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波/文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正在推進的鄉鎮企業節能減排試點，為這個龐大群體的突圍帶來了一線曙光，雖然制度性的約束仍在

　　位于陜西省西安市東南部白鹿原的西安劉村空心磚廠，是中國西北地區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鄉鎮企業：幾十個人，年產5000萬塊標準磚，數百萬元的銷售額。

　　這樣一家并不起眼的企業，在經過四年的技術改造之后，創造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每年可節約1298噸標準煤，僅此一項，每年就為磚廠節省逾50萬元。

　　也許相對于中國每年超過20億噸的煤炭整體消耗來說，這一數字極其微小。但在全國，這樣的鄉鎮企業超過2000萬家，它們貢獻著全國超過三成的GDP，也消耗著大量的能源，制造了各式各樣的污染物。就單個個體而言，鄉鎮企業永遠無法與大型發電、冶煉企業等相比；但作為一個整體，它們注定是中國節能減排之路上難以回避的一環。

　　劉村磚廠的改變，與一個名為“中國鄉鎮企業節能與溫室氣體減排項目”密不可分。2001年，在聯合國全球環境基金(GEF)資助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與中國農業部，開始聯合實施這個實施期達六年的項目。該項目在陜西、山西、浙江選擇九家鄉鎮企業，劉村磚廠只是其中之一。其中八個項目已經完成。

　　從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這份“選秀”名單上可以發現，已經獲得成功的八家示范企業，分別屬于制磚、水泥、鑄造、煉焦等四個產業。這些產業恰恰是鄉鎮企業中的高耗能典型。農業部官員提供的數據稱，僅這四個行業的能耗，目前就占到中國整個鄉鎮企業能耗的56%。

　　顯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這次試驗，會為鄉鎮企業節能減排的未來帶來“新鮮空氣”。

　　節能減排的經濟合理性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這次鄉鎮節能減排試驗，有其內在的經濟合理性。

　　在鄉鎮企業居多的高耗能行業中，能源費用在總成本中所占比重一般在20%-30%左右，有些達到50%左右甚至更高。目前，包括煤炭、石油在內的能源價格高企，這顯然給項目試點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支點：只要能顯著降低能耗，由此帶來的經濟效益就完全可以驗證技術改造的“經濟合理性”。

　　實際上，要顯著降低能耗，對于技術水平普遍比較落后的鄉鎮企業而言，并不需要高科技。僅僅依靠已存在的成熟技術，就足以完成這一“使命”。

　　以劉村磚廠為例，僅僅把普通輪窯換成新型的節能三心拱輪窯，并選用保溫空心磚塊砌筑窯的側墻及頂部，窯皮涂上節能保溫材料，就可以降低15%的燒成熱耗。原理并不復雜，現有員工完全可以操作。

　　水泥行業情況更是如此。天津水泥工業設計研究院高級工程師張福濱指出，中國水泥生產的平均燃料能耗、綜合電耗、綜合能耗等指標，分別高于國際平均水平的49%、14.4%以及9.7%。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工藝的落后。中國水泥生產能力中，55%左右仍為立窯和小型干法中空窯，此外還有部分濕法回轉窯。濕法回轉窯的熱耗，要比新型干法工藝的水平高出一倍。即使是熱耗略低的立窯，其熱耗也比先進的新型干法回轉窯高約37%。

　　更不用說燒制過程中很多富裕的熱能和壓力，未經利用就都白白浪費了。以此次示范項目之一的浙江省申河水泥廠為例，在經過此次改造后，其單位電耗降低了30%，綜合能耗更是基本接近了國際水平。

　　示范項目從2003年前后陸續啟動，截至目前，其經濟效益顯而易見。劉村磚廠總經理凌富和告訴《財經》記者，除了GEF資助的6萬美元，磚廠自身也陸續投資了總計300多萬元進行節能技術改造；從成本上計算，大致相當于每塊磚節省1分錢，“成本幾年就收回了”。

　　與劉村磚廠規模相當的陜西省咸陽市周凌空心磚廠，投入回報比更為可觀：GEF的支持資金僅為1.2萬美元，磚場自身也僅投入65萬元，單位能耗就降低了五分之一，基本一兩年便可收回成本。

　　在水泥行業的試點中，其回報狀況也相當類似。在項目組的建議下，申河水泥前后共投資2000萬元(GEF僅支持10萬美元)建設了首個純低溫余熱發電項目， 電廠年發電能力2120萬千瓦，每年就可為企業節約電費近千萬元。

　　在與劉村相去千里的浙江省桐鄉這個年產20萬噸水泥的企業，通過另一個渠道巧妙地詮釋能源之道：水泥生產過程中，都會不可避免地產生大量余熱，以前只能白白地排放掉；經過技術改造，這些余熱找到了一個新的用途——發電。在不配置任何補燃設施、不影響水泥生產的前提下，每年的發電能力相當于8020噸標準煤的發電量。

　　除了能源支出這種看得見的效益，環境質量的改善也非常顯著。申河水泥廠的余溫發電，可以基本消除二氧化硫和粉塵的污染，這也是中國目前危害最為嚴重的工業污染源。這種環境的改善效應，在另一家試點企業則表現得更為明顯。

　　與眾多濃煙滾滾、火光沖天的小煉焦及大機焦企業相比，《財經》記者觀察到，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年產量達到40萬噸的山西興高焦化集團顯得頗為特殊。廠區雖然也有煙囪和窯爐，但空氣潔凈、花園優美，幾乎看不出煉焦的痕跡。

　　據總經理郜志成介紹，企業自身投資7000萬元(GEF僅支持10萬美元建成)，建成了年發電1.2億度的余熱發電廠。煉焦產生的熱氣全部被回收利用。經電力部門許可，余熱發電可以按照每度0.2344元的價格全部上網銷售， 每年銷售額可達2500萬元。

　　動力來自何方

　　與此前人們的印象不同，在所有的示范項目，直接來自GEF的資金，所占比重都不高。

　　GEF氣候變化項目官員張志宏承認，較之企業自籌的節能技改投資，項目對于示范企業的資助其實微不足道。總數僅800萬美元的項目資金，除了維持項目自身開銷，真正能分配到各個企業的，每家也僅數萬美元到10萬美元不等。

　　也就是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推進的此次活動，并沒有從根本上幫助企業改變原有的資金狀況。企業更多的是靠自己的資金在進行這類試驗。

　　那么，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就出現了：為什么這些技術路徑并不復雜的改造，一定要到這個項目出現后才會啟動？這些鄉鎮企業為什么不會自覺地進行技術改造？

　　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咸陽周陵空心磚廠總經理司令科曾經的想法也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節能技改從長遠看是應該的，但短期內會增加企業成本，如果收不回投資，經營風險很大。”

　　司令科的這個想法，源于他曾經見到的一些企業技改項目并不成功的教訓：不菲的投入，卻見不到實際的效益。“如果就我一家搞技改，很可能最先死亡的就是我們。”他告訴記者，如果技改帶來的收益甚至無法與企業偷工減料的收益相比，除非整體競爭環境有較大改善，企業自身的積極性是可以想見的。

　　因此，在張志宏看來，這個項目最大的成果是其“洗腦”功能：項目組會幫助每一家接觸的企業，詳細計算節能的投入產出，并找來各行業的技術專家給企業主曉以利害。這些恰恰是單純的政策優惠和財政補貼難以替代的。

　　當然，項目組也并不排斥政府的功能。在一些地方，甚至成立了地方政策指導委員會，以便更好地結合各方面的力量來為企業技改“保駕護航”。

　　除了鄉鎮企業自身的覺悟，鄉鎮企業對節能減排的熱情，更有賴于監管和準入體制上的不斷完善。

　　以水泥行業為例，直到申河項目成功實施后，國家發改委在調整后的規劃中才開始規定，新建水泥企業必須同步附建低溫余熱發電廠。

　　即使在有關部門已經制定了嚴格準入規定的行業，從規模、工藝和環保等各方面，地方政府也并沒有嚴格執行。近年來，焦炭價格一度大幅上揚，小煉焦、土焦爐紛紛上馬，其中技術落后、能源利用率且污染嚴重的25萬噸以下焦爐，占到爐總量的很大部分。雖然近幾年有關部門對小煉焦一再叫停，但基于焦炭誘人的市場利潤，至今仍難以做到令行禁止。

　　《財經》記者注意到，此次UNDP選擇的示范企業，往往在多年資本積累后已初具規模，它們尚不足以代表中國鄉鎮企業完整的生存圖景。當企業規模過小、生存前景尚存在相當大不確定性時，技改帶來的收益往往并不足以補償其投入的成本和風險。

　　更何況，即使企業看到了切實的前景、自身又有意愿，還要面臨諸多包括金融、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政策障礙。例如，一些規模較小的企業的節能技改項目，往往很難得到銀行貸款。在此次實驗中，是項目組通過和銀行合作，才使得試點企業可憑借項目組的節能技改可行性研究報告向銀行申請貸款。但這畢竟只是個案，“聯合國的牌子不是誰都可以掛得上的。”

　　張志宏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也承認，對于鄉鎮企業的節能減排，中國國內目前還沒有完善的法律法規保障，更缺少系統性的政策支持。這些都使得鄉鎮企業的整體突圍籠罩在一層淡淡的陰影之中。

　　市場化節能的矛盾前景

　　在此次UNDP鄉鎮減排實驗中，咸陽周陵空心磚廠本未入選，是其總經理司令科費盡周折才“擠”進了項目之列。

　　可以說，在節能減排方面，司令科應屬于“先知先覺”者。對他來說，參與節能降耗，不僅僅看中直接的經濟效益，還看到了將來會與日俱增的外部壓力。

　　6月3日，國務院正式發布了《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下稱《方案》)，再次表明了中國政府推進節能減排工作的決心。《方案》透露，在今后三年內，二氧化硫排污費將翻一番，即從目前的0.63元上漲到1.26元。污水處理費也將全面開征，其征收標準原則上不得低于每噸0.8元。

　　如果這些措施得以切實執行，未來巨額的排污成本，顯然將成為鄉鎮企業推進技術改造更加現實的壓力。

　　另一方面，此次UNDP鄉鎮減排實驗本身,實際上還是有激勵空間可挖掘的。截至目前,這些項目示范企業更多地從節能方面獲益，尚未享受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直接帶來的經濟效益。而僅就已完成的八家而言，每年就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20萬噸。

　　除了這九家示范項目，項目還資助118家不同行業的企業，完成了技術改造的可行性研究，共設計減排能力超過每年200萬噸。其中已有101家企業實施了節能技術改造，專家估計每年可實現約100余萬噸二氧化碳減排量。

　　項目評估小組成員、新西蘭可持續能源咨詢師弗蘭克普爾(Frank Pool)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項目的示范效應還帶動了節能技術改造在同類企業大面積的自發推廣。他粗略估計，這些自發進行的節能技術改造有可能實現每年250萬至1000萬噸、甚至高達5000萬噸的二氧化碳減排量。

　　這無疑是一個龐大的減排數字，而把這些減排量變成實在的現金收入，并非一種奢望。根據1997年簽署的《京都議定書》，中國由于不承擔量化減排任務，所以無法直接在碳交易市場中銷售減排額度，但仍然可以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DM)與承擔減排任務的發達國家實體進行貿易(參見《財經》2006年第21期“與CDM共舞”)。

　　僅以已經完成的八家示范企業為例，即使按照每噸排放額度約5美元的保守價格估計，每年僅出售減排額度，也可以獲得上百萬美元的收入。據悉，農業部已成立專門項目公司，試圖將這些企業打包起來，再作為單一個體參與CDM，并正在與有關部門積極磋商。

　　不過，由于鄉鎮企業規模普遍較小，操作節能減排方法各異，“打包”難度頗大，國外企業往往不愿意接納這類項目；而要參與CDM，則必須通過極其復雜漫長的申請、認證的程序，成功的可能性目前并不明確。因此，此次項目示范雖然開啟了一扇以市場化節能機制推進節能減排之門，但“星星之火”是否足以“燎原”，還面臨著諸多拷問。

　　其一，鄉鎮企業面臨的諸多政策和體制性障礙，并沒有徹底消弭的跡象；其二，中國不少地區經濟發展階段仍存在較大差異性，目前的能源價格仍未完全反映其全部成本，監管體制依然相對薄弱，這些都將使節能減排之路，注定不會一帆風順。

　　在一個更宏大的背景下，也許我們更能體驗精細化市場設計的無奈：那些典型的高耗能行業，在地方政府“短期利益”行政之手的默許甚至鼓勵下，至今仍處于高速增長階段。即使單個項目的技術改造能帶來單位能耗及排放下降，在經濟增長方式并未實現根本性轉變的大背景下，很可能不會帶來總量下降，中國所承受的資源和環境壓力仍在不斷聚集中。

　　據國家發改委統計，今年一季度，中國整個水泥行業投資增幅為39.4%，仍超過整體增幅十多個百分點。

　　在山西，《財經》記者看到，大批煉焦廠依然火光沖天，濃煙滾滾。在興高焦化集團，企業已經在為下一個焦爐和余熱發電設備預留了空地。他們表示，一個年產40萬噸的新項目已經開始申請立項，但“若能有60萬噸就更好了”。

　　而在陜西，劉村磚廠的總經理凌富和告訴《財經》記者，今年競爭激烈，磚價不高，如果單純追求量，不考慮市場變化是沒道理的；但西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