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十年，新的一代已經長成，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 王軼庶／圖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鄧 瑾

　　香港到底在“一國”內和大陸融合到什么程度，在“兩制”下如何保持和加強自己的競爭優勢和國際特色，這仍是香港未競的實驗。

　　-1997年7月1日后，香港這個曾經靠地理上連接但政治上又游離于中國內地而積累財富的“東方明珠”，必須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是誰？我要往哪里去？我如何能去？

　　-“繁榮神話”的破滅，香港人以往以經濟成就為支撐的身份認同遭受挑戰。但結論顯然是：“作為正在崛起的中國的一部分，幾乎保證香港會繼續保持繁榮。”

　　-下一個十年時，香港人可能個個都是民主派，個個都親中，香港將進入“光榮年代”。

　　1997年前，時任港英政府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每天早上一上班，就要花45分鐘閱讀從倫敦發來的電報，然后再花兩個小時做一些相關工作。

　　現在，已經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任行政長官的曾，再也不需要這樣做了。香港除了憲制改革以外的一切事務，無論是經濟政策還是社會政策，都是由香港自行決定。“我們現在比以前自由多了。”他說。

　　更多的自由意味著從執行者到決策者的角色巨變，也意味著更大的歷史責任。

　　香港，作為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政經據點為宗主國利益服務了一個半世紀后，終于在1997年7月1日游子歸來，成為一個日漸強大的祖國的一部分。當中國的和平崛起被廣泛地認為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的時候，這個曾經靠地理上連接但政治上又游離于中國內地而積累財富的“

東方明珠”，在新的歷史時期必須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是誰？我要往哪里去？我如何能去？

　　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制度授權下，這正是擺在特區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題。如果說以前港英政府訓練的官僚體系強調“正確地做事”的話，那么現在的特區政府更需要解決“做正確的事”。做正確的事的人是領袖，是政治家。而回歸后處在時代巨變中的香港正需要這樣的領袖和政治家。

　　董建華，香港回歸后的首任特首，棄商從政，為了“一國兩制”的平穩過渡而“寧愿自己辛苦一點”，只身空降到一個前港英政府留下的高官團隊中。盡管在任時被人形容為獲得的反對比獲得的支持更多，但他所取得的歷史成就終將會被越來越多地發現。這其中包括，“一國兩制”這項偉大創新制度成功實施，一個全世界最多元化的資本主義城市和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開始了良好的融合。

　　如何更快地融合，同時保持和加強香港的國際特色和地位，這個被金融危機、負資產、SARS和禽流感打亂了的探索，現在交給了香港特區政府的第二任特首曾蔭權。從一位沒有學歷的警察的兒子成長為前港英政府里的三號人物，后在特區政府里從排名第二升至排名第一，其個人經歷生動地詮釋了“香港夢”。曾的使命就是，讓香港繼續成為一個實現夢想的地方。

　　歷史的回音

　　曾憲梓：“英國有這么多殖民地，推行同樣的政策，為什么只有一個香港？祖國其實一直都是香港發展最大的支撐。”

　　要讓夢想繼續照進現實，或許我們該重溫一下歷史。英國首相丘吉爾曾說，“回顧得越遠，可能前瞻得越遠。”不知是否由于這個原因，香港在英國統治的一百多年里，竟然沒有一部完整的歷史。

　　其實，香港作為南中國的轉口港，在殖民歷史中的前一百多年里，并無特別建樹。直到二戰結束，香港才翻開了新的一頁。大批難民或移民如潮水般地涌入香港，香港的人口從1945年8月的60萬飆升到1947年底的180萬。之后隨著國民黨的失利，1948到1949年兩年時間里，香港的人口又激增到220萬。在這些移民中，來自上海的企業家被認為是香港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1950年代起家的香港紡織業，幾乎全部是由上海來的企業家興辦。

　　香港嶺大校長陳坤耀在早年的研究中指出，“歷史的偶然”使香港在早期的經濟成長中并沒有花費多大的力氣就從大陸獲得了巨額資本、創業人才以及后來不斷補充的勞工。

　　1960年代東南亞的排華事件，又使一大批東南亞的華僑企業家帶著龐大資金和技術來到了香港。而香港善用了上海資本家和東南亞華僑的資金、技術和設備。從紡織業起步，香港后來順勢開創了塑料、電子、玩具、鐘表和電器用品等一系列勞動密集型工業。在這個基礎上香港由一個傳統的轉口貿易港，迅速成長為亞洲工業制品的重要出口地區。

　　而英國政府在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期間幾乎從來沒有在香港花過錢，這是香港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研究過香港的歷史后得出的結論。她說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幾個月，英國公務員的薪酬沒有人支付，所以需要從老家匯錢過來給他們發工資。

　　不過，殖民地政府在香港發展的關鍵時期為香港搭建了一套走向現代化的制度，并推行“善治”。這主要歸功于1971-1982年主政的港督麥理浩。

　　中文流利的麥理浩調整了過去港督政府對轄區內中國人的問題和需求不理不睬的歧視態度，改善民生，積極推動社會福利的提供，特別是在公屋、公共醫療、公費教育和工人保護領域。這一方面是對1966年、1977年香港暴亂所展示的社會不滿的回應，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國本土工黨執政后帶來的新的意識形態的變化。

　　麥理浩主政期間正好見證了香港經濟的起飛。到1981年時，香港的人均GDP超過了6000美元，成為了亞洲僅次于日本的現代化社會。經濟的富足加強了這個移民社會的身份認同。香港人，或HongKongers，在1980年代開始普遍使用。

　　1979年3月，麥理浩正是帶著這樣一個富裕的香港到北京見鄧小平，希望中國政府延長對新界的租期。 從那以后，中國政府堅定收回香港的一系列安排提上了日程。

　　也就在那時，鄧小平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捷足先登的是香港的企業家們。由于他們語言和文化上的優勢，也由于香港日漸上升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香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漸次轉移到南部沿海特區。而香港則在八九十年代一躍成為以金融和服務業為主的國際大都市。

　　回歸后，歷史似乎要考驗一下這個新生生命。從金融風暴到SARS和禽流感，從幾十萬中產階級的負資產到政府連續多年的財政赤字，從破產率高企到失業率居高不下，香港特區遭受了一系列的打擊。

　　而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實力卻與日俱增，成為國際社會不能忽視的一股力量。在2003年香港經濟陷入低谷后，中央政府采取了CEPA(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這是中國大陸給予香港的比WTO更優惠的貿易協定)、自由行等扶助措施，才令香港經濟快速反彈。

　　隨著“繁榮神話”的破滅，香港人以往以經濟成就為支撐的身份認同又遭受了挑戰。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香港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近期在接受采訪時也說，回歸10年來香港最大的變化是，香港現在的經濟發展是受內地經濟的發展推動。“但事實上這是一直存在的。英國有這么多殖民地，推行同樣的政策，為什么只有一個香港？祖國其實一直都是香港發展最大的支撐。”他說。

　　紐約劉氏投資集團主席、香港人廖子光認為，綜觀歷史，香港經濟總是由地緣政治而不是自由市場驅動，更不是由民主或法治驅動。因此，香港的未來不在于中國是否干預香港的高度自治，或者自由市場的繼續，或者法治，而是在于香港能否再次順應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化。

　　正如《時代》周刊在最近關于香港回歸10周年的封面報道中所說，“作為正在崛起的中國的一部分，幾乎保證香港會繼續保持繁榮。”

　　定位困惑

　　到底在“一國”內和大陸融合到什么程度，在“兩制”下如何保持和加強自己的競爭優勢和國際特色，這仍是香港未競的實驗。

　　不過，與務實的香港商人主動和大陸融合謀求發展機會不同的是，香港政府在回歸后前幾年并沒有認真推進香港和大陸特別是和珠三角的融合。

　　時任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一直被外界視為回歸初期香港官員抗拒與內地合作的最主要癥結。

　　盡管前特首董建華多次在施政報告中鄭重提出，香港要加強與內地的經濟合作，但當時擔任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港方代表的陳方安生擔心和大陸走得太近將使香港淪為中國的另一個城市。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工作議程被嚴重拖沓，從1998年到2001年陳方安生辭職，總共只開了三次會，粵港合作一直停留在紙上談兵。

　　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最近在接受采訪時說，很多問題港方一直不理不睬，廣東方面就不等了。比如興建港珠澳大橋，以前港府不感興趣、不談，現在焦急，但是廣東已不焦急。

　　陳方安生對和大陸深度融合的猶豫，折射了一部分香港人的身份危機以及香港的定位困惑。

　　香港的身份困惑并不是新問題。港英年代，雖然有一半以上人口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國籍是英籍，不過在英國沒有居留權。但其實沒有香港華人認為自己是英國人。同時，由于市民普遍接納港英管治下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又覺得與中國大陸有距離。

　　八九十年代，由于香港經濟發展迅速，社會繁榮進步，香港人以經濟身份補政治身份之缺陷，在華人世界乃至國際社會收獲了優越感和地位。

　　而隨著回歸后最初幾年經濟持續低迷，甚至在經濟全面復蘇的去年，香港仍在熱烈討論如何不被內地的發展邊緣化。

　　而香港未來發展的定位也未取得完全共識。政府說要把香港建設成為“亞洲的國際城市”，大企業家的表達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香港到底在“一國”內和大陸融合到什么程度，在“兩制”下如何保持和加強自己的競爭優勢和國際特色，這仍是香港未競的實驗。

　　隨著人事的更替，至少特區政府對融合的態度發生了大轉變。

　　2001年曾蔭權接替陳方安生擔任政務司司長后，全力推動粵港合作，多次率團到廣東考察，粵港合作聯席會議逐步走向正規化、制度化。曾蔭權當上特首后，更是大力推進泛珠三角“9＋2”合作，又提出香港需配合國家“十一五規劃”的新概念。

　　僅看看近年香港與內地跨境基建的發展規劃，便可看出這種努力的結果：深港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橋、穗深港高速鐵路。每一項計劃的背后，都看到香港高、中層公務員頻繁奔走粵港兩地的身影。

　　治理理念的反思

　　由于香港回歸不是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因此回歸后香港經歷了“不變”、“怕變”和“反變”的歷程，社會趨于保守。

　　極力倡導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曾說過，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自由放任經濟，那就去香港。他認為，香港的奇跡就是自由放任經濟的成功。

　　自由放任經濟在香港對應的詞是“積極不干預政策”。1961年上任的財政司司長郭伯偉是首位提出“自由放任”政策的官員。其繼任者麥理浩政府的財政司司長夏鼎基對有關主張加以系統整理，正式定名“積極不干預”政策。

　　去年9月18日，香港特首曾蔭權在剛閉幕的“十一五”經濟高峰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香港政府向來所持理念都是“大市場、小政府”，但他首次說明：“積極不干預政策早已不是政府的施政藍圖。”

　　一石激起千層浪。93歲的弗里德曼在《華爾街日報》撰文《香港錯了》。隨后香港行政會議的幾位成員又相繼撰文反擊，香港一下子陷入“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意識形態爭論之中。

　　很多香港學者指出，正是由于以往港府把“積極不干預”政策教條化，政府沒能像韓國、新加坡和臺灣那樣出臺適宜的產業引導政策，導致香港制造業錯失升級換代的機會。當這些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內地以后，香港的產業陡然空洞。

　　更何況，當年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夏鼎基，其頂頭上司正是在殖民地香港第一次建立基本福利體系、推行善治的港督麥理浩。在他主政的11年里，麥理浩政府推動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公屋建設、政府全資興建地鐵，這些與“積極不干預”政策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總的來說，“積極不干預”之爭，正是香港“變與不變”這種矛盾心態的寫照。

　　在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張炳良看來，由于香港回歸不是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因此回歸后香港沒有像其他那些進行反殖民化斗爭而獲得獨立的國家一樣銳意改革，而是經歷了“不變”、“怕變”和“反變”的歷程，社會趨于保守。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大樂認為，“已到中年的香港需要運動”。而七八十年代的黃金十年則是香港意氣風發、機會均等的青春期。

　　陳冠中就屬于那些1970年代投身社會、1980年代成功上位的鍍金一代。這位《我這一代香港人》的作者認為，回歸后香港所遭遇到的結構性矛盾這個果，其實是他們這一代人種下的因：那時大家都只顧著從飆升的

房價股價中發財，誰還理會制造業空洞化、資源投在非生產性的建設、

競爭力消失、房價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陸在改變、地緣優勢在磨滅、熱錢靠不住？一個亞洲金融風暴，這些問題全都出來了，可是已積重難返。

　　不過，陳冠中十分看好香港的下一個十年。到時，香港人可能個個都是民主派，個個都親中，香港將進入“光榮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