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記者 王和巖/文《財經》網絡版

　　衡營村給我感觸最深的不是采訪不順帶來的沉重的挫折感，而是當地基層政權的凋敝

　　【網絡版專稿/《財經》雜志記者 王和巖】自6月18日，衡庭漢被公安部通緝后，他的故鄉——淅川縣盛灣鎮衡營村就成了媒體聚焦的地方。

　　從有限的報道獲知，除衡庭漢外，至少還有7起虐待、限制民工人身自由犯罪案件的主角來自盛灣鎮。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為何如此多惡性事件系盛灣鎮人所為？他們成長、生活的地方有著怎樣的原生態？這是我關注的。

　　6月22日上午，我從鄭州出發經南陽前往淅川。下午三點多，抵達南陽。正好3點40有開往淅川的中巴，趕緊這廂下車，那壁上車。

　　剛上中巴，一股腐臭撲鼻而來。車上零零落落坐著幾個農民，光腳汲著滿是泥水的拖鞋，黑黢黢的臉上，刻著生活的印記。和中國所有縣城的中巴一樣，座位靠背上的枕巾，臟得令人蹙眉，依稀可辨原來是白色，上面印著“南陽陽光男科

醫院”。

　　我揀了一個后排靠窗的座位。沒多久，又上來兩男一女，衣衫不整，臟兮兮的，帶著兩個一兩歲的孩子，他們分坐在我背后和同排。

　　膚色很黑的男子，是小孩的父親，他將沾著泥巴的腳擱在前排座椅沿上，抽著煙，時而罵兩句孩子和老婆。本來嘈雜的車廂越發顯得亂哄哄——最前面，一個中年婦女在大嗓門地跟司機說笑。那個瘦瘦的女售票員，從我見她的那刻起，就沒消停過，站在車門口扯著嗓門招攬客人：“淅川淅川！淅川淅川！”

　　3點50過后，司機開著還有近一半空座的車，出了車站。自打開動，中巴就沒有走利索過，走一步停兩步，但凡有人的地方，就停下來喊人拉人。后來，在市內的一個臨時停靠站，售票員干脆跟其他車的售票員搶起了客人，一人拽著旅客一只胳膊，爭執了半天。還好，旅客是個年輕的女孩，臉皮薄沒跟她們翻臉。

　　晚上7點，淅川終于到了。

　　地處豫西南的淅川，歷史上曾為楚國都城400余年，是春秋時期越國大夫范蠡的故里。當地擁有明清建筑一條街的荊州關鎮，為中國名鎮。盛灣鎮位于淅川縣城西南約80里，在丹江南岸的山區。

　　次日早上8點，包車去衡營村。汽車疾行在西去的路上，幾場透雨浸潤的山川，陽光下滿目青翠，新鮮生動。

　　車子很快來到獅子渡口。窄窄的丹江從寬闊的河灘中穿過，沒有想像中的浩蕩。

出租車師傅說，漲水的時候，水面比現在要寬五六倍，一直淹到兩邊的堤壩跟前。這兩年，天旱，水小了很多，農民們就在河床中栽種莊稼。澇時，田地多有淹沒。“丹江兩岸的農民種點莊稼真不容易。”師傅感慨道。

　　渡輪過江，車子繼續前行。翻過一個小山口，來到小河邊，一連幾天的大雨，小河漲了水，洗衣服的婦女擠滿了河灘。途中可以看到村民房屋的墻壁上涂寫著 “糧食直補就是好”、“女孩一樣是傳后人”以及“嚴厲打擊邪教”之類的標語。

　　衡營村終于到了。車子穿行在村中，馬路兩邊三三兩兩的村民，或扭頭、或抻著脖子瞅著我們。來到路邊小賣鋪前，蹲在那里聊天的村民詫異地打量著眼前的不速之客。

　　我想先了解一下衡營村的基本情況，就向村民打聽村支書。一個衣著像干部的人告知，村支書去鎮里開會了。問到村主任，他回答說：“也去開會了。”無奈，我只得詢問衡庭漢。沒想到，村民們全說不知道，而那個干部模樣的人干脆坐在一輛摩托車后一溜煙走了。

　　怎么會不知道衡庭漢呢？此前已有《新聞晚報》和《大公報》的記者來過，見到了衡庭漢的母親。對于我的質疑，有個上了年紀的村民稱，很多人他們只知道小名，不知道大名。

　　離開小賣鋪，來到岔路口，繼續直行，一連問了十幾個老太太，沒有一個說知道。甚至連支書和村主任的家，也不說。愿意敷衍我的，會說，他們那里是王崗村，衡營的事情不清楚。不愿意的干脆一問三不知。

　　出租師父忍不住罵道：衡營村的人就是孬。

　　折回岔路口，到小河對岸打聽。遇到的村民說：我們是周營，村干部都是衡營人，住在哪里不知道。

　　無奈，回到小賣鋪，進入隔壁小藥鋪。買藥人很不情愿地告訴我，村主任叫衡金明，就是剛才那個干部模樣、坐摩托車走掉的人。

　　沒辦法，只能往回走。沿街屋檐下幾個下象棋的人不僅不告訴我，還給了我幾個白眼。碰了一鼻子灰，我生氣地大聲對師傅說：找鎮領導去！

　　一路下來，先前見過面的村民紛紛看著我，但沒等我走近，掉頭就走。此情此景，真是從沒見識過。以前也曾去其他農村采訪過，少有這樣不配合的村民。西北的農民，即使不告訴你什么，也會很熱情地迎你進家門。即使不敢明說，也會暗地里偷偷告訴你。安徽阜陽農民，見到我，那更是像電影里演的“見到親人解放軍”。心里不覺恨恨地想：這真是出“刁民”的地方，要不然，怎么會有那么多殘暴的人？

　　車子向村外駛去。很不甘心，來了一趟，卻連衡庭漢家都找不到，就這樣空著手回去？豈不是太沒用？這時，迎面過來一位拉稻谷的村民，停車詢問村主任家，他答應指點給我，可他的妻子，在后面聽了一個婦女嘀咕了幾句，就忙不迭地邊向前趕，邊大聲喝止。

　　我生怕出什么變故，趕緊讓他快走。還好，這個村民不顧身后老婆的阻攔，帶我到了村主任的房后。

　　村主任老婆說，她男人不在家。等了半天，也不見回來。問她衡庭漢母親的家，她不肯帶記者去，只說在山后面，很遠。再問其他，她便說，自己是個女人家，村里的事情不了解。

　　悻悻離開，感覺很不爽。我想，如果打聽老村支書、老黨員，或許會好一些。“有困難找組織”，這一招果然好使，路遇一村民給我指了大概的方位。摸進一場院，還未進門就看見一位老人正訓斥孫子，我認出來，這位老人先前曾打過照面。老人很和善，說老支書住在他家屋后。

　　敲開老支書家的大門，五十出頭的老支書老婆探出頭說，她家男人也去鎮里開會了。向她打聽衡庭漢家，她居然說到這個村沒幾年。我想，哼，除非她是二婚，否則就是撒謊！

　　又來位老人家，我說想看看衡庭漢的母親，他小聲地說，沿著對面那條小路一直往里走。

　　踩著滿地的爛泥，深一腳、淺一腳地邊走邊問，在一個三叉口，正茫然不知所措，走過來一個十五六的學生，到底是孩子，他爽快地指給了我。

　　衡庭漢家正面兩大間瓦房，貼著褪色的春聯：爆竹聲聲辭舊歲，梅花點點迎新春，橫批：招財進寶。坐在屋檐下的衡母，一頭灰白的亂發，臉色蠟黃。沒等我走近，就向我連連擺手。我遠遠地站在她對面，試探地問：“我不問你，就坐在你旁邊，好嗎？”她又沖我擺手，一副快哭的神情。那一刻，我前所未有地體會到我的職業對他人的殘酷。

　　我站在那里，默默地望著她。一位睡眼惺忪的年輕女人大屋中走出，坐在老人身旁，瞅著我。見我不走，老人轉身回屋。來到臺階上，年輕女人把老人的板凳拿到我面前。“唉——”一聲重重的嘆息從小屋傳出。

　　年輕女人自稱是衡庭漢二弟媳，她有一句沒一句地回答著我的問題，事后證明，她講的有限的情況多有不實。比如她說她老公在平頂山下煤窯，衡庭漢去年正月才出去承包磚窯，等等。

　　衡家沒有圍墻的院落里，一根鐵絲斜穿，上面掛著些濕漉漉的男人衣服。我問是不是衡庭漢的弟弟回來了，她也矢口否認。

　　交談中，她唯一主動告訴我的就是，不遠處那幢漂亮新樓房的主人在山西永濟承包磚窯。那是因為那家的女兒，在我采訪她時過來探頭探腦地張望，她判斷那家人曾給我指路。——事實上，她們也確實為我指過路。

　　在衡營村，人均只有一畝多旱地。玉米和小麥，是當地的主要農作物。平常年景，玉米畝產1000多斤，小麥大多700多斤。如果一家按三畝計算，種糧年收入還趕不上下煤窯一個月的收入。加上當地人多地少，勞動力嚴重過剩，男人們只能外出打工，村里多為婦女、老人和孩子。了解了這些，或許不難理解為什么當地那么多人“盛名”在外。

　　相比鄰村，衡營村的二層磚樓要多得多，但村民們否認那些磚樓是靠家人在山西承包磚窯換來的，他們要么回避，要么聲稱是做別的生意賺的。也許，在以前，它們是他們或他們的家人不顧一切地去攫取的，并為之驕傲的。然而，衡庭漢事發，不僅使村民們感受到來自外界的壓力，也令它上面的血腥顯露無遺。

　　采訪中，感觸最深的不是村民們的回避與拒絕，而是基層政權在農村的凋敝。最打眼的,就是那一帶農村公共設施沒人管。坑坑洼洼的村中小路，晴天是“揚灰”路，雨天成“水泥”路，與有些村民光鮮漂亮的小磚樓形成鮮明對照。

　　小賣鋪旁的一間結滿蜘蛛網的破屋，就是村委會。屋內空無一物，屋外沒有任何標志。在村民們眼中，無所謂誰是村主任、誰是村支書。唯一能跟村干部發生點關系的，就是發放種糧補貼。時常住在城里的村干部，只有鎮里開會往各村撥付種糧補貼的時候才會出現。即使鎮干部，也沒有多少作為。稅費改革后，再也不用他們催糧派款了，他們做的也就是發發夏收秋種后的糧食補貼。當然，還有計劃生育，還有防范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