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他攜帶妻小背井離鄉到烏魯木齊謀生；10年后，在行政執法局工作人員連續三次驅逐之后，他突然倒地身亡。而這一條在城市管理者看來微不足道的生命，換來的僅是一位執法人員用憐憫的心態給其遺孀一個并不合法的臨時攤位。

　　2007年6月7日，19歲的宋利敏平靜地走出高考考場，他已經意識到，考砸了。

　　父親宋新華兩個月前猝死街頭，給予了這個本就十分困難的三口之家致命一擊。在他看來，父親是死于烏魯木齊市天山區行政執法局之手。

　　“讓我們孤兒寡母可怎么活啊？”面對記者，宋新華的妻子徐遠蓮似乎還沒有清醒，悲痛的心情使她神情依然恍惚，“每晚一個人在家的時候，總感覺他出攤快回來了，要給他準備晚飯。”

　　面對丈夫的死亡，面對他們這個家庭生存的困境，讓她覺得不可理解的是當地政府有關部門所表現出的冷漠與歧視，“死去的不是牲口，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啊。”

　　一切來得太過突然，沒有給這個家庭任何準備的機會。2007年4月7日，烏魯木齊市天山區行政執法局對小西門附近的街頭商販進行第三次清理，宋新華就在那次清理中突然倒下，送進醫院剛要搶救時死亡。

　　當地媒體曾對此事進行采訪，但最終沒有公開報道。烏魯木齊市兩級城管部門在接受采訪時均表示并不知道此事，但也沒有進行調查的計劃，天山區執法局副局長張雄則告誡某媒體，“要先核實事件的真偽。”

　　兩個月以來，徐遠蓮和附近街頭的商販上百人已經不止一次到市、區兩級有關部門反映此事。“我找了很多次，一個執法局的中隊長可憐我，說不檢查時可以在小巷子擺攤。萬一你們報道出去，人家又打擊報復我，到處攆我，那可怎么辦啊？眼看孩子就要上大學了，我們這個家一天也不能沒有收入。”徐遠蓮說。

　　進城只為討口飯吃

　　從烏魯木齊市到吐魯番的路上，有一座名聞遐邇的小城。它的名氣，不是來自優美的自然風光，也不是來自醉人的民族風情；它沒有驚人的古跡，沒有特別的故事，它的出名，只是因為一段優美的旋律和一段質樸詼諧的

　　徐遠蓮回憶，“達坂城屬于山區，土地少，也不長東西，孩子得不到很好的教育，我是從江蘇嫁過來的，待了幾年后，感覺當地生活太苦了，眼見身邊的人都慢慢離開，我們才決定到城市里來討生活。”

　　1996年，宋新華和徐遠蓮夫妻帶著孩子，告別父母，來到烏魯木齊謀生。可沒幾天，此前的美好憧憬給打碎了，沒有文化和技術的農民，很難找到工作。

　　在吃飯都成問題的情況下，他們決定擺個小攤做小本買賣，盡管這樣收入不多，一天下來也能掙到幾十塊錢，除了交納管理費用外，勉強也能維持生活。

　　“當時沒有執法局，每天交點錢，就可以擺攤。”徐遠蓮說，交完房租和孩子的借讀費之后，剩不下幾個錢，但這個從達坂城過來的家庭，已經知足了。

　　2002年，烏魯木齊市成立行政執法局后，他們依然可以在管理的縫隙中繼續擺攤，“那時候管理不像現在這樣趕盡殺絕，我們還可以打打游擊。”

　　2006年，烏魯木齊開始在全市范圍內狠抓城市管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執法人員也表示，“的確，不嚴格是不行了。”

　　“自從那之后，我們就很難出去擺攤，一周檢查好幾次，不分晝夜，我們能夠理解執法局的壓力很大，但我們也要吃飯啊。”徐遠蓮說。

　　付出生命的代價

　　2007年4月7日，對于經常在小西門附近擺攤的商販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在這天，宋新華在執法者清理過程中突然倒地死亡。

　　“宋大哥是個好人。”一位商販說。在宋新華死亡之后，沿街商販除了湊錢將其安葬之外，又聯合寫了一份文字材料，請求政府能夠對宋新華的遺孀徐遠蓮給予照顧。

　　在商販們看來，宋新華的猝死與天山區執法局有著不可否認的關系。據一位商販介紹，那天他們都是跟往常一樣，將攤位擺了出來。下午時，突然有人喊“執法局來了”，大家就都趕緊推車逃跑；等執法局的人過去后，他們再次出來擺攤。可沒過10分鐘，執法局的人又來了，他們第二次推上車子逃走。過了一會，確定執法局工作人員已經離開后，又再次將攤子擺到街頭上。

　　沒有人料到還會有第三次，當執法局的人又出現的時候，宋新華再也跑不動了，他在一個倉庫前面停住了，臉色蒼白，汗水濕透了衣服，只說了一句“口渴”！

　　當妻子徐遠蓮將灌著涼白開水的瓶子送到他手中時，宋新華竟沒有拿穩，弄灑了一身。

　　“趕緊送醫院吧”，他們顧不得后面執法局的追逐，扔下貨品直接打車將宋新華送往醫院。短短幾分鐘路程，宋新華已經不省人事，褲子全部濕了。

　　“執法局的人看到后，也沒有再追，就掉轉放行離開了。”

　　到醫院搶救室時，宋新華的瞳孔已經擴散，經過搶救還是沒能挽留住宋新華45歲的生命。宋新華生前除了血壓高之外，并無其它病癥。在2006年底因為頭暈到醫院檢查后，大夫給開了300多塊錢的藥，他說什么也不讓拿，說是攢錢給孩子上大學用。在徐遠蓮的極力要求下，才到附近衛生所拿了一瓶7塊錢的降壓藥。

　　“本來是想拉到殯儀館火化，后來想，他生前沒有享過一天福，就拉回達坂城家中埋葬。”徐遠蓮哭著說，由于無錢辦喪事，親戚朋友和同街商販們湊了5000多塊錢，安葬了丈夫。

　　距離兒子高考不到兩個月了，徐遠蓮匆忙又回到了烏魯木齊。每天送孩子上學走后，她或者一個人，或者在其他商販的陪同下，抱著丈夫遺像，到區政府請求幫助，“能給解決一個臨時攤位也行啊，我們家都為這個死了一個人了。”

　　五一過后，一位城管中隊長看她可憐，答應在不檢查時，允許她暫時在巷子里擺個攤位。

　　“我最擔心的是，你們報道后，這個臨時攤位也沒有了，那可怎么辦啊，孩子要上大學了。”徐遠蓮說。

　　執法局聲稱不知情

　　“我一點也不知道，這可是個大事啊，我還真是嚇了一跳！”6月8日，面對記者，天山區執法局副局長張雄說。

　　“肯定跟我們沒關系，要不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張雄對記者表示，他們現在執法范圍比較廣，工作擔子也比較重。同時，沒有強制性的執法權，只能參考當地政府的一個條例，工作中困難很多。在他看來，源源不斷涌入市區的商販，給城市管理帶來了很大壓力，目前，設立的允許小商販擺攤的夜市均以燒烤為主，并不能滿足其它類型的需要。

　　“穩定是第一位的。”張雄表示非常重視此事，但他并沒有要求記者提供有關死者的情況，對“一條人命換來一個并不合法的潛規則攤位”的說法也沒有發表意見。

　　同時，張雄要求，記者必須刪掉采訪他的錄音資料。

　　相對于張雄談到的工作壓力，早在2006年8月份，烏魯木齊市政府一位負責經貿的干部在接受某中央媒體采訪時曾發表了不一樣的分析：“有的城市怕小商小販多了影響市容把他們當成‘麻煩’到處攆我們把小商小販當成‘寶’，創造條件支持他們生存發展。”

　　當時，有評論指出，“烏魯木齊市的城管以實際行動給了持這種觀點者一記響亮的耳光！”甚至總結為烏市經驗，認為這個城市的城管飽含服務意識的陽光執法，給商販們以合適的生存空間，自己并不吃虧，這一切從邏輯上和事實上都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城管們愿不愿去做、有沒有做到的問題。

　　此外，諸多媒體紛紛發表評論，盛贊烏魯木齊城市管理做法，“在支持和幫助小商小販的發展方面，烏魯木齊市的經驗頗值得城管部門學習。”

　　對于媒體所宣傳的一切，在記者隨即調查的數十名商販中，均表示不知情，他們依然整日在跟執法者進行著“貓和老鼠”的游戲。“這不是事實，我們根本得不到任何安排，宋新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少商販對此發表看法。

　　烏魯木齊市執法局辦公室工作人員劉小瑞告訴記者，如果允許商販擺攤，是對商場內的商家極大不公平；同時，外面的夜市還是以燒烤等飲食為主，暫時還不能解決掉這個問題，需要繼續嘗試。

　　“我從沒聽說過城管執法者追死人的事。”劉小瑞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