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賀江兵 北京報道

　　三年前還是中國銀行業中最接近破產的城市商業銀行，如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南京銀行、寧波銀行的上市，以及杭州、上海和北京等城商行的即將上市，昔日的“麻雀”已經變成了“鳳凰”。

　　三次革命

　　中國城市商業銀行(以下簡稱城商行)的改革與發展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5年，“城市信用社改造為城市商業銀行，初步建立現代商業銀行運行框架”，業界稱之為中國城商行發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2004年6月起，城商行按照銀監會的要求，開始大規模重組整合，這被稱作其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而從2007年7月起，由南京銀行和寧波銀行首開先例的城商行上市，無疑標志著城商行的發展已經掀開了新的篇章。

　　城市商業銀行是經國務院批準，在部分城市信用社基礎上組建起來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于城市私營、個體經濟的蓬勃興起，城市信用社發展加速。1994年底，全國共有城市信用合作社5200家，但存在規模小、資金成本高、股權結構不合理、內控體制不健全等問題，經營風險日益顯現和突出。1995年國務院決定組建城市合作銀行，1997年統一更名為城市商業銀行。

　　由于城商行在經營管理中受到地方政府極大干預，加之歷史包袱沉重，在城商行發展的第一階段，最嚴重的時候，城商行的不良貸款率高達34.32%。2004年末，全國城市商業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為1.36%。

　　面對嚴峻的形勢，中國銀監會于2004年下發了《城市商業銀行監管與發展綱要》，要求到2006年底城市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巴塞爾委員會規定的8%的最低標準，并在2008年年底前，分階段完成不良貸款的撥備。銀監會多次強調：今年將解決部分風險較高的省會城市商業銀行的風險問題，對于風險狀況不斷惡化、地方政府無力或無意救助的，要研究其市場退出問題。

　　由于國有商業銀行貸款權限上收，城商行是地方政府能夠掌控的惟一銀行。為保住城商行這個稀缺的金融牌照，地方政府都出手援助了城商行，比如對城商行的不良貸款進行置換、協助清理不良貸款、注入資金等。部分省份把轄內的城商行和城市信用社聯合重組成為省級城市商業銀行，比如安徽把省內的6家城商行和7家城信社整合成為“徽商銀行”、江蘇省把省內的10家城商行整合成了江蘇銀行。《華夏時報》獲悉，吉林省和陜西省也即將采取類似的辦法整合轄內的城商行，以組建省級城市商業銀行。

　　通過多方努力，城市商業銀行在資產規模、資產質量、經營業績等方面都有了較快的發展。2006年，全國城市商業銀行實現利潤136億元，資本充足率達8.48%，資本充足率在8%以上的城商行達75家，不良貸款率降至4.8%。城商行資產總額為2.57萬億元，占全國銀行類金融機構總資產的5.85%；負債總額為2.45萬億元，占全國銀行類金融機構總負債的5.87%。南京、寧波、杭州、上海等9家城商行已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

　　關鍵的5年

　　業內人士較為普遍的看法是，城商行發展進入第三個階段標志著城商行正在朝良性方向發展，其主要標志有三個：安徽省內城市商業銀行和城市信用社整合成“徽商銀行”；上海銀行和北京銀行實現跨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最耀眼的是最近寧波銀行和南京銀行成功上市。

　　徽商銀行發展規劃部總經理邵赤平對本報表示，未來3到5年是城商行發展至關重要的時期，“5年后，全國城商行中較好的可能有30-40家”。在他看來，經過整合重組，部分城商行將被合并或兼并，其余的城商行將會發展成較小的社區銀行。此前，曾經分管城商行工作的原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提出過城商行發展規劃目標，銀監會要求城商行到2008年，整體要具備現代金融企業的雛形；到2012年，城商行要全部建成現代金融企業。所謂的現代金融企業可以理解成像南京銀行和寧波銀行那樣的上市公司，而今后的5年則是城商行發展的關鍵期。

　　《中國商業銀行競爭力報告》主要參與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

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研究員也持類似看法。邵赤平和劉煜輝對城商行發展均持樂觀態度，他們向本報介紹，這幾年城商行財務狀況得到改善、不良貸款占比大幅下降、資本充足率提升，城商行正在朝良性方向發展。銀監會提供的數據印證了他們的觀點，截至2007年3月末，全國113家城商行合計資產總額26806億元，其中貸款余額14606億元；按五級分類口徑，不良貸款余額660億元，占比下降到4.52%；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8.67%，城商行的核心的平均指標達到巴塞爾協議和銀監會監管要求。各項指標比去年初更加好轉。

　　深層矛盾

　　城商行大多由當地城市信用社或者城市合作銀行整合而成，而城市信用社多由地方政府、基層

人民銀行或各類經濟組織組建。

　　由于城商行與當地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給城商行改革與發展帶來一定的有利因素，但更多的是弊端。眾多的其他商業銀行人士認為，有地方政府“罩著”給城商行業務發展帶來很多好處，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下文要求財政資金、預算外資金和企事業單位的存款必須存在城市商業銀行，并且把代理業務也劃給了城商行。

　　身在城商行的內部人士也認為，這種支持是畸形的，城商行的發展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而不能依賴行政手段實現。

　　在邵赤平看來，城商行遇到的問題還是身份歧視問題。比如，監管部門對于城商行在監管上與股份制商業銀行一視同仁，但是在異地設置機構上則難得多。城商行在異地開辦業務同樣會受到社會和地方政府的“歧視”。

　　劉煜輝對城商行和地方政府關系提出了更尖銳的質疑。由于地方政府多是城商行的大股東，城商行的高級管理人員多由地方政府委派。很多城商行的高管都是政府官員，而不是職業銀行家。政府官員的官僚作風和貪大求洋的風格很容易帶到城商行，把銀行機關化，銀行的高管和干部也講行政級別。

　　他表示，行政官員到銀行任高管的一個明顯的弊端是，行政官員喜歡追求大規模和大塊頭，這跟商業銀行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是難以調和的矛盾。“銀行規模大了，風險控制不好，虧損嚴重，這些銀行高管大多調回地方政府當官。”

　　由于城商行多由城信社轉變而來，人員素質整體不高，這對于現代商業銀行來說也是致命的硬傷，并且，這種狀況難以在短期內改善。

　　出路

　　劉煜輝認為，城商行首先要明晰產權，按照現代公司治理結構重組城商行，地方政府盡量少的干預城商行的經營管理。如果政府真心想為城商行的改革與發展做點什么的話，那么就應該學習浙江省的各級政府。一方面建立良好的信用環境，另一方面城商行的股權向民營資本開放，讓更多的民營資本進入對于明晰產權十分有利。

　　在他看來，工、農、中、建、交升級成為國際化的大銀行和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謀求全國化是合適的，113家城商行都謀求股份制商業銀行有些不切實際。城商行的特色就是小，優勢是為社區和中小企業服務，并不是越大越好。

　　他對城商行跨地區經營也持保留態度，他說，在浙江臺州市有泰隆、民泰、臺州等3家城市商業銀行，每家銀行都不大，但效益都很好。“在多年對城商行的競爭力排名中，我們發現一個規律，競爭力和效益好的城商行規模都不大。”

　　邵赤平也強調，城商行不能放棄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定位，隨著城商行發展壯大，這些城商行有放棄為中小企業和社區居民服務的傾向。

　　“引進戰略投資者對于城商行發展很重要，但是，必須要引進合適的戰略投資者。”據邵赤平介紹，徽商銀行正在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他們認為，戰略投資者必須能為城商行發展提供有益的幫助，在戰略制定、產品研發、管理能力的提升上都要有實質幫助。想成為徽商銀行海外戰略投資者的銀行很多，但至今未敲定。“銀監會已經取消成立股份制商業銀行必須要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的硬性規定，這對城商行在談判中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