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延春 實習記者 楊洋 北京報道

　　這是“審計風暴”以來最詳細的一份“整改報告”。——相比往年，國家審計署7月18日通報的2006年中央預算執(zhí)行和審計問題整改情況，56個被點名“問題部門”的整改進展悉數(shù)呈現(xiàn)，查出468億問題資金中，已糾正358.7億元。

　　不過，僅僅糾正資金是不夠的。審計風暴的雷聲響過之后，應該有政府官員被問責。一周來，本報按照審計署的名單逐一采訪整改情況，在經(jīng)歷了這些部委不同部門之間“推磨”式的互相推脫之后，記者一無所獲。

　　風暴之后，誰被問責？

　　海關總署東配樓多加出一排房子。加蓋的辦公樓呈乳黃色墻面，與原來的白色墻體看上去并不銜接。花園里面有一小塊塑膠運動場，種植著茂盛的樹木，從外部看來，這一切并無特別之處。但這些維修改造的資金，卻被審計署列入擠占挪用類，“購建辦公樓維修改造6500萬，綜合樓設備及輔助工程和綠化。”

　　記者與海關總署新聞處聯(lián)系，希望了解整改情況，先后發(fā)去兩份采訪函，轉(zhuǎn)了兩天，最終沒有人愿意接受記者采訪。沒有回復。

　　在隨后近一周的時間里，類似的情形屢屢上演。國務院三峽建委監(jiān)察局、重慶市移民局、文化部、全國供銷總社、民航總局、國資委等等，對記者采訪整改情況的回復，大都以 “不知道、不清楚”作答。

　　如何整改？誰被問責？——記者在各個整改部門間追問了一周，無人愿告之。自李金華出任審計署長以來，在連續(xù)幾年的“審計風暴”之后，公眾幾乎已經(jīng)“審計疲勞”，卻沒有換來“問責風暴”。

　　中國《公務員法》明確規(guī)定，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對重大責任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應當辭去領導職務，本人不提出辭職的，應當責令其辭去領導職務。

　　最近幾年，對重大責任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政府官員已有數(shù)人引咎辭職，但因為審計風暴刮出的問題，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官員，還沒有一人因此引咎辭職或者被責令辭職。

　　7月4日上午，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就違規(guī)使用資金的整改做出部署，國務院不僅提出，對審計發(fā)現(xiàn)的問題資金，該還的要還，還第一次嚴厲提出，該追究責任的要追究責任。

　　在此次會議上，各部委做了集體檢討。

　　審計署公布問題后，一些部門快速反饋：“違規(guī)資金已整改到位。制度正在切實規(guī)范。”記者發(fā)現(xiàn)，從2004年至2006年，中央部門預算執(zhí)行審計中發(fā)現(xiàn)的違規(guī)金額分別為90.6億元、55.1億元和468億元，加起來大約500億的違規(guī)資金。在500億問題資金中，大部分是管理不規(guī)范的問題。審計署人士稱，這是一個執(zhí)行不到位的問題，主觀上無故意。

　　事實上，自2004年的審計風暴以來，審計署只是向公安部、監(jiān)察部移送涉及28件涉嫌違法犯罪案件線索。除此之外，尚未見任何政府官員被行政問責制度拉下馬。

　　記者采訪中提到“行政問責”問題，很多部門表示，不知道問責的事情。國家信息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說：“沒有誰被追究，這事沒有通報，都集體決定，領導拍板的，誰問責？”

　　“不規(guī)范，又不是故意，你怎么問責？”某部委一位官員說，“處理人很復雜，哪能那么快？”

　　問責有多難

　　中國目前的行政問責，大多只是對“突發(fā)重大事件”的問責，是來自上級主管的問責。

　　行政問責發(fā)端于2003年非典期間。因隱瞞疫情，衛(wèi)生部部長、北京市市長兩名省部級高官和上千名官員被查處。此后，中石油總經(jīng)理馬富才因四川開縣井噴事故辭職。隨后是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被解職的高官解振華。

　　這類“突發(fā)重大事件”只是因為得到了中央高層批示才得以問責。

　　并且，這是部門內(nèi)部上級對下級問責，如果下級擺平上級，則有不被問責的可能。一個細節(jié)證實，此次審計署公布的問題資金，屬于下屬單位造成的大約100多億元。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唐均教授說，除了行政體內(nèi)自我問責外，更重要的“異體問責”，而現(xiàn)在，來自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紀檢監(jiān)察、司法、民眾、民主黨派，以及新聞媒體、社會組織的外部行政問責相對軟弱。

　　審計署官員告訴記者：審計署是行政機關，查明問題，指明原因，限期糾正，怎么整改，是不是問責，審計署也管不了。國家審計署審計科研所副所長崔振龍說：“涉及到問責官員，追究責任問題，那不是審計機關的職權(quán)范圍。”

　　行政問責倒逼政改

　　審計如何與問責制度勾聯(lián)，是李金華和他帶領的審計干部最期待的，面對審計“光打雷，不下雨”的質(zhì)疑，李金華曾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建立追究監(jiān)督部門責任的機制。他說，我不提倡講審計風暴，因為風暴給人的感覺是一種運動式的刮風，實際上審計是一種制度。那么，問責也應該是一種常規(guī)制度，不是“假奶粉事件”、“踩踏事件”出來后的“嚴打”刮風。不把行政問責引入審計，審計風暴也將是只紙老虎。

　　專家表示，在建設責任政府的當下，問責機制體系建立顯得更為緊迫。欲使行政問責有足夠的威懾力，必須建立多元化問責主體之間的協(xié)調(diào)機制。據(jù)了解，審計報告揭露的問題，監(jiān)察部會同審計署開展調(diào)查，中紀委也介入到審計中。中紀委一位人士表示，黨內(nèi)監(jiān)督條例明確提出黨內(nèi)監(jiān)督的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的主要負責人，因此，要逐步形成一張嚴密的監(jiān)督之網(wǎng)。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的權(quán)力進行約束。

　　承擔了行政問責研究國家課題的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黨說，行政問責應該是一種追究行政主體和行政公務人員法律責任的制度，行政領導和廣大公務員都屬于被問責的對象。當下，我國的行政問責制度散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jiān)察法》、《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等法律法規(guī)中，頭緒很多，卻沒有一部全國統(tǒng)一的行政問責法律。

　　他認為，什么情況下應當追究行政機關和行政公務人員的法律責任，行政問責如何啟動，由何種機構(gòu)、依照何種程序認定和追究，行政公務人員究竟應當承擔何種法律責任，這一系列問題都有待法律明確加以規(guī)定。

　　部分受訪者認為，審計讓問責制度走到臺前，而問責制度又在倒逼行政體制改革。問責制度被普遍看作國家政治制度和國家監(jiān)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專家表示，中共在十六大之后的五年間，出臺了公務員法、提出十年內(nèi)初步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標。即將召開的十七大或可讓期待行政問責趨于完善的人們有所收獲。

　　來源：經(jīng)濟觀察報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