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工程治理仍是應對庫區重大地質災害的主要手段。以“二期地質災害防治”為例，估算為39.08億元的總經費中，崩滑工程治理投入為19億元，庫岸防護為8億元，高切坡和深基礎處理為7億元，搬遷避讓僅為2.16億元。此外，調查評估投入約為2.05億元，而監測預警、規劃和科研經費等，更是只有5100萬元和3600萬元。

　　治理需要經費，沒有錢，滑坡治理寸步難行。但是，到底應該投入多少錢，才能確保制止滑坡災難的發生，同時最大限度地節約寶貴的財政資金？在這個問題上，三峽庫區固有的地質復雜性，給現行投資機制出了難題，進而給三峽地質災害治理造成了障礙。

　　三峽地質災害防治的治理投資機制，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

　　以最早的鏈子崖和黃臘石滑坡治理為例。這兩個工程啟動于三峽工程開始之前，由當時的地質礦產部負責實施，所需資金來源主要分為兩塊：一塊由財政部撥付，共計6000萬元；另外一塊由當時的國家計委撥付，共計3000萬元。資金來源是具體和明確的。

　　1992年三峽工程上馬后，地質災害治理投入并沒有列為單項投資，而是被納入三峽移民資金的“大盤子”，即從400億移民開發資金中拿出6億元，作為專項防治經費。該資金的使用，由國務院三峽建委辦公室移民開發局主管；執行庫區地質災害勘察、設計的，則是長江水利委員會所屬勘測規劃機構。整個三峽地質災害防治工作，與當時的地質行政管理部門基本處于體制上“脫鉤”狀態。

　　2001年7月后，隨著三峽地質災害防治形勢日益嚴峻，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決定將三峽地質災害防治轉由國土資源部主管；其具體管理體制，也轉變為“國土資源部制定規劃，計委立項，重慶市和湖北省組織實施”。

　　此后，國務院三峽地質災害防治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成立，辦公室設在國土資源部地質環境司。為了實現對地質災害防治的統一領導，湖北省和重慶市還分別設立了“三峽地質災害防治辦公室”；三峽庫區20個縣(市、區)，也都按照要求成立了地質災害防治中心和監測站。

　　第一批40億元投資從三峽建設基金中支出，防治工程項目的審批者則為發改委。此后的二期、三期地質災害治理，具體流程是由沿江各縣市上報防治工程項目，然后由各省匯總后上報三峽地質災害防治指揮部；指揮部擬定最初的防治規劃后，再上報國土資源部地質災害防治領導小組辦公室。在國土資源部和發改委等部門協商之后，將確定庫區20個區縣的治理項目和投資規模，把整個資金切塊分到兩地財政部門。

　　以湖北省為例，二期防治項目中，崩滑體項目56個，塌岸防護22段；僅巴東新縣城，就要建深基礎和34處高切坡，居民搬遷避讓點55處。中央財政把11億元投資切塊撥給湖北省政府，具體由湖北省地質災害防治辦公室組織工程實施。

　　這套管理和投資機制，在實際執行中，仍難以應對多變和復雜的現實。

　　整個三峽庫區的治理，由國土資源部統籌負責，但實際上，部門分割的問題并未得到徹底解決。以二期地質災害防治為例，在40億元的防治總投資中，有7億元由三峽建委移民規劃司掌握；這些資金，主要通過各地移民局下撥到各縣市移民局，專項用于高切坡和深基礎的防治。而在三期地質災害防治中，在73億元的總投資中，有23億元由該部門掌握，專項用于治理高切坡。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專家們普遍表示，由于地質災害本身往往處于發展變化之中，目前仍很難準確估計整個三峽庫區所需的總防治投資規模。

　　與一般性工程相比，地質災害防治工程的不可預見性要大得多。工程開挖后，往往發現很多滑坡體比之前預期得更深、體量更大，因此必須變更工程設計。但往往因為中央投資規劃已定，很難靈活加以修改，這就使得治理項目經常陷入捉襟見肘的境地。

　　復雜的博弈

　　一些縣市與中央在項目資金上的“拉鋸戰”背后，潛在的風險和成本也是巨大的

　　讓情況更加復雜化的是，由于三峽庫區諸多縣市均為貧窮、落后的農業縣、山區縣，交通不便且財力拮據，因此，在申報工程治理項目中，的確有一些縣市多報地質災害防治項目、夸大災害嚴重性，以套取中央項目資金。

　　據接近決策層的一位地質專家透露，在編制三期防治規劃時，庫區各縣市上報的1252個防治項目，申請的投資總金額累計高達156.66億元。

　　上述數字遠遠超出中央有關部門和指揮部的估計。為了解實際情況并確保財政投資效率，三峽地質災害防治辦隨即派出17個專家組，奔赴庫區對所有地方上報項目進行了現場查看和篩選。在統一進行地質勘查后，最終的三期防治規劃投資被壓縮為75.52億元，砍掉了一半以上。

　　也許是由于上述問題，在三期治理中，中央不再把整體治理資金切塊下放到庫區各縣(市)，而是采取各地上報，由發改委采取逐個審批的辦法來核準治理項目。這就意味著，一個治理項目要批準，必須有可行性論證報告，并接受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的評審，然后才能上報。無疑，對于三峽庫區各縣市而言，這一舉措使得工程立項門檻大為提高，獲取資金的難度也劇增。

　　但這種博弈帶來的成本或許也是巨大的，因為在層層報批中，難免出現效率損失甚至決策失誤。據《財經》記者了解，三峽庫區各縣市反映最普遍的，就是中央治理項目投資批復太慢，審批時間過長，可能貽誤最佳時機。

　　巴東縣國土資源局紀檢組長向仕偉就對《財經》記者表示，該縣的三期地質災害防治項目，早在數年前就啟動了地質勘察和規劃工作；但等待上級的項目評審，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時間，直到2006年5月才得以正式開工。此時距離156米蓄水，只有四個月的時間。

　　同時，層層審批固然可以打壓地方政府的虛報行為，但其帶來的投資金額縮水，也很可能傷害真正需要巨額資金的治理項目。這就使得一些地質災害防治工程有成為“半拉子工程”的危險，甚至會埋下嚴重的地質災害隱患。位于重慶市云陽縣的張飛廟滑坡治理，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現在的新張飛廟位于長江南岸盤石鎮西部山坡，與云陽新縣城隔江相望。為給三峽蓄水讓路，作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張飛廟，于2002年10月8日搬遷至此。不幸的是，作為三峽庫區最大的地面文物搬遷項目，新張飛廟正好建在滑坡體上。三峽水庫蓄水后，新廟址的東側園區地面已發生多次變形。

　　之所以如此之快就出現地面變形，據知情人士告訴《財經》記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投資評估問題。張飛廟地質災害治理工程的最初預算費用為5000多萬元，但中咨公司聘請的專家經過考察后，認為該滑坡不會滑移，遂把投資壓到1000多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