村長書記把關系搞好，物質上、感情上都要投入一點。”
馬承榕在北方也有4個基地，張家口固原基地面積達3500畝，并非從農民手中租賃，而是當地政府的荒地整理項目。不過，北方大片土地的產權是個懸疑。退林還耕、退牧還耕的土地由縣農開辦管理，但按政策縣政府不應該有地，肯定要歸屬于某個鄉鎮，可如今不好劃分，真到了非分不可的時候，往往兩個鄉拿條繩子一穿，這邊歸你，那邊歸我。
出于種植考慮，農企喜歡里面的地，但不流轉靠近馬路的地，產品就運不出來，上文中匿名的企業家就遭遇過麻煩，扼住“咽喉要道”的農戶常常在他收獲季節把兩輛馬車趕到路口。“我想把他的地也租過來，他就漫天要價，能把我要黃了。”
“也不能怪農民，他們最純樸，被騙也最多，防范心理特別強。”在云南文山包了8萬畝地種植三七的張然說，“農民離開土地就沒有什么話語權，他們干嗎不謀求流轉的利益最大化？”
對個體農戶而言，土地具有收入和社保的雙重功能，南方注重前者，北方注重后者。因此南方地租高，利農惠東農場租金為460元/畝，北方的固原農場不過110元／畝。但在北方，就算基地里打口機井，也要與土地原來的主人談半天。
“憑什么打在我地里面，地早晚要還我，有口井我的種植面積不就小了？”利農北方農場曾面對這樣的詰問。
新農業公司不是電影中的怪獸哥斯拉，胃口越大力量越強。對農企來說，風險伴隨基地規模擴大而累加。究竟要不要做大規模？如何擺平企業與土地的關系？企業要不要承擔與土地伴生的所有利益與風險？每個新農業企業做出的選擇不盡相同。有的選擇艱難的吃下一塊又一塊的土地，有的則徹底放棄了與土地生死與共的觀念，找到了新農業的輕資產之路。
土地效率當先
新農業公司耗費更多心思琢磨的，是單位土地面積的生產效率而不是規模。
“靠擴大種植面積來擴大產量，進而放大銷售額，這個陣法過時了。”一位匿名的新農業公司負責人借用電影《赤壁》的臺詞，“這句話讓我得罪許多老前輩了，但幾年之后，土地更難拿時，他們就不會罵我了。”
提高畝產的新農業做法是這樣的：馬承榕種蔬菜，要求畝產越高越好，種葉菜，農民一年兩茬，他能做到十四茬，植株密度能達到18萬株，可謂密不透風。當地農民種蔬菜每年利潤不足2000元/畝，馬承榕能做到10000元/畝。
張炎夏種水稻則完全是相反的思路。當地畝產平均1000斤，而他的地不超過700斤。水稻并非特色農業，他減少產量不是為控制市場，而是提升附加值。畝產千斤的地，產出的大米2元/斤，可賺2000元。他生產的大米11.8元/斤，可賺8260元。
還有更劍走偏鋒的玩法。文山本草有機三七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然，不希望看到大豐收，一旦增產，收購三七的藥廠就要壓價，“特色農業要保持供小于求，本來農民投入1萬元，種兩畝，賺1萬元；現在投入5000元，種1畝，同樣賺1萬元。”
新農業公司對土地效率的挖掘，不僅超越小農經濟，即使老資格的農業龍頭企業也對它們艷羨不已。
馬承榕提出判斷農業基地運營良好的標準之一是，任何季節都不能有荒地，同一個農場應該看到作物不同生長周期。“要是看到一大片空地，這個企業可能不怎么樣。他等于一次性全收獲了，然后再育苗，再把這所有地一次性種滿。土地規模再壯觀，也缺乏合理配置。”
同時，馬承榕還鉆研怎么回避與基地附近的農戶“搶飯吃”。他創業第一年在東北種了1800多畝西蘭花，當地信息閉塞，農民不懂西蘭花種植。那年天幫忙，產量高，價格好。但第二年就不行了，以當地土壤氣候條件，種植西蘭花并不困難，周邊農民一看賺錢蜂擁而上，馬由此撤出東北。
但效率的提升除了有賴于新農業企業家在運營上“挖空心思”，還有賴于外部營商環境的改善。
要讓土地聽話，需要高投入。“800多萬投進去就沒影了，農業就是這樣，投多少錢表面都看不到。”華原(大連)有機農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吳章祝說，他剛在大連種了600多畝藍莓。和多數新農業企業家一樣，他希望能得到金融體系支持。
張然曾和銀行頻繁溝通，“難，協調了很長時間，銀行需要質押，但農產品怎樣定價？”她后來選擇和信用社、村鎮銀行談，幾大主流銀行再沒找過。盡管農業銀行是政策性銀行，顧慮也很多。
對農業科技項目的扶持資金，由國家、地方政府、企業三級配套。中央財政偏重于西北、東北等不發達地區，對發達地區農業很少補貼。發達地區財政雖然寬裕，不過農業稅取消后，農企對地方的貢獻有限，更傾向于補貼能帶來實惠的工業。而在欠發達地區，扶持新農業是耀眼政績，只是囊中羞澀，少截留中央財政撥款已算扶持了。
“也就是10%的地區能對扶持政策執行下去。”上文中匿名的河南農企負責人說。
農民往哪兒放？
新農業起錨后，如何安排一直與土地緊密聯系的農民？迄今為止，誰也不敢說找到了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方法。
但無論如何，“在中國投資做農業，首先要學會怎么樣管理中國的農民。”(馬承榕語)
將農民變為工人，領工資，正常上下班，多數人不敢嘗試。
“農民和農民工不同，為家庭勞動和為你的積極性完全不一樣。”張炎夏說，“人民公社都做不成的事，農業公司更做不成。”
王林也有類似聯想，“人民公社不如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因為農民很難考核、控制、獎罰。”
傳統農業季節性強，農忙時地里全是人，農閑時只有大地一片白茫茫。農企要保證生產連續性，一種方案是臨時雇工，另一種方案是變農民為工人。
臨時雇工要根據生產節奏，例如拔草時多雇些人，施肥時少雇些人，但這就決定雇工多來自本地，而如今在農村，農業缺乏“勞動力蓄水池”，何況還要回避與農民自己農時的沖突。
更困難的在如何改變延續千年的耕作習慣。
“新農業公司種植標準很高，如果采用訂單農業，一開始農民一算收入能翻幾倍，熱情百倍，但真到了種的時候，標準越高風險越大，完全執行你的標準他可能顆粒無收。”張然說。
王林將培訓農民稱為“苦中苦”，想起來就頭大，“第一次培訓效果很好，能接受培訓內容的30%-40%，第二次就差一點，第三次，農民就排斥，說都會了。這時候要說都會了，我的菜就容易出問題。”
農村是個人情社會，民風民俗是馬承榕選擇基地的一個標準。他的廣東惠州農場，與當地相處還算融洽，偶爾有人偷幾根菜，自家親戚都會偷偷跑來告訴農場。但在另外一個基地，半夜曾有村民開著卡車進去偷菜。
與周邊農民要保持微妙的距離，廣東另一家蔬菜企業負責人的經驗是，盡量不在基地附近招工，更不讓當地農民參與基地管理，“請神容易送神難，我吃過虧，請當地人進來，漸漸把我甩開自己做，給我買的農資都特別貴。”
“什么叫新農村、新農業，我現在迷迷糊糊。”王林感嘆，他“務農”16年，如今也找不到方向，“農業效率越高，農民越可能進入半失業狀態，如果農業效率提高的速度超過了城市吸納農民的速度，將是一場災難。”
“政策大調整下，新農業也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再走就要與傳統農業發生很大沖突。”開信創投是利農投資者之一，其總經理曾之杰對所青睞的行業不無擔心。
曾之杰擔心，“利農手中有2萬畝基地，短期內目標是達到3萬畝，在最需要的市場，地還不夠用，比如廣東。如果像美國那樣，一年實現幾千億美金銷售收入，我就不止需要3萬畝，而是30萬畝，甚至300萬畝地，到哪里去拿這些地？做到這一步帶來的社會問題怎么辦？我們一個人可以管理幾畝地，過去是幾個人管理一畝地，那些流轉掉土地的農民怎樣安排？都是很深層次的問題。”
中國遇到的問題與200年前的英國有幾分相似，當時英國耕地切得很細碎，每個農民都有小塊耕地，耕作效率差，農業收入低，成為釋放社會生產力的梗塞，后來通過圈地運動和對外移民，才重塑經濟秩序。
然而，那是個血腥痛苦的過程。中國農村、或者中國社會的改革進程，勢必需要穩定優先。
接下來，讀者將看到三個新“農民”的故事，他們的夢想從南至北次第展開。由于地域不同，他們的經歷正是中國農業多元化變革的一面鏡子。
馬承榕是從頭到尾一把抓的重型“基地王”，在土地關系、農民參與、農業產業化方式都能自信寫出答案。
張炎夏是截然相反的輕資產“基地王”，自稱能一分錢不花玩轉一萬畝耕地。
吳章祝則形成了輕重混搭的模式，充滿了中國人的傳統智慧，隨遇而安隨機而變。
與北大荒、超大、龍大等老牌農企相比，他們尚羽翼未豐，但對土地效率的理解遠在前輩之上。不自覺中，他們都是政策的產物：在2004－2006年之間成立，那恰是國家為完善土地二輪延期承包，頻繁出臺政策的土地確權動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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