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報道　本報記者　陳默

　　作為農村改革的重要一環，＜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將于今年7月1日正式實施，而與之相配套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登記管理條例＞(下簡稱＜條例＞)近日頒布，將與農合法同時實施。

　　“農合法”被定位于同公司法、合伙企業法和個人獨資企業法一樣的市場主體法，作為其最重要的配套法規，＜條例＞共6章33條，包括總則、登記事項、設立登記、變更登記和注銷登記、法律責任、附則等內容。

　　按照“農合法”的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同類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

　　近年來，政府力促農民走向組織化、農業走向產業化，力圖通過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來降低農民與市場、政府之間的交易成本，塑造和提升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使一直以小農經營為主的中國農業能夠應對經濟市場化和全球化條件下的挑戰。這部法律就是意在為此提供法律支持。

　　此次出臺的＜條例＞沿承“農合法”確定的原則，細化了在出資方式、業務范圍以及成員身份方面的限制。但是，有長期從事農合組織研究和實踐的人士認為，這三重限制一方面規范了農合組織的架構，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農合組織未來發展的障礙。

　　＜條例＞第八條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實物、

知識產權等能夠用貨幣估價并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作價出資，不得以勞務、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譽、特許經營權或者設定擔保的財產等作價出資。

　　這實際上對非貨幣財產出資限制較為嚴格，對于本來就缺少資金、缺乏融資手段的農民較為不利。浙江瑞安市副市長、

清華大學博士后陳林表示，在“農合法”和＜條例＞里都沒有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是不是可以出資，“盡管也沒有禁止，但是，如果法規上不明確，現實中就很難辦。”

　　另一重限制是在業務范圍上。＜條例＞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業務范圍可以有農業生產資料購買，農產品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息等服務，具體由其章程規定。

　　如果有“從事業務范圍以外的經營活動”的，將被追究法律責任，情節嚴重的，將被“吊銷營業執照”。

　　這種對經營范圍的限制，在我國早期的經濟立法中較為常見，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推進，無論立法上還是實務上，對于企業工商登記的經營范圍，越來越放寬。有關合同法的司法解釋就已經明確，當事人超越經營范圍訂立合同，法院不因此認定合同無效。

　　陳林認為，合作組織最本質的特征不在于經營范圍(服務的“專業”內容)，而是服務對象以組織內部成員為主。不能試圖通過限定經營范圍來保證為農服務，而是應該從合作組織的內部構造來實現。

　　陳林說，對于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經營范圍施加比企業還要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將導致很多農合組織為了避免落入“違法經營”的禁區而不得不廣泛羅列其業務范圍；另一方面，實際運行中這種規定也很難得到遵守，實踐中往往陷入法不責眾的尷尬。

　　而最受爭議的是對農民身份的限制，以及對“農民”標準的判定。“農合法”和＜條例＞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成員中，農民至少應當占成員總數的80%。

　　對于何謂“農民”，＜條例＞規定，農民成員的身份證明為農業人口戶口簿；沒有農業人口戶口簿的，為居民身份證和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或者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出具的身份證明。而非農民成員的成員身份證明為居民身份證。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農民”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不斷發生變化。我國兼業小農為主的現實，注定了農民身份確認在操作上的困難。

　　以戶籍管理上的“農業戶口”為標準，將很難操作。隨著戶籍改革的推進，很多地區已經取消了農業戶口與非農戶口，代之以城鄉統一的居民戶口；如果以實際從事農業為標準，情況往往在變動之中，很難逐一核查。

　　陳林認為，合作制是一種經濟組織形式，甚至也是一種社會組織形式，與特定的成員身份沒有必然聯系，立法首要的是賦予其法人地位，確立其治理結構和合作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