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平衡實際上主宰了近年來對中國經濟冷熱程度的判讀。在4月1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李曉超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的運行速度在加快，如果再繼續加快的話，就有可能由偏快轉向過熱，經濟運行存在著偏快轉向過熱的風險。結合近期各地房價的再次上漲，新的宏觀調控措施又呈現山雨欲來之勢。

　　但是，對于發生在中國經濟的種種變局，卻很難得出明白無誤的判斷。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率有著至少是中等程度的相關性。對歷史數據的研究顯示，經濟增長處于上升階段時，只要經濟增長速度超過10%，通貨膨脹率在第二年就會超過10%。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不超過9.5%，通貨膨脹率就不會超過5%。

　　這個定律現在已經被打破，

中國經濟連續幾年增長超過了10%，但是通貨膨脹率卻連續維持在3%左右的水平，于是經濟似乎陷入了令很多經濟學家沾沾自喜的“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時代。以至于刺破這種平衡的任何擅越，都會讓人驚慌失措——4月19日頒布的3月3.3%的CPI數據就使高歌猛進的股市再次經歷了一次巨幅的回調，甚至推遲一天發布數據的做法都使人浮想聯翩。

　　然而，在宏觀調控的手段上，決策層的騰挪空間已經越來越少，短期的調控政策遭遇到了空前的體制性困境。加息注定是不得以而為之的手段——且不說抑制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反彈的效果有限，負面效果卻是直接的——國內的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將進一步惡化；而行政調控的效果也常常被地方政府的陽奉陰違所抵消，地方的投資沖動難以消除，一有機會，經濟過熱又是不請自來。

　　因此，宏觀調控的理念和手段在此時都必須要經歷大的調整，未來的調控必須集中在對市場機制形成的刺激上，而不是此前的種種行政禁令，以及效果微乎其微的所謂市場化手段。

　　比如，與其對資源壟斷央企增收資源稅，不如放寬行業準入，引入地方的民營競爭者，通過增加地方稅收來解決中央、地方財權事權不均的問題，也符合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與其繼續容忍效率低下的國有銀行——盡管它們已經上市，不如加快民營銀行的建立，這似乎更有利于整體銀行業的經營管理水平的提升，而不是整天盯著信貸數據擔心出問題；與其為環保問題焦頭爛額，不如一步到位地強行推行綠色GDP的核算，以免若干年后面臨無法治愈的環保問題無計可施；與其激辯股市泡沫，不如著手制定中國的《薩班斯法案》，加強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以及信息披露的監管，以確保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事實上，以上才是中國經濟的治本之策，只是成本與收益短期內的不對稱才使我們難以有足夠的耐心堅持下去，市場經濟制度的促進近年來乏善可陳，從而不得不一次次陷入調控——反彈——再調控的怪圈中。如果不出所料，未來宏觀調控的手段必然會再次加強，各個政府部門也會更加積極的行動起來。然而，我們似乎忽略了宏觀調控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意義，這其實是一個以時間換空間的游戲——宏觀調控爭取的時間是為了要增加市場機制改革的空間。如果難以達成這種效果，市場機制的改革繼續裹足不前的話，宏觀調控必然是無源之水，難以貫徹。

　　時至今日，中國必須把注意力從單純的宏觀調控以及與其相聯系的人、財、物的支配權力上轉移出來，更多地關注制度的改革和市場機制的建設。這種經驗來源于此前的多次宏觀調控——針對特定目的經濟舉措，如果忽視了經濟現象背后的真正動因，往往不會達到應有的效果，甚至還會造成新的資源浪費和激勵機制的扭曲。

　　如果有一天，當我們不再談論宏觀調控，不再為一兩個數據的波動而擔心經濟的劇烈調整時，中國的經濟才是真正進入了現代化的軌道。中國經營報記者：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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