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信用環境尚不優越的背景下，充當中小企業與銀行“融資中介”的擔保公司獲得了快速發展。不過，吃風險飯的他們仍然有著一系列近憂遠慮。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宋雪蓮

　　“我們擔保的5家企業已經在納斯達克上市。”談及于此，秦愷頗有些自豪，“可以說，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很多成長性好的企業都是在擔保公司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

　　身為北京中關村科技擔保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秦愷毫不諱言擔保公司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上的重要作用。而近年來，被他稱作“不歸屬于金融機構監管部門管理、只是在國家中小企業管理部門指導下運作”的擔保公司，正是因為在銀行與中小企業之間游刃有余，已經如雨后春筍般蓬蓬勃勃發展起來了。

　　“與我們合作的5家擔保公司日前正忙著搬家。”北京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主任張一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國內郵發代號2-977)，“從原來租房辦公到現在買房辦公，在北京房價高企的背景下，可以想見，這些擔保公司已經進入良性循壞。”

　　不過，占擔保公司70%的民營擔保公司目前仍有一半沒有開展任何業務，“銀行喜歡與有政府背景的擔保公司合作，民營擔保公司擔保業務仍舉步維艱。”業內人士稱。

　　銀行“讓”出來的好企業

　　據秦愷介紹，2003年以前，全國還只有幾百家擔保公司。2003年1月《中小企業促進法》開始實施，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之后，一系列利好政策出臺，使得擔保公司從2003年起開始猛增，很快就發展到了近4000家，“僅北京地區就有200多家擔保機構。”

　　“可以說，是銀行‘主動’放棄了一批好的客戶，給了擔保公司發展空間。” 秦愷告訴記者，“不少商業銀行只有針對大企業的風險評價模型，而中小企業不僅普遍缺少有效抵(質)押物，更缺少準確分析判斷其信用風險的評價系統，因此銀行很難直接向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

　　此外，“中小企業貸款規模一般不大，對銀行而言所付出的成本較高，也使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興趣不高。”據悉，由于核保、前期信用調查等一樣都不能少，一個億的貸款和100萬的貸款成本幾乎相等，讓銀行不待見小企業。

　　秦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信息透明度較低。一些小企業甚至沒有專職會計，也不做報表，數據缺失和數據失真問題比較嚴重，這也是銀行不敢輕易向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銀行有意無意地忽略優質中小客戶時，擔保公司發現了他們，并且和這些中小企業一起成長起來。

　　據秦愷介紹，中關村科技園區企業中星微電子公司初創時，由于還在虧損狀態，所有銀行都不敢給他們貸款。是中關村科技擔保公司為他們提供了3000萬元貸款擔保才幫助他們渡過了創業期難關。另一家企業奧瑞金公司的擔保貸款從50萬元起步，后來升到500萬，再到2000萬。直至2005年，奧瑞金與中星微電子相隔一個月在納斯達克上市。

　　自中關村科技園區擔保公司成立以來，已經為3000家企業進行了擔保，提供了總計140多億元的擔保支持，有效緩解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瓶頸。

　　小企業違約風險可以控制

　　小企業融資之所以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們的信用不足，風險大。然而在秦愷看來，情況遠非如此。

　　“一般金融機構會認為，小企業風險大，違約率高，但是，英國的一項調查卻顯示，只要控制一定額度，小企業的違約風險甚至比大中型企業還要低。”

　　秦愷以他們為中關村園區留學人員創業企業提供創業貸款擔保支持為例來說明。

　　“中關村有3000多家留學生企業，迄今為止，我們已經為256家留學人員創業企業提供了近2個億額度的擔保，目前只有50萬元的代償余額，而兩個月前我們已經開始追款了，有信心在近期全部追回。” 秦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曾經有一個留學生因為企業經營問題到期還不上貸款，但他借遍了親朋好友，還是把這筆貸款還了，其目的就是不想留下不良的信用記錄。秦凱認為，正是因為這是一個講信用的群體，因此即使提供的是風險很大的創業貸款擔保，但目前違約率依然很低。

　　秦愷因此認為，只要制度設計得當，小企業違約風險是可以控制的，擔保公司大有可為，“僅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里的企業每年就有300億~400億元的融資需求，全國是什么狀況？這是一塊很大的市場。”

　　擔保公司的近憂遠慮“我們始終重視對高成長性的高新技術企業的融資支持，而支持的兩個最基本條件是，一是企業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二是企業和企業主要經營者要有信用和信譽。主要經營者如果不講信用，擔保風險會非常大。”

　　據秦愷介紹，對企業和企業主要經營者信用狀況的調查核實，是風險控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但目前了解的渠道還比較有限。比如企業和個人在銀行的信貸記錄擔保公司還不能直接查詢，法院涉訴信息不公開，公安、稅務等信息難以獲取等，都使得擔保公司面臨巨大的風險。

　　為改善中關村園區信用環境和投融資環境，2003年，在中關村管委會的支持下，由園區企業、金融機構、擔保機構和信用中介機構共同發起成立了全國第一家以信用為紐帶的協會組織—中關村企業信用促進會，“以整合信貸資金，集中優勢會員，共同促進企業披露信息。這使得分散在各個機構、領域的離散、不連貫、不系統的信息得到匯集，建立起了區域性的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同時兼任中關村企業信用促進會秘書長的秦愷告訴記者，“應該說，從融資這個角度看，企業的信用體系已經規范了很多。這其中，擔保公司起了一定的作用。”

　　據秦愷介紹，通過信用激勵機制，如今加入促進會的園區企業已經從原來的不足100家增加至1200多家，累計為700多家會員企業提供了60多億元的融資擔保支持，獲得政府的補貼資金3000多萬。 “這產生了多贏的局面，參與園區信用體系建設的各方都是受益者。”秦愷強調。

　　不過，擔保公司還有著其它的憂慮，一位民營擔保公司的老總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銀行依然是強勢集團，他們喜歡和有政府背景的擔保公司合作，這讓民營擔保公司的生存比較艱難，占70%的民營擔保公司有一半甚至沒有開展業務。”

　　“國際上擔保公司雖然也是承擔大部分風險，但銀行也要承擔小部分風險，基本都是風險共擔。而在中國，風險共擔的談判幾乎談不下去，所有風險基本推給了擔保公司。即使銀行答應承擔20%~30%的風險，最后也轉嫁到企業身上。比如100萬的貸款，要求企業必須留下30萬元的保證金存在銀行賬戶上。”該人士稱。

　　特別讓秦愷擔心的是擔保公司的未來發展空間，“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金融機構創新意識和市場競爭能力的加強，銀行早晚有一天會吸收走擔保公司相當一部分好的客戶，到時候可能留給擔保公司的市場空間會越來越小、風險會越來越大。西歐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業的逐步萎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當然，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業另一種出路則是像美、日、韓那樣，由于擔保機構承擔了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社會義務，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須給予一定程度的損失補償，以保證擔保機構的可持續發展。”秦愷說。

　　“中國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業該如何發展？也許是需要政府有關部門、專家學者以及擔保界同仁共同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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