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新生

　　今日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將反壟斷法（草案）列入了議事日程。不少人認為，這標志著我國反壟斷法即將瓜熟蒂落。

　　反壟斷法爭論13載

　　從1994年全國人大將反壟斷法列入立法規劃，至今已達13年之久。反壟斷法之所以姍姍來遲，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對中國改革始終處于不斷認識的過程中。上個世紀的90年代，關于我國是否要反對壟斷的問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發育尚未成熟，政府應該大力培育國有大型企業，不應出臺反壟斷法；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國的壟斷主要表現為行政壟斷，在行政主導的改革體制下，反對壟斷就是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所以，制定反壟斷法的時機尚未成熟。

　　進入本世紀，隨著跨國公司的大舉進入，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都充分意識到，如果沒有反壟斷法，那么，中國的經濟結構將發生傾斜，中國的經濟命脈將可能被跨國公司掌握。所以，人們對制定反壟斷法，有了比較一致的看法。然而，由于反壟斷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是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一種人為校正，所以，關于如何制定反壟斷法又在社會各界產生了不同的認識。

　　有學者認為我國反壟斷法應當把行政壟斷作為突破口，通過限制行政機關的權力，逐漸發揮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作用；但也有學者認為，西方各國制定的反壟斷法旨在反對經濟壟斷，我國反壟斷法應該把反對經濟壟斷特別是縱向、橫向的壟斷行為作為立法的重點。

　　現在人們終于認識到，解決行政壟斷的問題不能依靠反壟斷法，而應該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反壟斷法應當將主要精力用于反對市場壟斷。

　　更主要的是，制定反壟斷法之后，可以為今后政府主導的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法律參照坐標，為政府引導國有企業資本重組劃定法律紅線。

　　反壟斷更待規范行政

　　從立法背景上來看，西方國家的反壟斷法是在市場經濟發育到一定程度之后，為了繼續發揮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作用而制定的法律，它起到事后彌補作用；而中國的反壟斷法則是在行政主導體制下，為加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而制定的法律，它具有指引性和參考性作用。

　　可以說，我國的反壟斷法是在市場經濟發育尚未成熟、行政主導的改革體制尚未轉型、壟斷問題已經十分突出的情況下制定的法律。這部法律的核心在于有針對性地從壟斷、限制競爭、濫用優勢地位等方面，事先劃定法律上的界限，防止企業在資本重組和資產經營的過程中誤入歧途。

　　反壟斷法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憲法”，反壟斷法的有效實施有賴于行政機關的密切配合。假如我國只有反壟斷法，而沒有控制行政機關權力的行政法典，那么，反壟斷法不可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所以，反壟斷法頒布之后，必須在行政許可法等限制行政機關權力法律體系的基礎之上，加快制定行政編制法，明確行政機關的權利和義務。當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國反壟斷法也是一部行政許可法，它授權反壟斷執法機關對壟斷行為加以處理。如果我國反壟斷法沒有科學處理反壟斷執法機關與執法對象之間的關系，沒有明確反壟斷執法機關的職責，或者對反壟斷執法機關的工作程序規定不到位，那么，反壟斷法也就失去了其應有的作用。

　　將行政壟斷與經濟壟斷區別開來，有助于明確立法的宗旨，使法律規范更具有針對性。我國反壟斷法在反對傳統壟斷行為的同時，必須注意中國社會存在的特殊壟斷現象，在建立反壟斷執法體系的時候，防止出現新的壟斷現象。我們反對建立專門的反壟斷執法機關，目的也就是為了防止反壟斷執法機構成為新的權力壟斷部門。我們應該借鑒西方國家反壟斷委員會制度，建立由社會各界特別是有反壟斷專家參加的反壟斷委員會，對各個行業、各個領域的壟斷行為加以防范。在反壟斷委員會下面，建立準司法體制，通過執法聽證會、辯論會，充分聽取各行各業的意見，防止反壟斷執法機構成為凌駕于其他行政機構之上的新的壟斷機構。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