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段應碧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說：“有人問我，當前中西部農村是否應該加大土地轉變的力度，我只問他一句話：是不是農民自己想干的？如果是，我舉雙手贊成。中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應允許不同探索。但有幾條原則：一是農民意愿；二是不能強行將農民完全擠出土地。征地建開發區亦然，農民不是傻瓜，對他有利，他自然會干，不用人強迫。”

　　正如杜偉和段應碧所言，“如果有更好的效益可供選擇，農民當然會愿意接受。”事實上，如當年小崗村自發變革一樣，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也形成了不少類似小崗變革的開發區模式——這些開發區的最大特點同樣是自下而上的自發行為。其中最有代表意義的就是珠三角的南海模式及長三角的昆山模式。

　　南海模式和昆山模式

　　“雖然政策還沒最終確定，但終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談論我們用地的問題了，農地入股開發區的事情我們早就在做了，這樣，政府——農戶——商家都有收益，而且和睦相處。”在了解了新土地政策變革動向后，江蘇昆山市陸家鎮車塘村的村民露出了笑顏。

　　在一些地方，同樣一塊地，種糧食和蓋廠房，價值有天壤之別。在廣東省南海市，種地的人一畝一年只能能掙幾百元。但蓋上廠房，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比如在南海某村，廠房的出租標準是每年8萬元／畝。

　　但按現行《土地管理法》的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要進入市場，或通過轉變用途獲得增值，只有一種途徑，即改變所有權，將集體土地征用為國有土地。恰恰在土地征用過程中，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益受到了極大侵害——按照規定，每畝地只有區區一兩萬元的買斷性補償。這導致農村集體“鋌而走險”，突破法律法規的約束，形成事實上的、不符合法律法規要求的、大量的集體非農用地。

　　上世紀九十年代，珠三角一帶工業化風起云涌。工業項目的集結，需要大量農地轉用于工業。于是，一些村莊作出了積極反應：辟出一些地塊招商引資。但是，怎樣對待原先的農戶土地承包權？廣東省南海市下柏村的解決方案是：把農戶的土地承包權轉為村股份公司的股權。南海和珠三角許多村莊，從此有了一個新概念——“股紅”，即農戶按股分配村莊出租土地的收益。

　　這種農地直接入市的方式，后來被稱為南海模式。根據兩年前一項調查的估計，南海全部工業用地中未經國家征地的部分約占一半。

　　農地直接入市的第二種模式，是農地轉用的權利主體從集體轉為農戶。這種模式流行于長三角地區。最早的故事發生在昆山陸家鎮車塘村，引子還是土地收益——搞農業每畝年收入只有800元，政府征用后轉租給外商，每畝地年租金可達上萬元。可是這些錢跟農民沒關系——國家征用農地，最多每畝補給農民2萬元。

　　后來有臺商上門要求車塘村蓋標準廠房出租。村支書覺得機不可失，決定學南海模式。問題是村集體沒錢投資，車塘村就先把土地租給自愿投資的村民，再由村民私人集資建廠房出租。昆山模式——由農戶充當農地轉用的權利主體——由此誕生。據公開的數據顯示，昆山開發區8萬多畝工商用地當中，未經國家征地、由農戶轉讓使用權的土地約2萬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