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居民收入中的隱性收入可能高達4.8萬億元，按現有統計數據約相當于2006年GDP的26%。灰色收入可能占其中的主要部分。”這是由國民經濟研究所王小魯研究員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做出的判斷。報告摘要一經公布，立即引起輿論強烈反應。那么，這項研究真的能為中國經濟中的諸多謎團找到答案嗎？能成為某些宏觀政策糾偏的依據嗎？能為下一步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提供有益建議嗎？為此，我們特意邀請了王小魯、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共同探討以上問題。

　　主持人：根據這個研究報告，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統計到的隱性收入總計4.8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26%。這可能是迄今為止關于中國灰色收入最大膽的一個估計。這個估計準確可靠嗎？調查與研究方法上與傳統方式有何區別？

　　王小魯：這當然還是一個初步的估計。如果這個結果能夠進一步證實，那么有可能需要對GDP和國民總收入進行調整，這樣的話，4.8萬億元可能占不到GDP的26%。

　　長期以來，灰色收入(包括非法收入)的存在成了經濟活動中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但是要了解這方面的真實情況，必須得到調查對象的配合。按照常規的調查方法是很難取得關于灰色收入的數據的。因此需要在調查和研究方法上進行新的探索。

　　首先，這項調查借鑒了社會學調查的方法，重在取得居民收入和一系列消費結構方面的真實數據。其次，在這個基礎上推算了若干消費特征參數(包括不同收入組別的恩格爾系數及其與特定收入水平之間的對應關系)。然后依據這些參數對現有的分層居民收入統計數據進行檢驗和校正。通過這些檢驗，我們發現占城鎮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需要調整的幅度最大。另外，我們通過幾種不同的方法對這些調整結果進行了驗證，包括根據居民的家用汽車擁有量、商品住宅擁有量、出境旅游人數、銀行存款分布等方面的數據，以及這些數據與收入水平之間的經驗關系進行推算，幾種方法得到的結果相當接近，說明這個結果是基本可信的。

　　趙曉：我認為這項調查的結論并不聳人聽聞，應該說跟我們每個人的切身感受和觀察是比較接近的。事實上我所在的研究機構去年也曾經進行過一次《雙軌制估算》，結論是雙軌制造成的灰色收入大約占GDP的29%。

　　主持人：分析結果顯示，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怎樣理解這種數據上的出入？

　　趙曉：我想這項調查也許能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很多

　　再比如，國外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規模是被高估的。但是，一般說來，如果收入有一部分被隱瞞了，那么經濟增長一定也相應的被低估了。因此，中國經濟究竟是否被高估，也可以參考這項調查得出更準確的判斷。我認為這項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應該會被國內外的研究機構重視起來。

　　王小魯：據統計，2005年城鎮10%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9萬元，這與當年家用汽車的普及程度(約1300萬輛)、商品住宅普及程度、銀行存款的數額和分布(居民存款14萬億元，大額存款數量巨大)等情況有非常大的落差。如果不是有大量隱性收入支撐，根本無法解釋目前達到的高端消費水平和儲蓄水平。

　　此外，按照目前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來推算，我國居民收入只有8萬多億元，占GDP或國民總收入的47%，遠遠低于世界大多數國家(例如美國是73%)，而且也低于國家統計局資金流量表里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這些都說明一部分居民、特別是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

　　主持人：報告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體制缺陷導致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扭曲，也就不可能單靠收入再分配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且在制度和監督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由政府部門掌控大量資源進行轉移支付，還有可能進一步導致公共資源流失和逆向再分配，惡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否能深入闡述一下這些觀點？

　　王小魯：再分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窮人的問題，但不能解決分配中存在制度漏洞的問題。在制度存在缺陷的情況下，公共資金得不到有效利用，會發生大量流失。

　　例如在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中，有些項目存在層層轉包、層層克扣的情況，資金流失相當嚴重，最后就形成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即使是用于窮人的扶貧資金、社保資金，也有可能被挪用或漏失。例如有的地方用扶貧資金蓋辦公樓，用于政府消費；有的地方社保資金被挪用；貪污腐敗的情況也是存在的。

　　應當看到，在一些發達國家的早期發展過程中，腐敗、兩極分化等現象也是非常嚴重的。但隨著制度建設逐漸完善和民主進程的推進，這些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解決。因此關鍵是如何推動政府改革，改善公共管理，杜絕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漏洞，特別是需要增加政府管理的透明度，擴大公共監督、社會監督，形成健康的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體制。

　　周天勇：中國目前的財政體制可以說是灰色收入的一個巨大溫床。

　　比如，2006年，政府除了近37000億元稅收外，還有13000億元政府各行政部門和各行政性事業單位的收費和罰款，8000億元的社保收入(國際通行的規則，社保征繳是一種稅收，是政府的收入)，7000億元的土地收入，至少2000億元的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實際上2006年政府的各種收入總計至少高達67000億元，全部政府收 入占當年GDP的32%。而納入預算的只有39000億元，近28000億元的政府各種收入竟然沒有納入預算內管理。

　　也就是說，這28000億元的巨額資金是怎么支出的，花到哪里了，沒有提交各級人大審議、批準和監督。

　　近兩年，輿論批評的“公車”、“公招”、“公出”等支出高達9000多億元，有關部門出來聲明財政支出不到2000億元。其實這不到2000億元的“三公”支出只是預算內的數字，其余每年7000余億元的“三公”支出，包括巨額豪華辦公和培訓中心等設施的投資支出，實際在28000億元的預算外資金中支出了。

　　主持人：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周天勇：一是對少量保留的政府各部門及行政事業性收費和罰款，全部進入政府預算；對工商、質監等機構要逐步取消的收費和罰款，在過渡期也應當進入政府預算進行統一核算和平衡。

　　二是對政府各部門和各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出租和經營等所得的收入，也應當全部納入預算收入，不應當成為各單位的小金庫；對超出辦公標準的辦公用房、用地和用車等，征收資產使用稅，沖抵其財政撥款額度。

　　三是應當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社保應當作為稅收，由稅務部門征收，并且納入預算管理，在地方統籌層次不一和較低的情況下，中央向各地派出總會計師進行監督和管理。四是在企業所得稅下調的情況下，作為國家投入大量資本金的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理所當然應向國家交納資本紅利，而且這部分收入不應作為預算外收入管理，而應當納入預算管理。中國經營報記者：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