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中產”還是個概念十分模糊的詞，它的劃分標準、人數構成、生活狀況等，都正在被廣泛爭論。

　　在這些爭論中，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解釋相當受人關注。由社會學所前所長陸學藝領銜研究出版的《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研究報告》，就為我們勾畫出了中國“中產”的基本面貌——雖然，它還不是太清晰。

　　為了解正在不斷壯大的中國中產階層的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環球》雜志記者專訪了陸學藝教授。

　　《環球》：中產階層這個概念在中國的演變可謂百轉千回。在您看來，中國中產階層是如何定義的，是否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界定標準？

　　陸學藝：由于歷史原因，過去我們的“中產階級”曾被簡單地歸為資產階級。而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過去這種階級分析法顯然已經不能滿足當前中國社會結構分析的需要。所以應該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做實事求是的分析。雖然有很多人對我們的觀點提出看法，我們還是運用階層的分析方法來劃分社會結構。

　　自上世紀60年代以后，世界上多數國家也都采用階層分析的方法來研究認識自己的社會結構這個基本國情，如日本每十年就會進行一次社會結構調查——社會階層和社會流動。

　　我們的研究，是把中國人口大致分為10個階層：第一個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第二個是經理人人員階層；第三是私營企業主階層；第四是我們這一類的，教授、醫生等等；第五個階層是辦事人員階層；第六是個體工商戶階層；第七是商業服務人員；第八是產業工人階層；第九是農業勞動者，也就是農民；第十個階層是下崗失業階層。

　　但這只是我們社科院研究的看法，由于中國沒有政府出面的相關調查，所以中國中產階層現在只有些模糊的界定標準。

　　《環球》：那么“中等收入者”跟“中產階層”是一個概念嗎？

　　陸學藝：現在糟糕的就是有的人用中等收入者來表述“中產階層”這個概念，這不對，因為這是社會學的范疇，不是經濟學的，我們社科院是用“中間階層”這個詞來表述中產階層的概念的。

　　中等收入者和中產階層是兩個意思，中產的范疇絕不能從經濟的角度分析，它是社會問題。社會中產階層顯然不能指中等收入者，它應該以職業為基礎。即十個階層里面，其前面的一部分人可劃入中產，比如說中低等的干部、中小企業的經理、專業技術人員。比如，你是記者，我是教授，那一定是中產了。出租車司機一個月也可以賺幾千塊錢，但他不可能是社會中產階層，因為有職業的概念。

　　所以，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中產階層是以職業為基礎，以組織資源、文化資源、經濟資源占有狀況為標準進行劃分的社會階層。

　　《環球》：中國中產階層的人數在整個社會中的比例是多少？中國的中產階層發展狀況怎樣？

　　陸學藝：根據我們1999年的統計，中國的中產階層占全國總人口的15%，并以每年1~1.2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所以現在中產階層的比例應該已達到22%~23%左右。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較發達的城市，中產階層的比重還要高很多。樂觀地估計，到2020年，中國中產階層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達到33%甚至更大。

　　也應該達到這個標準。因為真正發達的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應該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形結構。有權有錢的上層和底層占少數、中間階層越大的社會結構，越能維護社會的穩定。

　　從政治上分析，中產階層在政治傾向上跟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經濟上，中產階層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之一，他們是創造財富的，是市場經濟的組織者，也是穩定的消費者；在文化上，這部分人是先進文化的創造者、生產者，同時也是文化產業的消費者。這些都非常有利于社會的穩定。而現在中國是洋蔥頭型的，也正向這種橄欖型結構過渡。

　　《環球》：自十六大提出“擴大中間收入者的比例”以來，國家在發展中產階層方面的努力如何？

　　陸學藝：中國在經濟發展初期，曾偏重追求效率，不僅犧牲了環境，農民等下層階層的利益也沒有得到保障。所以，從經濟結構上來講，現在我們雖然已經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然而在社會結構上仍處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而國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觀念，協調經濟結構同社會結構之間的矛盾。

　　我相信，國家今后在戶口制度、人口制度和就業制度上的改革將促進中國社會結構的調整，而中產階層也將迅速發展和壯大。

　　《環球》：中國中產階層的生活狀態如何？您怎么看待中產階層目前面臨的種種壓力？

　　陸學藝：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出現了所謂“中產萎縮”的概念，因為近幾年兩極分化加重，還包括財產稅、遺產稅的取消。而中國面臨的并不是這樣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中產階層不是唯一承受著壓力的階層，各個階層都面臨不同的壓力，壓力就是活力。良性的壓力不是壞事，反而是我們現在各行各業干勁十足的原因。所以，沒有必要刻意強調中產階層面臨的壓力。

　　《環球》：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中產階層有什么樣的特色？

　　陸學藝：由于各方面都剛剛起步，所以中國的中產階層干勁很足。另外，中國中產階層受孔孟之道

　　中國的農業社會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在處理各種問題時都有固定的一套規則，而城市化以后，有很多方面還都沒有現成的傳統可循。隨著社會的發展，在這些方面不斷摸索，中國人必能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和途徑。(陳晨 陳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