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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模式”無法承載之重
我們再來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有這么幾個因素與生產率提高直接相關:技術創新、制度創新、人均投資占有量、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
由于數據比較方便和可靠,這里我們只討論投資。
2006年,中國的“資本形成總額”(“投資”加 “存貨”)為9.41萬億元,而1978年,這一數字為0.138萬億元,增長了68.3倍(如果僅用“固定資產投資”這個統計口徑,則2007年比1979年驚人地增長了274倍);同期的“最終消費支出”分別為11.04萬億和0.224萬億元,增長了49.3倍。相比之下,消費增速比較明顯地低于投資的增速,也低于GDP的增速(同期的增速為61.34倍)。
事實上,從過去30年的數據來看,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整體呈不斷下降的趨勢。特別是2003年以來,隨著凈出口的急劇增加,消費對GDP的貢獻明顯下降(從1980年代的65%左右,到2000年的60%左右,再到2006年的49.9%)。
如果用“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這個統計口徑,則更為明顯:1985年之前,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90%上下,而2000年之后,這一數據降至40%左右。
對這些數據的一個簡單的解釋是,不斷高速增長的投資帶來了強大的生產能力,國內消費無法消化如此之大的生產能力。于是,一部分生產能力尋求海外消費能力的支持,形成凈出口。然后,國家用外匯儲備的方式把這部分凈出口“儲蓄”起來,投資于海外。最后,中國從資本凈輸入國變成資本凈輸出國。
這個模式基本上是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臺灣等地實現工業化的所謂“東亞模式”。我們的問題在于,中國的體量太大了,我們這個星球承載不了如此大的經濟體以這個模式發展。
從長期來看,國際貿易應該是平衡的。中國無法指望不斷強大的工業能力以長期世界第一的加速度增長,并沒有終止地以加速度地形成越來越大的外匯儲備。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過早地成為一個資本凈輸出國不利于中國的整體利益——我們自己需要投資的地方多著呢——何況,作為世界上成長性最高的國家,中國是最值得投資的地方;何況,中國缺乏海外投資的經驗和人才;何況,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在風雨飄搖之中。
消費為什么上不去
把眼光回到國內的消費,我們會發現,中國將長期處于一個“總供應大于總需求”的局面。當然,這個“供應”主要是指工業品的供應,而不是能源、原材料以及服務業(中國的農產品供求基本平衡)。
如果“總供應大于總需求”可以成立,符合邏輯的一個推論就是:從長期來看,中國根本不存在所謂“通貨膨脹”的壓力;相反地,中國將長期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
我相信,即使沒有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過去幾年的物價上漲也是不可能持續的,它會很快隨著國際原材料價格的下跌而降下來。只是,美國發生的事情讓這個下降更富戲劇性而已。如果我們能早一點意識到這一點,也許就用不著“才剛死踩剎車,忽又猛加油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