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迪克

　　7月份北京的CPI(消費物價指數)比上個月翻了一番多，但北京市的物價部門應該還能做到泰然自若。

　　因為北京6月份的CPI只有1%，居全國各省市區的最末尾，7月增長到了2.1%，但仍遠低于全國5.6%的水平，估計很有可能再次位列全國倒數第一。而在今年前6個月，北京已經以1%的CPI奪得2007年中國反通漲馬拉松賽的“半程冠軍”。

　　勝利者是不受到指責的。在控制物價的工作上，北京的有關部門的確干得不錯。不過我認為，這點成績也沒有什么可以被特別頌揚的。事實上，北京市有關部門也確實沒有就此大做文章，否則這么“顯赫”的成績不會至今在北京的市民中也鮮為人知。

　　而且，即便是聽到過相關報道的人中，相當多數可能也不相信這是事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物價的確很高，在某些人眼里，甚至是太高了。

　　不過大家感到的北京物價高，是絕對物價水平高。而這正是北京物價漲幅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基數高了，相對的漲幅自然會低很多。比如，北京的牛肉面本來賣8元錢一碗，由于牛肉漲價成本提高了5毛，現在賣8.5元，漲了約6%；蘭州的牛肉面原來2.5元一碗，同樣因為成本原因漲價0.5元，卻是漲了20%！

　　通過上面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在成本推動型的通脹中，絕對物價越是高的地區，受影響越小，物價越低的地方，受影響越大。此外，就是消費層次越高的地區，受影響越小。比如說，同樣都是以鋼材為主要原材料，在鋼材平均價格漲了6%左右的情況下，鐵桶價格漲了6%，自行車價格幾乎沒變，汽車反而降價大約6%。

　　統計數據同樣能說明這個問題。在全國36個大中城市中，今年上半年物價上漲最快的正是長沙(5.4%)、西寧(4.9%)和合肥(3.9%)等絕對物價和消費水平較低的三個城市，而漲幅最低的，則是清一色的絕對物價和消費水平都相當高的發達城市——北京、上海、杭州、寧波、廣州等。

　　不過，盡管這些發達城市的物價漲幅不高，居民對物價的反彈聲卻未必就更低些。其直接原因，應該是這些城市絕對物價較高，因此居民的必要消費支出較高，對物價感受的“彈性系數”自然也就更高——上漲一點點，都可能成為讓某些人不堪重負的稻草。

　　其實，中心城市的物價高、生活支出壓力大是自古以來的普遍現象，中唐時期便有“長安米貴，居之不易”的說法。時易勢移，普遍規律卻沒有變：古時城市居民的生活、財富標準乃至生存條件，主要是以米(糧食)擁有水平衡量的(官員的俸祿和稅賦也多以米計量)；如今決定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標準，卻莫過于動物性蛋白的攝入量和住房狀況。

　　我注意到，恰恰是總體物價漲幅越是緩慢的中心城市，肉價和房價的上漲速度越快。比如，物價上漲幅度最小的北京，豬肉價格上漲卻達到64%，極有可能是這個在“全能比賽”中墊底的城市獲得的唯一一個“單項冠軍”；此外，在大中城市的房價競賽中，北京還榮獲一枚“銅牌”——由于房價未計入CPI核算體系，所以這并沒有因此影響北京的全能積分。

　　但房價和肉價的上漲，卻實實在在地導致居“長安”更加不易。最不易的是什么人？從一般的經濟學理論來看，似乎是低收入群體。有非官方機構的統計數據表明，北京7月份的“窮人CPI(以低收入者消費結構計算的消費物價漲幅)”達到了7.1%，遠高于普通CPI.但我們注意到，低收入者全體對于這次物價上漲的反應似乎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強烈，一個原因，便是政府并采取了有力措施。我們注意到，最近兩個月，中央和各級政府有關提高退休金、增加低補和物價補助的政策密度可謂空前，力度也相當之大，這使得大城市的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增長明顯超過物價漲幅。而國務院最近出臺的低收入者住房保障政策，這一群體自然也是最大的收益者。

　　按照統計，全國的“富人CPI”也超過了普通CPI，但富人肯定也永遠不會是物價上漲的最大受害者。

　　于是我們發現，如今京城肉貴、房貴，與古時候“長安米貴”時的主要受害者，幾乎沒有太大區別。

　　當年16歲的白居易從江南來到長安，帶著自己的詩稿去拜會名士顧況。顧況看到詩稿上“居易”的名字，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居住不容易啊。”可見，當初因為米貴而首當其沖的，是有較高文化水平、來到大城市尋求的青年人。對應我們這個時代，基本就是中低層的公司白領和青年創業者。

　　這些人不僅是當代中國創業和創新經濟的主要源泉，也是最活躍消費力量——君不見，從電影大片到特色餐廳、從新款手機到經濟型汽車，其主要的目標客戶無一例外地都是這一群體。事實上，在沒有形成真正“中產階級”的中國社會，這個群體無論是從消費能力還是消費理念上，他們在社會經濟結構中所擔當的作用，較之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有過之而無不及。

　　反過來說，如果這個群體的消費能力、生存狀況和可支配資金受到過度制約，必然對中國的創業活力和消費增長與提升，造成明顯影響。而這種從目前情況來看，這個社會中間和中堅群體的基本面和政策面處境，卻和

中國經濟曾長期“被遺忘的中部”有驚人地相似。中東部沿海地區享有改革開放的政策優勢，而西部則得到轉移支付和財政投資的資金扶持。中國的富裕階層往往在投資政策和政治地位上享受到一定的間接“扶持”，而低收入者則直接受到各種資金上的補助。唯獨以青年白領和創業群體這一實際上的中產階層，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政策面的惠顧，而且還是稅賦制度的最沉重的負擔者。

　　中國區域經濟中部塌陷的問題已經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視，中國的消費群體同樣需要實現“

中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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