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窯真相調查之三-

　　本報記者王克勤龐皎明實習生 黃柯杰

　　“山西產煤，到處都是黑吃黑啊！”

　　從晉北到晉南，這是記者在山西煤區采訪時聽到的最多的一句話。圍繞山西煤窯的一系列“黑吃黑”的故事，可謂千奇百怪。

　　一塊沉睡數萬年的煤炭，一旦誕生在黑煤窯里，這塊閃亮的“烏金”將會經歷一系列黑色的人間“游戲”，它將目睹行賄受賄、吃黑水、收黑錢、搞敲詐、做黑交易的黑窯主、黑車主、黑站長、黑官員、黑記者、黑所長等形形色色的“黑色人物”……

　　之一：開黑煤窯

　　煤礦從合法性上分為三類：合法煤礦、非法煤礦、違法煤礦。所謂合法煤礦，就是依法取得采礦業“六證”的煤礦，這六證分別是：采礦許可證、生產許可證、礦長資格證、礦長安全資格許可證、安全生產許可證和營業執照。所謂非法煤礦就是沒有任何法定手續的煤礦；所謂違法煤礦就是雖然有法定證件，但證件不全或部分證件過期。

　　而在民間，人們把沒有任何手續的煤礦叫“黑口子”，或者叫“黑煤窯”。也就是法律中認定的非法煤礦。

　　如何才能開得一個黑口子？山西省河津市的窯主王濤(化名)向記者講述了其中的程序——他親歷的內幕，要開一個黑口子，一般得經過5道程序：

　　首先，老板(投資人)得跟礦產資源局的領導接上頭。“你得跟他通個氣，自己想挖個口子。”王濤說，有的時候，資源局的人還會告訴你，某村的地界上煤炭資源更為豐富。

　　其次，在當地紀委找個靠山。“在這里，紀委什么事都管。在里邊沒有人不行。”

　　第三，找到鄉政府。“在鄉政府里邊說得上話的人，得給他們錢。”

　　剩下的兩道程序是派出所和村書記(村長)。“不給派出所好處，口子就沒法開。他們抓住一個(黑口子)礦工要罰款1萬，抓住一輛裝載車罰款3萬。”王濤說，至于村書記(村主任)，他們是土地爺，挖他們地下的礦所以要給些錢，“他們能保證你平安生產”。

　　打點這些關系，需要花費多少錢？

　　“不一定。”王濤說，“給村長的‘黑水’(即支付開黑煤窯的好處費)一般是2萬，給一次就可以了。其他部門的人，要經常走動，經常給錢，但第一次的‘公關費’大約需要20萬元。”

　　還有一種情況，開黑口子并不一定非經過這5道程序。據知情人說，給村支書每年交10萬元，也能確保在其所在村的地界開辦黑煤窯。“進村都得經過山路，什么人什么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們能幫著放哨”。但是，僅依托村支書為靠山，是開黑口子風險最大的一種選擇。

　　第二種情況，是直接給鄉政府“進貢”20萬元。“資源局或市里要來人檢查時，可以從鄉政府提前得到通知。用鏟車把口子堵住就沒事了”。王濤說。

　　2006年底，山西省國土資源廳曾租用警用直升飛機對該省的黑口子進行監測。山西省境內共存在14個非法采礦重點熱點地區，它們分別是：晉中市的靈石縣，忻州市的寧武縣，臨汾市的汾西縣、蒲縣、堯都區、鄉寧縣、洪洞縣、霍州市，呂梁市的交口縣，運城市下轄的河津市、陽泉市的盂縣和陽泉郊區，太原市晉源區和萬柏林區。

　　在黑口子泛濫的臨汾市汾西縣，開黑口子的程序與河津市大同小異。該縣的知情人士向記者介紹，在汾西開黑口子，必須打點的部門有：鄉政府、國土資源所和派出所。“當然，后臺越硬膽子越大，但只要搞下這三關，黑口子就可開張了。”知情人說。

　　各種關系打點完畢，剩下最重要的一步是開礦。王濤向記者描述了其在下化鄉某村開礦的情形：

　　第一步，在試圖開礦的方位探礦，找好地點。

　　然后，開一輛礦運三輪車，帶2個工人和雇一名技術員，在考察好的位置開始挖井。挖一個深50米或者更深的礦井便見煤了。

　　從探礦到見煤，所需時間大概是2—3個月，投資需80萬-90萬或者更多一些。

　　見煤以后，第三步是建設地上工作場面，該項費用需要7萬到8萬元，規模大點的需要更多一些錢。

　　“做完以上工作以后，就可以招收工人了。礦工來自四川、河南和東北。”王濤說，礦運三輪車也從一輛增加到十輛。

　　由此，一座黑煤窯即宣告誕生，“邊挖邊賣邊發財”。

　　兩年前，王濤的黑口子在該市下化鄉還正常運營，“如今風險太大，不挖了”。下化鄉是河津市煤炭資源最為集中的地區。當時，當地明口子(即合法煤礦)有30多個，黑口子300多個。據王濤介紹，如今“明口子有30個左右，黑口子還有200多個”。4月12日下午6時，記者在知情人的帶領下隱秘探訪了下化村一個黑口子。在一個叫南桑峪村的地界上，山坳間散布著五六座煤礦。記者來到其中的一座，看到100多名礦工正在井口集結，準備下井挖煤，但礦上卻沒有任何合法證件。

　　據記者調查，在山西，最小的黑口子大概有10個人左右，一般的黑口子總人數大概在30人—50人之間。而據知情人向記者透露，最大的黑口子人數可多達300人，“這些口子的后臺很硬”。知情人向記者介紹，在河津市下化鄉200個黑口子中，礦工約100人的為50個左右，100人以上的僅有幾個，剩下的都是30人左右的。

　　2005年山西省政府開展“打擊非法違法煤礦專項行動”，山西全境取締關閉4876處非法違法礦點、關閉1156座礦井。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在全省“打非行動”期間，大部分黑煤窯進入了“蟄伏”狀態。

　　然而，對于此種行動，也有人頗為不滿。“我的小煤窯因為只是公安局長保著，就給炸掉了，縣長保的卻沒有一點事情。”4月10日，在大同市南郊區的鴉兒崖鄉，安毅(化名)抱怨說，“打非行動”讓它的煤窯賺不到錢，至今還背著十多萬元的外債。

　　今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多次在山西境內由北向南采訪時發現，山西還有不少黑口子依然正常運行，只是方式更加隱蔽。曾經轟動一時的大同市渾源縣打死“記者”的煤礦就是一個沒有任何手續的黑口子。經記者核實，被山西官方稱為“無生產跡象”的這個黑口子，其實是晚上挖煤、白天休息，直到打死“記者”蘭成長當天才關閉。

　　4月15日，記者一行到臨汾市汾西縣，恰好趕上汾西打擊黑口子專項行動，當晚7時許，汾西縣城大街警燈閃爍。晚上11時許，在當地朋友的帶領下，記者找到兩個未開工的黑口子。在回來路上，又碰到兩撥剛出完煤的三輪車司機……

　　晚上12時許，記者一行因為迷路，誤入一不知名的山溝，又找到一個黑口子，現場未見挖煤的工人，但洞口有鏟車作業的新痕跡。

　　4月16日，在山西臨汾洪洞縣興唐寺鎮和明姜鎮交界處，記者發現兩處黑口子，一處在坡上窯洞內，一處在山溝，用塑料布和黃土遮住洞口。據村民透露，3月份，附近的圣王溝發生礦難，這兩個黑口子因為風聲緊，都關閉了。

　　黑口子的老板們在跟執法行動進行著貓捉老鼠的“游戲”，“礦難——執法——息事——再次礦難——再次執法”，如此的循環，似乎沒有人能夠望到它的盡頭。

　　之二：經營黑煤車

　　煤窯挖出煤之后需要把煤運出山溝。

　　記者在煤區采訪時看到：有相當數量的報廢車和沒有任何牌照的車在從事煤炭運輸。

　　4月12日，記者一行從河津趕往下化鄉，進入下化鄉地界后，看到不少早已經報廢的圓頭解放卡車在山溝里運載煤炭，這些“上了歲數”的汽車，車身油漆斑駁脫落，“一磕一磕”地在盤山公路上緩慢前行。與記者同行的司機齊師傅調侃說：“這些卡車可以拉去拍解放戰爭的電影。”

　　下化鄉的人對這些車并不奇怪，“只要交了錢，你想開就開，沒人管你。”

　　在山西朔州、大同境內，記者還看到，在加長重型運煤拖掛卡車隊伍中，許多車沒有任何牌照，而掛牌的車里，有近三分之一掛的是外地牌照。

　　“都是為了逃養路費。”司機齊師傅告訴記者，“山西的養路費比內蒙古等外省份高得多。”

　　超載，是煤炭運輸行業非常普遍的現象，在山陰縣城通往馬營鄉的山間公路上，都是裝滿了煤炭的加長重型運煤拖掛卡車，緩慢前行。為了多裝煤，很多卡車都進行了改裝，一般都用的是特制鋼板，再把車箱加高許多，超載往往是核定載重的一半或者一倍。

　　超載的重車下坡，一段路開過后剎車片就會因為過熱而失靈。記者看到，很多重型卡車都用水管一路向剎車片滴水降溫，無論是晴天還是雨天，礦區下山的路都濕漉漉的。超載的卡車一踩剎車，隨著“噗嗤噗嗤”的剎車聲，輪胎間就冒起一陣陣水汽，彌漫開來。

　　一位司機告訴我們，蓋著篷布的車子都是開往省外的，沒蓋篷布的都是運往省內或者煤場的。這位司機告訴我們，他的車一次要裝140噸煤。

　　“油價這么高，不超載我們沒什么錢賺的。”這位司機向記者坦白說，“通過治超點時，交點錢就可以了。”

　　之三：開黑煤場

　　在黑煤窯的“食物鏈”中，還有不能忽視的一級——在黑礦附近正規的煤礦或煤場。一般黑煤窯都是在晚上出煤，為躲避檢查，白天黑煤窯都是掩蓋起來的。通常，黑煤窯的煤是邊挖邊運的，礦工用三輪車把煤運到井口，就由裝載機立即裝上車，然后運到外地去，也有黑煤窯的煤拉到合法礦上或者黑煤場。

　　“價格190元／噸的煤，黑煤窯賣出來就是120元／噸，合法礦不花一點投入，就能轉手賺個差價。”

　　更多的黑煤窯把煤都送到煤場去，“選好煤場很關鍵，煤場如果選對了，開黑口就沒人查你。”臨汾一位煤老板道出其中的奧妙。

　　據他介紹，很多煤場都是有“后臺”的，專門收黑煤窯出的煤，因為黑煤窯的煤價格只有市場價格的60%，存在巨大的利潤空間。

　　2006年，據太原市相關部門不完全統計，僅太原市外環路兩側不足五公里的地段，儲煤場就達90余個，其中90%均為“黑煤場”。而記者在臨汾、忻州和河津等多個地區看到，許多黑煤場就光明正大的建在公路兩旁。據了解，山西省非法儲煤場每年偷漏稅費近10多億元。

　　販黑口子的煤，比挖黑口子的煤更賺錢。一位礦主向記者分析，由于有些煤場同時從四五個黑口子拉煤，整體而言要比單個挖煤的黑口子賺得多。

　　之四：煤檢站吃“黑水”

　　黑煤窯的煤拉運到煤場，要平安上路必須持有“煤票”，并且必須路過“兩關”�熋簷z站和治超點。

　　從1979年開始，山西省政府對地方的出省煤炭提取20元／噸的能源基地建設基金(俗稱“出省大票”的一種煤票，僅針對地方國有煤礦和鄉鎮煤礦)，所有出省的煤車必須攜帶此票據以證明繳納了基金。

　　當時，山西省政府將能源基地建設基金征收權授予山西省煤運總公司，而山西省煤運總公司可以從征收費用中提取2.5%的服務費。自此，煤運公司在出省的每一條公路上設置煤檢站，如今已經形成覆蓋全省的煤運網絡。

　　煤檢站的職能，是對出省的運煤車輛進行復磅計量、補征能源基地建設基金，對運煤車所攜帶的由上游的煤焦營業站開出的票據進行核對，對與實際重量和應收基金數額標準不符的進行量差和價差的補征。

　　2005年，為了徹底切斷黑煤窯的生命線，山西省煤炭局下發鐵令，要求煤炭系統禁放沒有“合法煤炭銷售票”(“煤票”之一種)的煤炭進入市場。

　　山西省煤炭工業局規定提出，所有“證照”齊全的礦井必須執行“煤炭銷售票”制度。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收購無“煤炭銷售票”的煤炭。

　　這些煤票，只有正規注冊的煤炭經營企業才能拿到。知情人向記者介紹，為了讓運煤司機在自己親信的加油站加油，煤場老板手里的“煤票”，往往會“寄存”在加油站老板的手中，“我們得過去加高價油，才能拿到煤票”。河津一運煤司機對記者說，拿到煤票，黑煤即刻“洗白”。

　　“煤檢站是山西最肥的差事！”山西的朋友們告訴記者。

　　記者通過對朔州市、臨汾市、河津市等多個煤檢站的現場觀察，許多煤檢站形同虛設。運煤車排著一條長龍停在路邊，有的，則根本不上煤檢站的地磅。

　　記者采訪了一位曾在煤檢站工作的人士，解釋了其中的奧秘。

　　“不過地磅的，都是在站內‘有人’的煤車，而排隊等候的，是在找人幫忙通關。”他說，煤檢站一般一個班工作8個小時或12個小時，24小時輪班。

　　煤檢站的工作，即是“驗票”和“補票”，但此項工作幾乎在山西全境的煤檢站都難以認真執行。“跟站里的頭(站長或班長)打好關系后，一切都好辦了。”知情人說，煤檢站采取的方法，即是不開票或少開票。比如，一個車隊有10輛車，只開5輛車即可放行；一個車實際載重有60噸，開票時只收20噸的錢。

　　煤檢站的一位工作人員分析，如此做法，除了“國家該收的錢沒有收到以外”，其好處有三：第一，運煤車老板少交了錢；其二，煤檢站工作人員得到了“黑水”；最后，幫助“過關”的人也獲得了提成。

　　幫忙過關的人，一般都是當地所謂的“老大”，他們的工作是疏通煤檢站和運煤車老板的關系。2005年，山西省五臺縣石咀煤焦管理站站長王清祥，因拒絕與押運煤車的“老大”合作而被毆打。

　　“一個煤檢站普通職工，一年掙十幾萬輕輕松松。”

　　一個班一天大約有5萬元“黑水”入賬，站長一半，副站長和其他工作人員平分另一半。“在臨汾，花一百萬元攻關，煤檢站的站長都不一定能當得上。”臨汾的知情人士說。糾風辦、煤運稽查隊等對此現象嚴查多次，“但煤檢站已經形成一個緊密的網絡，他們根本撼動不了煤檢站暗中搞的動作”。在臨汾，公安系統有個大隊專門處理與煤礦有關的案件，其被坊間稱為“黃金大隊”。

　　在煤檢站工作是一項美差。據山西本地媒體報道，有些煤檢站的工作人員進行賭博時，其賭資是“值班的資格”——尤其是夜班。

　　2007年4月1日，山西省開征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目前，此基金仍由稅務部門委托煤檢站代為補征。5月15日凌晨3時，本報記者對大同某煤檢站進行調查，有的車拉了六七十噸，但煤票卻只開34噸，而有些車拉了160噸，煤檢站卻按16噸收費。

　　“在山西，與煤有關的部門都是肥差。”

　　記者雇用的司機齊師傅曾經開過多年的運煤卡車，談起煤檢站的工作職責，他說：“見票才放行，否則一律補交罰款。”

　　但是事實卻并非如此，齊師傅告訴記者：“那里面的貓膩多了。”

　　根據齊師傅的講述，2003年他給一個倒煤的老板做司機。“我們過煤站時候都是一溜車，常常是10多輛，如果真的按照規定交錢，老板肯定賺不了多少錢的。”

　　“一般都是老板先去找一個本地的專門‘送車’的，送車的人都是和煤檢站的負責人聯絡好，不開票直接交點錢就行了。

　　運城河津一位長期運煤的司機給記者講起一句順口溜：煤站煤站，兩天一萬。

　　他談起自己的一次找“送車人”經歷：“送車人正在玩麻將，當時告訴我把錢和車號留下，你們直接開過去好了。”

　　關于煤檢“油水”的最大傳聞就是“賭一班”，司機齊師傅解釋道：“‘賭一班’就是誰贏了誰就上崗多值一個班，那里面全是好處。”

　　之五：黑記者經營“封口費”

　　在黑煤窯的利益鏈上還有一個行使著“監督權”的“記者”群體，他們也是“烏金”、“黑水”的割肉分羹人。

　　今年1月，《中國貿易報》駐山西省大同市工作人員蘭成長因為到黑煤窯去“采訪”，被礦主糾集同伙將其毆打致死，事件驚動全國。

　　據山西當地媒體資深人士介紹，在山西從事“創收”的“記者”比從事新聞報道的記者要多得多。大同、呂梁和臨汾等地，幾乎成了“假記者”的重災區。

　　“在大同活動的所謂記者至少有200人。” 大同市新聞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如此對記者表示。在呂梁，一個怪現象是，有些人“早上擺地攤，下午到現場(新聞采訪現場)”。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在山西，由于煤礦存在的各種問題突出，尤其是沒有任何手續的黑煤窯非法經營，而且問題很多，為行使“監督權”的“記者”們提供了許多工作機會，許多“記者”往往以對方的問題與違法事實相要挾實施“創收”，為媒體與自己創造經濟效益。

　　3月28日晚上12時許，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親歷了“記者”們創收的場面，當時，朔州市山陰縣腰寨煤礦發生一起爆炸事故，各路“新聞工作者”迅速聚集該礦，從車牌號上看，共有4個省份的車牌。

　　“記者”們在當地宣傳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在一個小屋等候調查組發布消息。桌上放著兩條名牌香煙，“記者們”在宣傳部拿出的簽到單上簽名以后，坐在椅子上或床上吸煙。在簽到單上，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看到簽名為“李有”、“王二”等“記者”，其所供職的媒體只寫著“朔州記者”、“中華報”等。凌晨2時許，有些“記者”等得不耐煩而吵了起來，此時，一個人拿著皮包進來，里邊裝的都是錢……

　　晉城一位礦長曾向記者介紹，有一次他的煤礦因事故死了一個人，他花費了290萬元打發“記者”，才將此事瞞了下來。“只要你的把柄在人家手里，你就得低頭，你就得花錢啊！”

　　“拿了錢的記者最好對付。”他說。

　　今年4月初，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臨汾采訪時得知，兩名某報的工作人員因重傷躺在臨汾市的某個醫院。此前，他們去了某個煤礦，“然后不得不從該礦辦公樓的二樓跳了下來，骨折了”。

　　當地人稱臨汾市為“記者之家”。據了解，在此設辦事處或派駐工作人員的媒體，“有近百家”。此外，還有許多拿著各種境外不知名刊物的“新聞工作人員”。“只有少數媒體從事正規的新聞報道”。一知情人對記者說。

　　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媒體，聚集于一個非省會地級市？知情人道破天機：此處有煤，煤田面積占了全市面積的75%。此外，在山西省14個重點熱點非法采礦區中，臨汾就占了6個。

　　“輿論監督權不僅可以交易，而且還可以派生出其他好處”。

　　在大同，有位電視臺的制片人如今的“副業”是幫助運煤車“過關”和為煤礦搞新聞攻關，“她每年至少有三四百萬元的收入，她的威望是打出來的。”當地一位媒體朋友羨慕地說。

　　隨著假記者的泛濫，被山西公安部門刑事拘留、被法院判刑的“假記者詐騙案”也開始多了起來。近年來，黑記者敲詐案也不斷被媒體曝光。

　　之六：黑官員

　　黑煤窯要想繼續存活，除了用錢來買通“新聞工作者”之外，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官員。在山西，黑煤窯似乎與當地的官員都有著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關系。

　　憑借手中的“管理權”、“審批權”，許多官員將手伸向了煤窯，有的人擔當著煤窯的保護傘，還有人入干股，甚至有人直接經營黑煤窯。而一些官員由于“運氣”不好，為此丟了前程與紗帽。僅2006年，山西先后有7名安監局長因此落馬，其中，兩名被判刑。

　　據公開的報道顯示，2006年9月6日，陽泉市盂縣原安監局局長韓斌因為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韓斌從2003年7月6日起擔任盂縣安監局局長，到2005年7月29日，兩年里斂財近500萬元。2003年5月至2005年4月間，盂縣王村煤礦礦長蘇秋愛，在承包王村煤礦時，得到韓斌的“幫助”，煤礦在日常的安全檢查、復工、審批火工�熣ㄋ帯⒗坠艿龋犉返确矫娑嫉玫健瓣P照”。為感謝韓斌，蘇秋愛先后8次送給韓斌人民幣80萬元、陽泉市工商銀行3萬元的牡丹卡一張。2003年11月，趙玉忠以188萬元的價格，從原承包人胡良國手中非法接包了盂縣西南關煤礦西溝坑口�熋旱V�牎Ｚw玉忠為感謝韓斌在其接包煤礦和經管過程中的“幫助”和“關照”，先后分7次送給韓斌人民幣236萬元。

　　2004年5月18日，交口縣雙池鎮蔡家溝煤礦發生煤塵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293.3萬元。之后，經過呂梁市檢察院的調查發現，該礦的投資合伙人中，竟然有交口縣安監局原局長武小莉和交口的一名檢察官。

　　2005年年底，呂梁市檢察院以其涉嫌濫用職權、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罪名，向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經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理查明：武小莉任交口縣安監局局長期間，指使該局職工李建軍和王海寶在出售煤炭準銷票時，私自使用自制普通收據收取管理費53.43萬元，由李建軍保管。后李將其中50萬元存入交口縣回龍鄉郵政儲蓄所，余款存入交口縣工行，并將存折交給武小莉。但在武小莉調任交口縣人口與計劃生育局局長后，向新任安監局局長高樹春移交財務時，并未移交此款，而是據為己有。

　　經調查，武小莉家共有存款和現金445萬元，除去貪污的60萬元、受賄現金2.365萬元、收受禮金2.5萬元、合法收入及債權65萬元，對其余314萬元，武小莉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

　　2006年7月27日，山西省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交口縣安監局原局長武小莉有期徒刑13年6個月。

　　不僅一些官員個人以“管理權”交換煤窯利益，還有許多政府職能部門同樣也以自己手中的“管理權”從大大小小的煤礦換取好處。去年12月《中國青年報》報道的忻州煤礦安監局建設豪華辦公樓的事實，正好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該局僅僅10名工作人員，卻有四五十間帶衛生間的超大面積辦公室，有36套超大面積住房。而他們建房的部分資金是向部分鄉鎮和煤礦“借”的。

　　以上是直接獲取利益的官員與政府職能部門。對于許多煤礦而言，更多的是應付日常的“檢查”與“管理”。

　　河津的黑礦老板王濤向記者抱怨說，有一個月，資源局的人一共來了三十多次，“來一次一人給一萬”，“有時候還要到市里吃飯、開房、找小姐，每次都是高消費”。在臨汾，一名煤老板說，“我這里誰都能管，連計生委的人都可以過來收礦工的超生費，老百姓永遠惹不起當官的。”

　　“只要能管著你的，你都不能得罪，你都得給人家進貢。其實煤窯最大的公關費就花在官員身上了，煤礦最多的利益并沒有進入投資人手里，而是流進官員的腰包里了。官就是管啊！”

　　“當然關系混熟了也有許多好處，如果一個黑口子出事了，那么其他黑口子都要關閉，上面會打電話來通知的。”

　　知情人向記者透露，大同市打死“記者”的侯四開個煤礦，凡是能有點權、能來查的部門都會來查，“隨便開個車來查一下就是幾萬塊錢，沒有錢擺不平的事。”

　　開采黑煤礦是違法和暴利的，煤老板們能用錢來擺平所有的關系，就像村民所說的那樣，“黑煤礦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后臺，否則根本就無法生存。”

　　之七：黑社會

　　“開煤窯沒有背景不行，沒有勢力也不行。”

　　“找個當官的做后臺，也得找些兄弟哥們給看家護院啊。”一位煤老板神秘地告訴記者。

　　他說，許多有規模的煤礦都有自己的武力護礦隊，現在煤礦這么賺錢，誰不眼紅，誰都想來黑一把，加之大部分煤窯本來就是黑的，誰都想敲你，我們心里也發虛，破財免災。最怕人家來個黑吃黑，于是一些礦主也就想出辦法了，找一些自己的兄弟處理“麻煩事”。

　　今年1月發生在大同市的礦主打死“記者”蘭成長案中，煤礦礦主侯四就有一批自己的兄弟，經常到礦上去，為自己擺平所有不能擺平的事情，包括打傷打殘周圍的村民，最后以至于打死了來“找麻煩”的蘭成長。

　　侯四曾經囂張地對村民們說：“大同過去有‘紅人’，讓政府給崩了，我是二把手。”

　　“他們就是流氓。”一位婦女憤憤地告訴記者。打死蘭成長的幾個人中“有四個光頭”，“他們都是黑社會”。

　　之八：黑心“礦工”

　　山西多煤窯，更多礦難。每每發生礦難，便有許多發黑心財者紛紜而來。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從左云、山陰、懷仁等縣的芍藥溝——寶灣——八一煤礦——安榮——觀音堂——高山——教場坪等知名和不知名的煤礦沿途探訪中得悉，冒領礦難中礦工尸體的坊間故事在許多當地人口中流傳。

　　礦難賠款額提高到2萬元左右以后，煤礦發生死傷多人的礦難，常常有一些礦工的尸體被人冒名領走。“礦老板有時候也不知道誰是他們親屬，尸體讓人抬走后給錢就行了。”據礦區的一些居民介紹，被冒名領走的尸體，被人背走后就扔到了山溝。

　　更可怕的是，一些礦工在井下故意制造死亡事故，然后從煤老板手中領取賠償金。記者在山西采訪時，正好看到山西電視臺的一期節目講述了這樣一則故事：2006年10月29日，山西省交口縣人喬喜平、郝衛平二人將河南農民劉繼善騙到該縣桃紅坡新建煤礦井下打死，然后偽裝成冒頂事故，郝衛平以自己“哥哥”出事為名，從煤礦騙取22萬元賠償金。

　　之九：黑線人

　　礦難還引發了一些頭腦靈活農民的“商業意識”。

　　“余家嶺礦難”所在地的礦區，農民李大力(化名)對記者說，他現在有一個秘密的“副業”——向記者曝料。今天3月份，當地一名“記者”通過他的線索而得到了好處費5000塊錢，分給他1000塊錢。“他叫我以后買輛摩托車，先幫他踩好點再合作。”王說，如果有黑煤窯晚上偷偷地開，他們就可偷偷地“發財”。

　　李大力曾經是這個村的黨支部書記，為了取得記者的信任，他還將自己十多年前獲得的“優秀共產黨員” 等獎狀一一展示給記者，以便提高自己的資信程度。

　　山西從事“礦難線人”生意的人，不僅僅只有這個老支書，在山西各產煤區的城市里，一批職業線人經常相互買賣煤礦事故信息。記者在大同與臨汾就見到過好幾位專門做這個生意的“消息靈通人士”。

　　這么多人都在圍繞煤窯“發財致富”。那么，山西的煤窯到底是怎么樣的？煤老板們又是如何組織生產與管理的？

　　中國經濟時報同日相關報道：

　　帶血的煤炭

　　煤老板的暴富及原因

　　煤窯是如何運作的

　　礦權改革：邊博弈，邊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