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曉萌

　　我國的外貿政策近期出現了一系列的調整。

　　7月1日，數千種商品的出口退稅被調低或者取消；7月23日，新的加工貿易限制類產品目錄出臺……

　　據記者了解，下半年，中國政府可能還將把更多的產品列入到加工貿易限制類和禁止類目錄，并且，對更多產品的出口退稅和關稅進行調整。

　　一切都在清晰表明，政府“減順差”決心已定，希望通過一系列貿易政策上的重拳出擊，緩解流動性過剩對經濟造成的壓力、改變中國出口低附加值的結構和中國經濟對出口的過度依賴。

　　但是，緊鑼密鼓的政策調整會讓企業面臨什么樣的新的生存環境？這些政策調整的預期如何？

　　

國家發改委宏觀院外經所所長、北京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日前專程到廈門等地，調研企業對外貿政策調整的反應。7月26日，張燕生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張燕生說，根據調研，目前的政策調整對內資企業，尤其是內資中小企業影響巨大。而這些企業對于地方就業和保持經濟活力，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因此，他建議政府應該出臺相應的配套措施，并且更加審慎地制定以后的政策。

　　內資企業受沖擊最大

　　《21世紀》：最近外貿政策調整非常頻密，從您的調研來看，現在的政策調整微觀上對企業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張燕生：對于誰來負擔政策成本，我覺得應該有更加審慎的評估和區別對待。現在外資和內資不同，外資在中國的產業只是全球產業鏈的一部分，可能只占其全部的10%-20%，但對內資企業來講，這就是全部。我去調研時就發現，貿易政策調整對內資企業的影響，遠遠大于外資企業。

　　我們都知道，貿易順差大部分來自外資企業，而現在受限制的“兩高一資”產品，大部分是內資企業的。因為外資企業產品分工地位高于內資，主要集中在鼓勵出口的行業。我們與美國一家機構的聯合研究表明，同一個高技術產品，中國對美出口和美國對華出口的單位價格相差可達百倍，雙方完全不是在同一個環節。

　　內資企業就是在一些高順差的、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因此這些產品的轉型升級需要非常細致地對待，不能僅僅使用限制、禁止的政策，這樣最后調整的責任就主要由內資企業承擔了，外資企業承擔得很少。但是，內資企業對經濟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們希望政策調整的重點，應該逐步由鼓勵出口導向，轉移到鼓勵自主創新、自主品牌、自主營銷，以及保護環境、資源節約上來。這不能僅僅是一個指標的要求，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都是很貴的，中國內資企業既無技術，也無能力，轉型是很困難的。但是外資企業就不同了，他們比較成熟，轉型升級是很容易的。

　　政策應考慮如何幫助中小企業

　　《21世紀》：對于一些內資中小企業，是不是沖擊會更大？

　　張燕生：我認為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是比較大的。我剛才已經說了，大部分中小企業的產品集中在“兩高一資”和勞動密集型領域。我調研的時候也聽到有的企業表示，會設法應對政策的調整，包括“對內挖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對外出新”(產品提價、開發新產品、產品升級和對外轉移)。但是我們要看到，有能力提價和開發新產品的中小企業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企業缺乏資金、人才、技術來適應新的政策環境。

　　所以，我們的政策應該考慮如何幫助這些中小企業。在調研過程中，很多企業就提出，不怕政策變化，但希望政策變化更有可預見性。

　　《21世紀》：那么在幫助企業適應轉變方面，您有什么建議？

　　張燕生：我個人覺得現在的政策調整，使一些利潤本來比較薄的企業會承受不住壓力，但不應該讓這些企業自生自滅。

　　從資金上來講，我覺得可以設立一些幫助企業轉型升級或者為大企業做配套的資金。

　　從技術上來講，應當承認，內資企業的技術力量是很薄弱的，據我們統計，中國93%的規模以上企業都沒有研發活動。因為研發是高風險、高投入、高回報的，對于中小企業來說太貴了，很難自己提高技術含量。這就需要國家創新體系，讓大學、科研院所都來為企業提供技術支持、聯合研發，可以通過一些稅收優惠來鼓勵這些行為。

　　在人才方面，內資企業吸引人、留住人的能力確實比外資企業弱。我覺得我們應該鼓勵更多的技術人員、畢業生去內資企業工作。

　　下半年順差增長幅度肯定會降低

　　《21世紀》：這些政策宏觀上都是為了調整順差，您覺得會對下半年的順差產生什么樣的效果？

　　張燕生：我相信這些措施肯定會有效果，順差增長幅度肯定會降低，尤其是與上半年的增幅比較。

　　《21世紀》：中國政府自去年來一直提出，不追求高額順差，希望達到國際收支平衡，但從去年和上半年的數據來看，順差增長越來越快，您認為這是什么原因？是政策調控不到位嗎？

　　張燕生：不是，我認為政策調控是很到位的，但順差產生本身的原因令政策調控不可能在短期內就取得效果。

　　《21世紀》：您指的順差產生的原因，是指產業結構的問題，還是匯率的問題？

　　張燕生：政策調控不可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其實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到1993年，我們面臨的問題一直是逆差，必須對進口需求嚴格控制才能保證逆差不會太大。

　　1994年以后，人民幣匯率并軌改革以后，中國才開始出現順差。首先外匯價格統一了；其次，人民幣匯率由官價5塊8、市場調節價8塊7，并軌到8塊7，因此對企業出口產生了激勵；另外，當時還是鼓勵出口、鼓勵外資的，因此出口導向型的外資在中國發展得很快。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承諾人民幣匯率不貶值。此后順差越來越大，人們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也就越來越大。但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是一個很復雜的、需要時間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境外資金也大量進入中國，這就導致了目前國際收支不均衡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涉及到很多結構性和機制性的因素，包括短期的宏觀調控、中期的結構性改革和長期的經濟體制的改革。

　　關鍵是貿易和投資機制轉變

　　《21世紀》：那您認為比較可行的改革是怎樣的？

　　張燕生：我個人的看法是，順差不會對人民幣升值、關稅調整、利率、價格這些因素起敏感反應。所以改革首先應該從機制上進行，現在除了投機性的因素外，順差還是和貿易形成機制不對稱有關系。出口主要受幾個因素影響，首先是外需，現在國外需求很好，出口當然就起來了，這是不應該限制的；其次就是國際產業結構轉移，把全球產業鏈的某些環節轉移到中國來，這種出口導向型的投資我們也不能禁止；第三，雖然現在在縮減順差，但是我們很多政策是鼓勵出口的，并沒有對整個涉外經濟體制進行一次全面清理調整，比如，我們一邊要縮減順差，一方面各地還是在高指標進行招商，引入大量出口導向型外資，這就是矛盾的。

　　因此，出口導向型經濟的一個問題是，出口并不是中國政府單方面可以限制的。而從進口來講，這主要是受內需影響，現在宏觀調控限制固定資產投資，肯定會對進口有影響。另一方面要承認的是，我們過去長期形成的限制進口的政策并沒有改變。

　　所以，需要對進出口、

外匯儲備管理、匯率形成機制等多管齊下，才能解決問題，關鍵還是在貿易和投資機制的轉變。

　　另外，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我覺得短、中、長期政策應該更加協調。短期內還是以縮減短期資本順差為重點，控制短期資本流入；中期應該以縮減貿易順差為主，讓貿易政策中性化；長期來看，應該以調整外匯儲備存量為重點，管好用好這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