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28日(周六)表示，放慢資本市場開放以保護國內市場的想法在短期內是可行的，但長期來看擋住資本可兌換大門的可能性并不樂觀。她認為，唯一的對策是加快國內金融改革，放松對內的金融管制。

　　吳曉靈是在第三屆中國經濟50人論壇田橫島論壇上做出上述表示的。她指出，未來十年如果中國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的變革，那么在未來國際競爭中將會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的。因為在現代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過程當中，各國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已經演變為金融的博弈。

　　在她看來，通過放慢資本市場開放以保護國內市場的想法在短期內是可行的，但由于港幣和臺幣均可以自由兌換，長期來看擋住資本可兌換的可能性并不樂觀。

　　“應對挑戰的唯一對策就是加快對內的金融改革，具體來說應該放松對內的金融管制，增加企業居民的金融自主權，同時加強金融監管的協調。”吳曉靈表示。

　　吳曉靈稱，我們國家的改革都是市場主導下的改革，在金融改革方面，也應該是政府主導的市場改革比較多，而且因為在改革的過程當中，出現了一些風險，因而特別是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大家看到的金融危機對一個國家財力和經濟所帶來的巨大的沖擊，因而對金融問題是格外重視，越重視，就是管制的越多，這樣的話對金融市場的形成是不太有利的。

　　“在80年代以后，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我們在金融的管制方面，應該說是逐步加強的。現在盡管是金融改革有所推動，但是從金融的自主權上來說，企業的籌資自主權、居民的投資自主權、金融機構的運作自主權和創新的自主權，在中國都是不夠的。”她說。

　　她同時強調，要加強金融監管協調，轉變金融監管的理念，樹立功能監管的理念。她特別提到，在對于風險的認識方面，監管者應該有統一的認識，即監管者不是替市場承擔風險，而是要讓所有的市場參與者在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限度之內來承擔風險，不管是投資者還是中介機構。

　　據她表示，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也意識到了金融機構如果不健全就會遭到國際游資的沖擊，因而加強金融機構的改革、加強它的健全性成為從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以后很重要的一個主題。在解決有問題金融機構的過程當中，為了減少社會的振蕩，國家過多地承擔了市場風險。

　　吳曉靈表示，到現在為止，我們的金融機構國內的市場準入，應該說是管的是很嚴的。只有解決了誰來承擔風險的問題，才能夠在金融的放松管制方面，大踏步地前進。如果我們的政府過多地承擔風險，就不可能放開市場的發展。

　　以下是經吳曉靈副行長審校后的發言全文：

　　吳曉靈：今天上午聽了劉鶴的發言和三位的發言，收獲挺大的，而且他們都認真地思考了很多問題。劉鶴今天上午提出了五個問題：城市化問題、工業化問題、市場化問題、社會轉型問題和國際化問題。確實這五大問題，是未來十年當中所面臨的問題，限于時間的關系，我想呼應一下講兩個問題：一個是關于城市化的問題，一個是金融的問題。

　　先講第一個問題。我個人認為應該順應城市化發展的要求，增加財政公共產品的供應，促進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轉型。隨著工業發展和國民收入的提高，我們國家已經到了一個經濟發展的轉型時期了。我們國家的二元結構，是不能長期下去的，應該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工業現代化的必然結果是城市化。

　　(一)咱們國家必須加快城市化的發展，我想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我今天強調三個因素：

　　第一，咱們國家工業發展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工業和服務業對勞動力吸納的能力，有條件把農村的勞動力吸收到城市來。

　　第二，提高農民收入需要加快城市化的進程。我們國家現在內需不足，內需不足最主要的問題之一就是農民收入不高。要想提高農民的收入，單靠農業，在目前我們國家的農業勞動生產力的水平下，是不可能的。最近農民的增收實際上很多是政策性的補貼和農民外出打工的收入。既然提高農民的收入大量的是靠轉移支付和勞動力打工，就應該努力實現農民工真正成為城市居民，而不是戴著農民工的帽子。城市需要他，應該把他穩定在城市，這是第二個方面，城市化能緩解提高農業生產率的有限性和提高農民收入之間的矛盾。

　　第三，是環境的脆弱和制約。我們再有這么多的人去從事農業，低水平地去開發農業的話，對于我們的環境、生態破壞是很厲害的。我剛剛在山西和內蒙進行扶貧開發的調研，內蒙非常強烈地談到了在西部的一些地區，想通過農業的發展提高收入的話，最后是惡性循環，是對生態的進一步破壞，這是我們城市化的迫切性。

　　(二)怎么樣來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領導人最擔心的就是城市化過程當中出現“拉美現象”，怕產生城市貧困人口集中的問題。如果要想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就要給地方政府增加財力，讓它們能夠更多地提供公共產品，一方面是提高勞動力的素質，通過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加大農業產出的能力。另一方面，應該通過公共產品的供給，來加大對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關于增強地方財政的財力我講三點。

　　第一是通過稅制改革增加地方財力。今天上午我覺得小敏提有關地方稅收的這三條是挺好的。1993年的那一輪稅制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沒有1993年的價財稅聯動改革，就沒有現在國家的財力。但是當時的中央和地方事權的劃分，財力的劃分，到現在為止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要想改變地方政府過多地介入到經濟事務當中、對公共品和環境關心不足的狀況，就必須要給它與事權相適應的財力，如果沒有這個財力，地方政府必然會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怎么樣獲取更多的財力方面。小敏講了三個主力稅種：一個是資源稅，我們應該把資源稅中更多比例放在地方上。我們國家的西部地區，都是捧著金飯碗討飯吃，因為我們中西部地區都是資源大省，但是國家征的資源稅低，利用資源所產生的利潤都被企業拿走了，被壟斷企業拿走了。這也是我們國家在國民總的收入中企業儲蓄率大幅度上升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而在低征的資源稅當中，中央財政拿得太多，地方財政拿得太少。第二個就是土地增值稅，第三個是財產稅，如果這兩個稅種能夠成為地方主力稅種，地方政府就會改善基礎設施，通過土地的增值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而不是光靠賣土地。按現在的土地制度，許多地方的政府已經把后代子孫的錢透支完了，能夠賣的地大部分都給賣掉了。當然是70年的使用權。但這個狀況是很不好的，所以在稅收制度上，應該有一個改革。

　　再有一個，我們應該建立生態的補償機制。要是地方上沒有生態移民的補償機制，對生態的破壞是不可能禁止的。我們現在世界上這么多的自然災害，今年的洪澇災害還有氣候的異常，都是和生態的破壞和我們環境的破壞有很大關系的。

　　第三個，我們應該立足于公平提供公共產品的觀念，來計算我們的轉移支付。我們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不是太高，

財政部已經提出了擴大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例，減少專項的支付，這樣才能把更多的自主財力給到地方上。我們應該按公共品的平等享受的原則來計算轉移支付的數量。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公共設施、教育、衛生等，人均支出要高于農村很多倍，應該增加對農村的公共產品支出。這樣，才能夠提高農村的生產能力，也才能夠解決農村人口進到城市以后的社保銜接問題，

　　(三)加快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所要面臨的問題。我們會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城鄉社會保障銜接問題。我們共產主義的理念是消滅城鄉差別，現在我們到北歐和一些發達國家去看一看，它們的城鄉差距是很小的。我們國家馬上做到是不可能的。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當中也提出來了，說要在地方財力允許的范圍內，自主、逐步建立農村低保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但是這個責任要給到地方政府，沒有正常的收入來源，是建立不起來的。在農村的社會保障水平還有公共服務的水平和城市差得比較多的時候，我們要想取消戶籍制度，實際上是實現不了的。因為戶籍問題最根本的含義，就在于具有城市戶口的居民，他所享受的教育、衛生、公共設施的水平要大大高于農村人口。如果讓農民進入到城市里面，不作為二等公民，能夠公平的話，那就要在享受公共產品的服務上和城市人口一樣。所以我們要解決的，就是怎么樣加大城市化過程當中，農民工進來以后，真正按照城市的標準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問題。第二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土地制度問題。現在對農民工的最后的社會保障是土地。在過渡階段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恰恰是最后這個繩子，把農民工拴在了農村，而不能真正變成城市人，得到公平的待遇。上個世紀50年代招工進來的農村人，就可以真正變成城市人。但是現在很多人在城市打工十幾年了，都不會變成真正的城市人。除了剛才說到的公共品的供給，城市和農村的社保水平不一樣以外，還有一個我們的土地制度的問題。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大的問題，我呼應一下劉鶴說到的，未來十年其中的一個問題，城市化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關于金融的問題。今天李揚講了很多金融的問題，剛才王建也很擔心地談到了一些金融的問題。確實是，未來十年如果中國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的變革，在未來的競爭過程當中，中國是會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的。因為在現代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過程當中，各國之間的競爭，除了科技、生產能力這方面的競爭以外，在資源的配置上，金融體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很大程度上各國的博弈是金融的博弈。剛才王建談到了我們是不是放慢資本市場的開放，來更好地保護我們的市場，這個想法在短期之內是可以的，但是現在世界各種要素都已經全球配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充分利用金融工具，來促進中國在國內優化資源配置和在全球配置資源的話，對于中國今后的發展是有很大制約的。中國有一個臺灣，有一個香港，臺幣和港幣是可自由兌換的，所以中國要想擋住資本可兌換的門，是不太樂觀的。所以我想，只能是加快對內的金融改革。具體地來說，應該放松對內的金融管制。放松金融的對內管制有兩個方面：一個是金融自主權。我們國家的改革都是政府主導下的改革，在金融改革方面，也是政府主導的市場改革比較多。在改革的過程當中，出現了一些風險，特別是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大家看到金融危機對一個國家財力和經濟所帶來的巨大的沖擊，因而對金融問題是格外重視。越重視，就管制得越多，對金融市場的形成是不太有利的。在80年代以后，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我們在金融的管制方面，應該說是逐步加強的。現在盡管是金融改革有所推動，但是從金融的自主權上來說，企業的籌資自主權、居民的投資自主權、金融機構的運作自主權和創新的自主權，在中國都是不夠的，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放松金融的對內管制，我們要加強金融監管協調。關于金融監管協調今天李揚說了一個非常好的概念，我還沒有記住你那一串的話。但是總體上來說，加強監管協調，關鍵是轉變監管的理念，應該樹立功能監管的理念。我們現在是機構監管，三個監管當局，把所有的金融機構作為自己的“兒子”來看待，都為自己“兒子”的發展謀出路。對別人的“兒子”就有一種戒心，這樣就造成了市場分割。而且同樣的金融業務，不同的監管當局制訂不同的游戲規則，不同的準入標準，這就是李揚上午說的要統一規則。我們現在的

理財產品，就是一個代客理財，就是一個委托和信托的關系，這個關系是明確的，但是規則不一樣，這個我在多種場合都講到了。再就是我們的QDII，證監會發一個標準，保監會發一個標準，

銀監會發一個標準，國際上看不明白，社會大眾也看不明白金融機構做的合規不合規，無法去監督，這些都是不利的。監管協調的第二個方面，即要按功能監管的原則對同一類型的金融產品制統一的規則。第三，對于風險的認識方面，監管者也應該有統一的認識，監管者不是替市場承擔風險，而是要讓所有的市場參與者在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的限度之內來承擔風險，不管是投資者還是中介機構。在上一輪改革的時候，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意識到了金融機構如果不健全，就會遭到國際游資的沖擊，因而加強金融機構的改革，加強它的健全性，成為從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以后很重要的一個主題。在解決有問題金融機構的過程當中，為了減少社會的振蕩，國家過多地承擔了市場風險。因為國家承擔了過多的市場風險，為了減少風險，國家就對金融進行更多的管制，到現在為止，我們的金融機構國內的市場準入，應該說是管得很嚴的。我們現在要想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應該說需要大量的中小金融機構來為它服務，但是在這方面，我們的管制是比較多的。因而，只有解決了誰來承擔風險的問題，才能夠在金融的放松管制方面大踏步地前進。如果我們的政府過多地承擔風險，就不可能放開市場的發展。

　　下一步我們要想在國際上進行競爭，我們必須加快金融改革，而我們加快金融改革的重點，就是要放松對內的金融管制。只有放松對內的金融管制，提高了我們自身的競爭能力，才可能到國際上去進行博弈。

　　今天上午聽了他們幾位的發言，還有王建的發言，就講這些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