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成為亞洲曼哈頓的關鍵原因是中國經濟的崛起 王軼庶／圖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吳傳震 發自香港

　　這棟大廈里的銀行家、律師、會計師和基金經理比香港任何寫字樓都多，這群有著銳利的洞察力和兇猛的進取心的家伙在這里建立了最有效率的商業秩序。

　　回歸十年，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金融循環使香港成為名副其實的亞洲金融中心，在為大陸提供金融服務之時，香港續寫著財富傳奇。這一幕傳奇中，香港金融圣地——中環出演了其中的華彩樂章

　　“請說普通話”

　　6月13日傍晚，從中環J3地鐵口出來時，天空正飄著細雨，仿佛要給聚集在這里的熱錢降一降溫。街道上的中國人比兩年前來的時候多了許多，幾位操著北京口音的男士身著質地考究的黑色西裝，一邊大聲議論著上海瘋狂的股市，一邊快步向交易廣場的方向走去。

　　地鐵口正對面是香港會所大廈，這棟建筑遠沒有它旁邊的匯豐銀行大廈有名。1920年代以來，匯豐就是中環的代表。在1990年中銀大廈建成之前，匯豐銀行大廈一直是香港中環的地標，這與它的身份相稱——當時它是香港的準中央銀行。這種地位一直延續到1993年香港金管局成立。

　　楊毅在香港會所大廈里面辦公，他是一家對沖基金的合伙人，這樣的基金在香港數以千計。楊毅1996年從哈佛讀完MBA之后來香港一家美資投資銀行工作，親身經歷了香港這十年的巨變。

　　楊毅辦公室所在的中環，在

二戰期間就已經成為香港的商業活動中心，到1980年代后進入全盛時期，成為香港的心臟和金融市場中心。普通香港人以到中環工作為榮。

　　剛到香港時，楊毅即便和內地出身的同事也不說普通話，開玩笑也只使用英語。由于內地經濟長期落后于香港，說普通話一開口就低人一等。但今天普通話已經成為強勢語言，連50多歲的香港阿伯都鼻音嗡嗡地學著說普通話，許多老外也能說一口道地的北京話。

　　“語言改變的背后是

中國經濟的崛起”，楊毅說。他第二天要去北京。現在，平均每半個月他就要去一次。從香港到北京和上海的航班每半小時一班，除了凌晨三點的航班之外，公務艙班班爆滿，里面擠滿了到中國尋找機會的香港商人。

　　楊毅的辦公室正對著維多利亞港，映入眼簾的是遠比黃浦江開闊的世界。左側前方有一棟布滿圓形窗戶的白色建筑，并不顯眼，沒想到竟是1970年代亞洲第一高樓的怡和大廈，這棟55層大廈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怡和集團。

　　166年前，英國政府為了保護怡和的鴉片貿易不惜向中國發動戰爭，并乘機租借了香港島。怡和從此成為香港英資財團的代表，令人感慨的是，歷史跟怡和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它在1997年回歸之前，將企業總部從香港搬到倫敦，與這十年中國經濟的起飛失之交臂。

　　在怡和大廈的北面，就是中環的新地標——88層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它已成為香港金融業的新圖騰，仿佛時刻在提醒人們——金融業已經成為香港經濟的擎天柱。這棟建筑在2003年落成之時，正是SARS肆虐、港島人心惶惶之際，每平米月租金僅是200港元，四年后，租金翻了8倍，達到1600港元。一間300平方米的辦公室，一月租金高達96萬港元。

　　“中環就是解放區”

　　6月14日下午，一進入國際金融中心，奢華就撲面而來，金錢的味道在空氣中彌漫。這棟大廈里的銀行家、律師、會計師和基金經理比香港任何寫字樓都多，這群有著銳利的洞察力和兇猛的進取心的家伙在這里建立了最有效率的商業秩序。

　　在整個中環，金錢就是標尺，它是人們談話的主要內容，也融入了人們的娛樂和文化，并激發了一個無與倫比的競爭環境。香港本地人把這稱作“中環價值”，刻薄一點說，就是“唯快是尚、唯多是好、唯錢是美”，而國際金融中心里面的精英們就是實踐這一價值的模范生。

　　胡野碧當模范生已經14年了。1993年他從美國回到香港，是當時香港“海外專才計劃”首批三個人之一。因為他籌劃了大批公司在B股上市，香港記者喜歡稱他為“B股之王”。

　　“B股之王”正忙著從國際金融中心搬家，他投資的一家內地公司在國際金融中心的租約第二天到期，由于求租的大公司太多，結果這家公司有錢也不能續租，盡管這家內地公司去年在B股市場漲了15倍。

　　回歸十年后，胡野碧認為中環是自己的家，到中環任何地方都是趾高氣揚。他戲稱：“中環就是解放區，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但解放區的人民不喜歡，因為要跟著說普通話。”

　　中環被改變的不僅是語言。這兩年中環的酒吧越來越多，夜晚噪音太大，本地的居民不斷向政府抗議。而一些內地商人的不守時間、不約而至和在公眾場合大聲喧嘩的毛病也在中環傳染開來。這是中資上市公司在香港資本市場崛起帶來的副產品。

　　從1997年中國電信在香港上市之后，內地電信、能源和金融等行業的龍頭企業紛紛登陸H股，形成了第二波國內企業赴港上市高潮。結果港股總市值從3萬億港元擴大到15萬億港元，并使香港在2006年超過紐約，成為僅次于倫敦的全世界金融市場IPO融資亞軍。從2003到2006年整整四年，香港股市實質上代替滬深股市成為中國的主板市場。

　　胡野碧將內地企業第二波來港上市，稱為“企業自由行”——與內地居民香港自由行相對。內地企業接二連三地到國際金融中心旁邊的港交所敲鐘上市。不僅帶旺了香港股市，還改變了香港股市的上市公司結構，根治了以前60%的上市公司是地產公司的痼疾。

　　中資股確實是香港股市當之無愧的寵兒。港股每日交易量前10名，中資股至少要占8席，39家恒指成分股中資的數量也從1997年之前的2家上升為15家，港股每天約500億港元的交易量，中資股占了六成。

　　每年二三月間，上市公司發布年報之時，最低價4000元每晚的文華東方酒店里住滿了內地的企業高管，以至于酒店的老侍應生感嘆：“替外國人拎行李拎了一輩子，老了卻要替內地人拎。”

　　珠聯璧合

　　國際金融中心的腳下是剛剛修整的天星碼頭，坐上具有100多年歷史的天星小輪五分鐘就能渡過維多利亞港到達九龍的尖沙咀。6月15日晚，從渡輪上回頭望去，國際金融中心、中銀大廈和長江中心等摩天大樓就像一個個屹立在海邊、北望神州的巨人。多年來，它們占據著有利的地理位置，不斷從海外招攬資金，幫助中國經濟起飛。

　　盡管2005年以來，世界各地流到巨人們體內的資金越來越多，這些資金先后迫不及待地進入內地，造成國內資金泛濫成災。但不能忘記的是，從1993年第一家內地企業青島啤酒在香港H股上市以來，香港資本市場已經為中國經濟改革提供了1.5萬億港元的融資。某種程度上，中環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資本之城。

　　只是最近十年中國經濟的起飛，把這座資本之城推上了新的高峰。1994年，瑞士信貸董事總經理陶冬從美國來到香港之時，公司內關注中國宏觀經濟的分析員寥寥無幾，他也僅僅用20%的工作時間研究中國經濟的走勢。十多年后，每一家大型外資金融機構都有一個專業團隊來研究中國經濟，而且中國經濟的首席分析員往往是亞太地區首席分析員。

　　陶冬回憶，1997年之前香港的內地海歸聚會，“一個餐廳就全裝下了，如今20個餐廳都裝不下”。楊毅手中有一份40人名單，這份名單包括陶冬以及其他39位在港各大金融機構中國區業務的負責人，全部是內地海歸。楊毅正在和另外一位朋友籌劃以這40人為核心成立“在港海歸委員會”，以便與香港政府進行更有效的溝通，表達大家的訴求。

　　實際上，這40個人已經壟斷了世界各大金融機構在中國內地的業務。他們也幫助香港壟斷了中國企業的海外上市。中環的其他商人和他們一樣，充分發揮各種優勢，使出渾身解數，尋找一切投資、擴張和盈利的機會。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中國已經是一座巨大的金礦。

　　貝恩資本董事總經理竺稼現在做任何投資都會優先考慮中國的因素。“中國已經不代表未來，中國就是現在。”

　　中環不可代替

　　在貝恩資本之后，美國其他的頂尖私人股權基金如黑石集團、KKR先后進入中環。這些資金進入香港，不僅僅因為投資中國是大勢所趨，更重要是看重香港的優勢——低廉的稅率、暢通無阻的信息、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廉潔的政府。

　　從國際金融中心到香港立法會大樓，步行只需五分鐘。后者和不遠處的廉政公署共同捍衛著香港的法制，而金融管理局在國際金融中心二期55層的高空中，俯視著腳下的各家金融機構。

　　這些政府機構就在自己身旁，但中環的精英們卻感受不到政府，許多人十幾年都沒有與政府官員打過交道。長期以來，香港政府一直避免干預市場，秉承大市場、小政府的執政宗旨，默默給世界各地的商人打造在香港表演的舞臺。

　　也正因為政府成為經濟發展的配角，香港的商人才有了充分的表演空間，培育了他們非比尋常的銳氣、冒險和專業精神。這恰恰是中環不斷煥發活力的關鍵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好中環的未來。上海和香港的未來之爭，在A股總市值超過港股之后已經成為香港金融圈的熱門話題。

　　私人銀行是香港各家銀行爭奪的焦點。競爭如此激烈，結果這種往日為上流社會獨享的貴族業務在香港一樣成了平民業務，“私人銀行的經理和賣保險的幾乎沒有區別”。和香港股市一樣，私人銀行的主要客戶也是內地人。

　　這一輪中國經濟增長，催生了一大批內地富豪。香港是他們理想居住地。他們的購買力直接拉高了香港太平山頂

豪宅的價格。“來香港的富豪會越來越多，這里的生活質量能得到保證”，這是上海所不能提供的。

　　在這些變化發生之際，香港也從中介商轉變為服務提供者，為內地企業、內地富豪、內地資金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通過躋身中國經濟增長的舞臺，香港續寫著自身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