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積極的姿態投入全球化進程，在追求和維護和平發展的同時，為世界秩序注入符合時代潮流的新活力和新價值，將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核心內涵

　　文/王健君

　　“改革開放28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這是一個奇跡。今后，中國還有沒有這樣的機遇期，還能有多長時間？我說有，多長時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自己的內外政策和應對能力。”2月26日，新華社發表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署名文章《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總理在文章中向全體國人明確指出：“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這篇旨在向世界解讀中國發展戰略、闡釋中國國際立場和責任的重要文章，從一個側面再次印證了一個重大事實：中國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球性事件，其進退和興衰，一方面深刻依賴于世界，另一方面也強烈影響著世界。

　　如果說10年前，按照發展水平，中國還只是“有潛力的大國”，5年前準備加入WTO的中國是“候選大國”，那么當下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具有相當國際影響力”的現實大國。“其中關鍵的表現在于，中國的發展已經升級到了全球化層面，正在快速而迅猛地與世界融合，這種趨勢不但明顯，而且已很難阻擋。”采訪中，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張宇燕告訴《商務周刊》，無論是對現有世界體系主導者的西方發達國家而言、還是中國自身而言，這個局面都是全新的挑戰。

　　因此，認識中國發展升級面對的新特征和新挑戰，是把握“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論斷的關鍵，更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在戰略思想和政策方面做好應對準備的關鍵。

　　國際政經出現三大變局

　　2月15日，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巴尼·弗蘭克聲稱，美國國會議員對全球化的不安情緒非常強烈。“全盤接受全球化、接受技術變革的政策目前已走到盡頭。”他說到，“(美國)人們開始懷疑，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資本流動是否符合他們的利益。”這位民主黨人表示，多哈協議將會遭到美國國會的拒絕。

　　“全球化”竟然也刺痛了曾經最高調的全球化“布道師”。在接受記者采訪中，外交學院副院長秦亞青把這一現象，尤其是最近多哈回合的失敗，歸結為當下國際經濟方面出現的重大變局。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烏拉圭回合促進了經濟全球化，被稱為“發展回合”的多哈回合原是人們更大的努力和希望，它涉及世界90%以上的人口和貿易。但就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時候，卻因重大的利益分歧而宣告中止——發達國家之間在涉及農產品的問題上僵持不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非農產品的市場準入也存在重大分歧。

　　“雖然多哈回合的失敗并不表明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勢頭已經逆轉，但這畢竟是一個重大挫折。”秦亞青說。

　　在他看來，多哈回合的失敗使得國際經濟陷入了一個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當今世界經濟已經高度相互依存，需要一個更加合作和更加自由的國際經濟環境；另一方面，全球貧富差距的加大和各國利益分歧的不可調和，又使得參與多哈回合的各方不做讓步和妥協。由此導致的最直接的效應，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會再度抬頭。

　　“由于完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努力難以奏效，貿易和投資環境惡化，一些主要國家可能會采取更多的保護主義措施。”按照秦亞青的分析，“在更深層面上，世界經濟領域自由化進程的挫折表現出近幾年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國內國際事務更加密切地結合起來，亦即國內政治國際化。農產品的國內支持和關稅削減、非農產品的市場準入等一系列問題在國際談判中困難重重，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內利益集團政治的結果，國內政治的復雜導致了國際談判中不肯妥協的強硬立場。”

　　其次，世界力量格局方面，秦亞青認為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大國關系仍以合作為主，一超多強仍然是當前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美國的一超地位在相當長時期內不會發生質的變化，一超與多強共同發展的態勢也會持續下去。“雖然現在有著諸多對美國實力的負面評估，但不能一廂情愿地認為美國實力正在或已經下降。”他提醒說。

　　但具體就美國而言，有三點變化值得注意。其一，美國雖然實力超群，但在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等重大問題上還需要其他大國的合作。在當今世界相互依存加深的復雜形勢下，美國同其他大國通過戰爭方式解決彼此利益沖突變得越來越困難。所以，體系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不大。

　　其二，美國在大國互動關系中處于主導地位。美國在21世紀的戰略目標是要以較低成本防止出現挑戰其一超地位的大國和力量。美國緊迫的戰略目標也很明確——反恐防擴。所以，美國處理與其他大國關系主要是兩手：既接觸又遏制，既利用又控制，既借重又牽制，對中國尤其如此。

　　其三，在美國認為涉及核心國家利益的問題上，美國的一超地位很容易使其采取單邊手段，伊拉克戰爭是突出的表現。

　　目前，世界其他大國基本接受了一超多強的國際關系現實，無意也無力單獨與美國公開和全面對抗。各主要大國都從實際出發，把處理好與美國的關系放在對外關系的突出位置，與美國既合作也斗爭。由于各大國彼此制衡，不愿輕易破裂，走向對抗，因此，美與各大國的關系總體可以保持穩定。

　　同時，由于各大國共同利益與矛盾并存，因此沒有界限分明的陣營和一成不變的力量組合，而是在不同條件下，根據問題的不同性質和與各自利益的關系，形成不同的力量組合。所以，與冷戰時期的結盟不同，各主要大國加強彼此關系主要不是為了對抗美國，也不會因此犧牲各自同美國的關系，而主要是為了維護和擴大自身利益。但是，大國間形成穩定和協調的關系，有助于對美國單邊獨霸形成制約。

　　第三大變局發生在國際政治焦點矛盾上。在秦亞青看來，就是“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矛盾深化，文明沖突可能成為自證預言”。他指出，“9·11”事件發生之后，美國贏得世界普遍同情，但其之后的外交戰略卻“成功地孤立了美國”，嚴重削弱了自身的軟實力。美國不顧世界諸多國家的反對發動伊拉克戰爭，不但引起包括歐洲主要盟國在內的反對，也異化了伊斯蘭世界。

　　“亨廷頓曾預言，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將被文明沖突所取代，成為后冷戰時代的主要沖突形式，并特別指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沖突可能是世界沖突的主線。”秦亞青告訴記者，現實中，美國官方和媒體的話語，比如“十字軍”和“法西斯”等概念的類比，實際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種認知和心態，“這樣一來，亨廷頓的預言就有成為自證預言的危險”。

　　而且，這種認知和心態絕不是單方面的，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敵意也越來越深。盡管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也采取措施試圖改善美國形象，但在伊斯蘭世界并未奏效。秦亞青的判斷是，“美國和伊斯蘭世界已經結成的敵意是很難解決的，并且這種敵意文化會日益深化，甚至曠日持久地發展下去。”

　　可以說，這三大新變局構成了當前和未來相當時期全球化下的中國發展的國際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