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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紅多少與宏觀經濟形勢有關，宏觀經濟形勢好、利潤多的時候比例可以提高一些，在宏觀經濟不景氣，企業效益不好的時候分紅比例就要有所降低。但具體的分紅比例，則要根據不同企業和行業區分對待。盡管央企都是大公司，但各企業的經營績效和面臨的成長情況都不盡相同，具體的分紅比例不但對企業要求科學合理，還要衡量現代企業制度在這些央企中建立的情況。過去國有企業不分紅很不公平，民營企業虧損了自己承受，盈利還要交所得稅。過去國有企業虧損了，國家要填錢或為其兜底，國企盈利了也不分紅，這對國家不公平，從這點上看，開始分紅是好的趨勢。■

　　2 分紅意圖能否實現？

　　根據目前分紅比例計算，央企今年上繳的紅利估計約為500—800億元，按照之前央企分紅還利于民的思路，這筆錢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其中能有多大部分可以用于社保？能夠彌補社保資金2—3萬億元的缺口嗎？通過上繳紅利，利用公共財政發揮國企的社會職能，這樣的目標能夠實現嗎？

　　銀春川：填平社保虧空恐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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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國際做法看，國有企業在按照稅法規定納稅外，盈利部分上交比例一般在1/3至2/3，有些高福利國家甚至達到80％-90％。央企上繳的紅利可用于資本性支出，即用于支持實施產業發展規劃、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等等，也可用于費用性支出，即主要用于補償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當然，也可有部分用于補充社保基金。但出于宏觀經濟布局和產業發展規劃需要，一方面必須支持龍頭企業引領產業升級，另一方面也要幫助困難企業改制甚至退出，因此上繳的紅利，主要用途還是在于資本預算，即“取之于國企、用之于國企”。相對于2—3萬億的社保缺口，不到千億元的國企分紅顯然是杯水車薪，單靠紅利填平社保缺口恐難實現。

　　徐斌：補充社保需另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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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800億元的紅利哪怕是全部用于社會保障，相對于幾萬億元的社保資金缺口還是遠遠不夠的。用央企分紅資金來填平社保虧空不是主要的解決辦法。從資本市場的全流通來看，國家大股東和其它一些中小股東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在央企整體上市全流通以后，可以考慮在資本市場上通過變現部分股東利益來補充社保虧空。例如，2001年曾通過出售國有股來填充社保，雖然導致了比較大的市場波動，但從資金量上而言，卻比央企分紅資金規模要大得多。

　　劉小玄：國企應擔當社會職能

　　國企的社會公共職能是什么？到底哪些企業應該有這個職能？哪些沒有？怎么去發揮？或者說這個企業的職能里哪些部分屬于社會公共性質，哪些不是？生產性企業的所謂社會公共職能怎么去實現？是通過上繳紅利給國家，還是提供產品和服務？這些都不明晰。這也涉及壟斷企業的定位，即國有企業到底是屬于公共性質還是屬于盈利性質，國企有多少成分是為社會服務，有多少成分是為股東和大眾服務，到底是以實現社會職能為主，還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或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都沒有界定清楚，也很難去界定。形式上可以按照一個現代企業制度來構架和劃分，但實際上很不明晰。尤其是大國企上市公司的公共職能、社會職能、商業職能以及大股東小股東的關系，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關系還是盤根錯結。

　　作為全民所有制的企業，通過擁有資源，通過國家政策賦予的某些獨占權力，取得了高的利潤，應當向財政上繳紅利，再通過公共財政的手段，來實現國企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和職能。國有企業也是一個生產經營的主體，在履行社會職能當中，也必須考慮如何去明晰企業自己和社會公共職能的邊界。

　　周業安：應在民生領域發揮作用

　　央企紅利更多具有社會屬性而不是企業屬性，是一筆社會價值。分紅是再分配的過程，這就要求首先解決分配不公平的問題，而不應用于再生產。因此，央企紅利應該由社會共享，應該用在與民生有關的方面，比如醫療、養老保險和教育等等。但需要警惕的是，由于部門利益太重，相關部門不注重區分這個性質，反而把其看成部門體系內的資源，可能導致社會性資金演變為部門利益，從而改變了央企紅利社會性用途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