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頁]

　　政府的公權力究竟該有多大是非常復雜的問題，涉及到政府與社會的邊界，政府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需要合理的邊界。政府與社會以及各類社會主體等之間的邊界，往往會隨著社會的需求在不斷變化。限制和監督公權力的通常渠道是通過公權力來限制公權力，即依賴立法和司法等外部監督的手段去實現，并發揮輿論監督來完成。不能期望通過“大部門制”的改革、政府部門職能落實和明晰來完成。“大部門制”通過合并相關部門，為行政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模式，但其本身不能對公權和私權進行界定。

　　毛壽龍：公權力在改革中逐漸減小

　　政府的公共權力在歷次改革中是逐漸減小的。從上世紀80年代的政府機構改革開始，政府職能就一直在加強轉變，一直延續到1998年以后的政府改革，都在精簡機構中逐漸考慮了加強政府職能轉變。歷次的政府機構改革中，一方面，在不斷減少專業的政府管理部門，比如逐漸撤銷煤炭部、石油部、機械部等；另一方面，也根據宏觀經濟管理和市場配置資源的需要，相應地增加了適應市場的機構，比如

審計署、藥監局、包括證監會、

銀監會等機構。腐敗產生的很重要原因，一方面是人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權力分散，職責不清晰相互交叉，加上行政決策效率落后，導致存在很多尋租的空間。“大部門制”將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進行集中和明確，可對腐敗問題產生一定的抑制。

　　任建明：

　　權力集中不會導致腐敗增加

　　“大部門制”的機構改革方向，一是精簡部門，另一方面是建設一些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部門，這對構建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行政管理意義重大。在精簡機構下，政府的公共權力在整體收縮，腐敗的機會也會隨之降低。因此“大部門制”職能的集中不會導致腐敗機會增加，客觀上反而會促使腐敗減少，可以抑制職能權利的濫用。當然，反腐敗更應該依靠政府制度建設，如行政審批制度更加透明，監督機制建設更加到位。還應加強行政制度的改革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政府本身也應該建立把決策、執行、監管相分離、相制約相協調的制度。

　　范亞峰：

　　公權力本身抗拒公權力的改革

　　我們現代化的國家架構還沒有完成，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對民眾公共權利的保護，而我們歷來的政府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把握住這個要害。公權力的邊界應該是公民說了算，而不是國家機構自己說了算。除此之外，政府內部需要權力的制衡，立法權力和司法權力需要分工。政府機構改革的關鍵，不是職能部門的大小，而在于權力是否得到監督。腐敗產生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權力不受監督，監督權力機制是約束腐敗最有效的辦法，現代化的國家是用法制和民主原則構筑的。監督機制的建立包括開放輿論監督、開放官員的選拔過程，以及用社會關系的網路來監督國家機關。比如環境污染需要環保組織的介入，有些地方污染企業賄賂了環保局，社會組織的介入會監督這種腐敗現象。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公權力本身抗拒公權力的改革。目前更多的是行政主導，某些官員集團本身反對改革就是癥結所在，“大部門制”作為行政改革是好的立足點，但對遏止腐敗作用不大。■

　　改革開放后的5次政府機構改革

　　第一次1982年：國務院各部門從100個減為61個，人員編制從5.1萬人減為3萬人。

　　第二次1988年：國務院部委由45個減為41個，改革后人員編制減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1993年：國務院組成部門、直屬機構從86個減少到59個，人員減少20％。不再設置部委歸口管理的國家局，新設置了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第四次1998年：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個，新組建4個部委，3個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全國各級黨政群機關共精簡行政編制115萬名。

　　第五次2003年：設立國資委，銀監會，組建商務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安監總局，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組成部門變為28個。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上一頁]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