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年來出口行業壓力很大，我們也開始對過去很多年來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認為結構調整是免不了的了，但是如何把轉型的風險最小化？您認為怎樣能夠將穩定就業與經濟轉型和諧統一起來？

　　杜大偉：實際上，早在2008年之前，中國經濟部門由出口主導向注重內需的轉變已經自覺地開始了，對此，我很贊成，因為這是符合中國經濟的長遠利益的。問題在于這個過程是不是超速了。假設大批制造業工廠倒閉，大量工人失業，內需的提高就將面臨很大的壓力。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個別地區問題確實比較嚴重，但不同產業之間是存在差異的。例如，雖然輕工產品(包括玩具和紡織品)出口增幅急劇下降，但有著更高附加值的機械設備類出口增速卻保持在一個理想的水準，電子類產品的出口態勢也不錯。這種行業差異顯然會對某些區域造成較大影響，如傳統上輕工制造業聚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實際上，在最近的幾次全球經濟下滑當中，中國的出口增速均有大幅下降，但市場份額卻有所上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部經濟下滑對出口的不利影響。

　　不過，我們還要看到，外來沖擊造成的被動性轉型對于外貿部門的影響是長期的，因此，政府應該早做準備，在制造業形勢急速惡化的情況下，迅速加大針對出口部門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解決中國的生態環境、農村公共服務等頭疼問題也需要大量的政府支出。有選擇地平衡國民經濟各部門、使經濟增長方式向內需方向轉型，在維持必要貿易水平的同時，引導外貿部門資本和產業鏈延伸到內需、民生、農村等方面，協調和連結內外發展，這是中國在處理危機的同時獲得的一個機會。政府應該利用一攬子刺激政策的機會推出更多的結構調整措施，包括能源和資源定價機制，醫療和教育，社會保障，金融改革，以及制度改革，在更大范圍內促進就業，實現社會和諧與發展。

　　記者：這次的金融危機和上世紀末相比有一個類似的地方，中國都是在實現經濟“軟著陸”之后，遭遇外部沖擊，進而啟動刺激內需措施的。但目前外部需求疲軟，國內投資進入周期的下行階段，房地產市場回調，在這多重壓力下，如何啟動國內消費，從而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呢？

　　杜大偉：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出臺了一系列積極財政政策，旨在推動內需快速增長，效果雖然可能不是很顯著，但確是必需的一步。雖然經濟增長速度不可避免地有所放慢，但正因為這些及時的措施，中國沒有緊隨亞洲其他國家走進經濟衰退。中國的實體經濟已經通過廣泛的對外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完全融入了世界經濟，因此不能逃脫這次全球經濟下滑的影響。例如2008年前十個月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減緩，GDP從2007年第二季度的年同比增長12.6%降至2008年第三季度的9%，而同期工業增加值增長的放慢更為顯著。財政政策刺激就是要確保這樣的下調不會太陡峭，確保經濟增長能維持在一個穩定健康的幅度內。

　　具體到提高內需的措施，我認為中國政府不必刻意地去提“救市”，包括股市和樓市，而是應該對這些市場的運行機制作必要的審視并予以微調。例如最近將住房抵押貸款首付比由30%調整至20%就是一個很明智的辦法，還有對個人銷售和購買住房暫免征收印花稅，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宏觀控制的成果，同時降低了首次購房者的標準，使房地產市場的需求不至于下降過速。如果中國能謹慎、及時地選擇這些積極政策，那么在全球經濟景氣不斷下滑的同時維持一個不錯的國內局面應該是有很大可能的。

　　另外，為有助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制訂和協調，各方面的支出計劃和資金安排信息應有較高透明度。從公共財政的角度說，最好盡可能地通過正常的財政政策程序撥付有關資金。透明度對評估有關政策的有效性也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