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日前出臺的《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分三類規定了央企紅利上繳的比例：煙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等具有資源型特征的企業，上繳比例為10％；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性企業，上繳比例為5％；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企業，上繳比例3年后再定。

　　按照這個規定，今年利潤總額預計達到1萬億元的中央企業，上繳紅利總量將達到500—800億元。這筆錢用來干什么，又能發揮什么作用，顯然是輿論關注的焦點。

　　國企分紅還利于民的指導思路已經表明，中央企業乃至全部國有企業今后上繳的紅利，將更多傾向社保等民生領域，即通過公共財政間接返還全民，以承擔國有企業應擔當的社會公共職能。這不僅是個需要智慧的復雜算術題，還將是重新審視國企定位并均衡各方利益的全新過程。■

　　1 分紅比例是否偏低？

　　最高為10％的分紅比例是否偏低？這樣的分紅比例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將來會不會提高國企的分紅比例？可能會提高到什么程度？又是依據什么來提高這一分紅比例？

　　周業安：

　　分紅過多或過少都有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不能簡單地說分紅比例到底是高了還是低了。國資委作為主管部門代表大股東來行使權力，這與其它企業是沒有差別的。但分紅需要和企業進行談判，談判的過程就是利益分配的過程，就是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分紅方式。

　　分紅過多或過少都有利弊。分紅比例的確定，一方面要考慮不同行業以及單個企業的盈利水平，還要考慮企業的積極性。分紅過多一是會影響企業積極性，二是會影響企業的再投資，因為凈利潤分紅以后用于再投資的部分就會減少。分紅過少也存在問題：一是無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二是國有企業創造的價值不能讓全社會共享；三是起不到對高管人員的約束作用。

　　規范地看，確定分紅標準首先應考慮企業的成長性。如果是高成長的企業，分紅比例低些比較好，因為需要更多資金來投資。而成熟期的企業分紅率應該高一些。其次看這個企業的盈利是壟斷地位創造的還是生產經營活動創造的。如果是因為壟斷形成壟斷利益，則應該被社會占有。三是考慮企業的激勵效應。比如分紅企業可能會隱藏利潤，因此要有激勵合同的設計，既要保證企業說真話又要落實分紅問題。例如承包制就是一個很好的激勵實例。

　　現在分三類上繳紅利可能比較容易操作，但卻不合理。目前我們更多的是行政式的管制操作，政府行政模式還不能適應市場環境。在新的市場環境下應該用新的管制模式，當好大股東我們還需要時間。

　　劉小玄：

　　分紅比例沒有客觀標準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沒有一個市場標準來衡量分紅比例是低了還是高了。因為缺少客觀的標準和參照系。從理論上說，對于壟斷國企，由于資源的壟斷帶來的高利潤，國家應該征收資源稅，應該按照資源的利用情況來確定資源稅的征收比例，這就是一個標準。但采取上繳紅利的方式就比較主觀，隨意性比較大，沒有太多客觀的衡量標準。嚴格說來應該以稅收方式上繳分紅，根據征收資源稅的稅率為依據和標準。

　　要根據不同行業和每個企業真實的效率情況來測定真實的利潤水平。必須對每個國有企業進行效率度量，即要測出哪些利潤是由壟斷而來，哪些利潤是經營所得，壟斷帶來的利潤要上繳更多紅利。所以，應該根據每個企業壟斷利潤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分紅標準。

　　如果分紅比例調高，有可能產生鞭打快牛的結果，可能使企業為了避免分紅，都把企業的利潤做低，或者導致企業將大量利潤進行揮霍，而大量的職位消費、成本不注意節約的情況往往又很難監督。

　　趙曉：

　　不同企業區分對待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