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認為長期來看美元和人民幣的匯率走勢會是怎樣的？國際匯率穩定機制的建立是否可行？

　　杜大偉：美元的走勢目前雖然不明朗，但鑒于美國在進出口方面的考慮，總體趨勢是在未來一兩年里保持低調，并有可能繼續貶值。人民幣的繼續穩步升值，從客觀和主觀上看，都有一定理由，雖然最近這個趨勢有點不明顯。一方面，對外國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增加，進口可獲更大市場空間；另一方面，全球資本價格驟降，中國企業可涉足國外投資，沿國際化路線獲得更大發展。

　　長遠來看，我支持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一個穩定的匯率機制，但是我認為這樣一個機制的形成更多的是有賴于四大貨幣區——美元、人民幣、歐元和日元——能協商它們的宏觀經濟政策。拋開了政策協作這個前提，僅僅在貨幣市場進行國際干預，則很難實現匯率的長效穩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匯率和資本流動都是表象，糾結于這些并不足以治本。

　　記者：作為一名長期研究亞洲經濟問題的專家，你能否談一下對中國和日本工業化道路選擇的看法，中日兩國各自有什么樣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對發展中國家有什么借鑒？

　　杜大偉：我認為中國和日本在發展的路徑選擇上給予世界的經驗和教訓都很豐富，兩國之間也可以相互借鑒和學習。在工業化初期這個階段，中國的開放程度甚至比日本還要高，尤其是在吸納國外直接投資方面。中國的生產力提高和技術升級的速度也大大超過了日本當年。不僅如此，中國還向世界展示了發展中國家應該如何借助全球化進程實現高速增長。在我看來，與中國相比，日本在工業化道路上的一個最主要的優勢便是它在全民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投資非常有效率。

　　談一談這兩國的教訓。日本的銀行被監管得太死，長時間內處于競爭嚴重不足的環境下，上世紀80年代，當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后，銀行業一蹶不振，十年內被呆賬困擾而未能恢復正常信貸，造成了日本經濟的長期低位運行。我個人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進程直到2000年左右的時候都堪稱完美，之后，經濟似乎更多地開始依賴出口需求增長和能源等投入品的低成本，結果就是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嚴重以及出口行業產值占比居高不下。目前世界經濟開始冷卻，中國應該反思這樣的增長模式，把注意力重新轉回到提高內需方面來。這樣的調整階段不失為一個機會，中國可以放手解決一系列環境和社會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努力使國民經濟在環境友好度和戰略階段性方面實現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