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文《財經》雜志

　　決策者應當斷則斷，在當前通貨膨脹勢頭顯現之時撬動價格改革杠桿，完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遏制經濟增長從偏快轉為過熱

　　只要細讀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經濟形勢的有關報道便可明白，對最高決策當局來說，經濟過熱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否則，便不足以解釋，何以近來官方精心表述的“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在政治局會議上被強化為“遏制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

　　形勢變得嚴峻起來。在學者爭論紛紛、數據相繼說話之后，最高當局已然直面過熱之虞。從“防止”到“遏制”，表明對于經濟過熱威脅的判斷和政策力度選擇發生了重要變化。

　　此前的7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07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1.5%，比上年同期加快0.5個百分點；其中，一季度增長11.1%，二季度增幅高達11.9%。這些數字，均遠超過政府年初設定的全年增長8%的目標。經濟高位運行本無懸念，但如此高的增長還是出乎大部分財經官員和專家學者的意料。

中國經濟又走到了一個緊要關口。

　　是偏快還是過熱？如果是過熱，是局部過熱，還是全面過熱？不同的研究人士按照不同方法，依據不同指標，自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遏制過熱已經成為共識。在當前局勢下，怎樣才能實現遏制過熱的宏觀政策目標呢？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堅持標本兼治、遠近結合，用改革的辦法推進深層次矛盾的解決”的方針。然而，何者為標，何者為本，在實際中有不同的理解。

　　由于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過熱容易使人想到漲價，遏制過熱就會使有些人聯想到對具體物價的控制。這當然是一種極大的誤解。需知遏制過熱，旨在防止總體物價過快上升，故其標本兼治之道，在于及時調整和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深層次改革，最終離不開推進價格體制市場化改革的大文章。

　　細察GDP的各項構成，投資與凈出口為增長的兩大龍頭，其中外貿順差更是屢創新高。這當然是產業結構不盡合理所致，但說到底還是與價格形成機制有關。很顯然，當前的

匯率機制并不能反映真實的國內外價格之差，不僅直接造成巨額的外貿順差、外匯儲備，導致流動性過剩的困局，并在更深的層次造成了經濟整體的對外、對內結構失衡。正如失真的匯率價格信號引導經濟資源向對外經濟部門傾斜，偏低的資金價格(利率)也使得企業傾向于過度投資。加快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以及審時度勢調整利率，無疑正可在宏觀經濟政策的意義上收標本兼治之效。

　　一直困擾中央決策層的節能減排難題，其實也植根于

能源價格過低，污染的成本未能內化于企業的生產。國內市場能源價格過低，長期受到政府的管制，無法反映能源資源的稀缺程度，其結果只會促使人們過度使用能源，并促使高耗能產業從國外到國內的轉移加速，預期的節能減排任務則難以完成。因此，調整能源價格機制，正是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兩高”企業兼收遠近期之效的最好辦法。國家有關部門打算在下半年力推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和環保收費改革，絕不可再行猶疑。

　　我們主張通過價格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同時反對動用行政權力對市場“價格調控”。當前,部分商品價格的快速上漲，很容易成為遏制過熱的直觀對象，而行政手段又極易成為政府部門的“集體無意識”。近期以來，少數地方政府部門制定了價格干預措施或緊急預案，對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進行不當干預，有些做法公然與《價格法》相違。還有些省份出臺“糧食價格應急干預預案”，準備一旦出現“搶購”便進行價格干預。我們并不懷疑有關政府的善意，但仍然認為，以行政手段干預價格不僅不是治本良方，而且在治標的意義上很可能也只是揚湯止沸，給市場傳遞不準確的信號。關鍵還是要從解決結構和體制問題入手，通過加速改革疏通價格管道，使供需恢復均衡。

　　應當承認，中國經濟當前問題叢生，蓋因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改革推進難度加大。許多人對價格機制仍持懷疑態度，對于金融、能源等國民經濟“命脈”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尤其忌諱，而正是這些領域改革進程的緩慢，影響了中國經濟高速平穩運行。當前決策者應當斷則斷，在通貨膨脹勢頭初顯之時撬動價格改革杠桿，完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遏制經濟增長從偏快轉為過熱。而因為擔心通脹，對必要的深層次改革猶疑不前，甚至重祭行政性價格控制手段，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