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澳先后退出，對于《京都議定書》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也許是汲取了其中的教訓，各方隨后采取了更為靈活、務實的談判策略，并最終于2001年底舉行的第七次締約方大會上，達成了《馬拉喀什協議》(Marrakech Accord)。

　　至此，歷經四年多的風雨，《京都議定書》終于具備了可操作性。但是，要真正生效，還需要至少55個成員批準，并且要求這些成員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要達到所有發達國家1990年總量的55%。

　　這同樣也是一條漫長的道路，2005年2月16日，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陸續批準之后，《京都議定書》才終于等到了正式生效的時刻。

　　此時，距《柏林授權》，已經過去了幾乎整整十年的時間。

　　碳交易崛起

　　《京都議定書》生效后的最大亮點，無疑是碳交易市場崛起。

　　溫室氣體主要由碳燃燒所致，一般用“碳交易”指代“溫室氣體交易”。各個減排義務國將各自的減排目標層層分解到各個產業部門和企業中，體現為每個排放主體的減排量；各個企業可以選擇內部消化，也可以從市場上購買排放額度。

　　2005年1月，歐洲排放貿易體系(EU ETS)正式啟動。歐盟委員會環境專員斯塔夫羅思迪馬斯(Stavros Dimas)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通過這個市場，政府和企業都可以購買自己需要的碳排放額度。

　　他承認，由于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因此初期分配給一些企業的排放額度可能超過了其實際需要，導致交易價格在2006年夏天出現了異常波動。但迪馬斯對《財經》記者強調，他對這個市場充滿信心。他預計，僅在2008年到2012年期間，歐盟各國政府就將在這個市場花費28億歐元，購買5.5億噸的碳排放額度。

　　數據顯示，排放貿易體系極大地降低了歐盟國家兌現《京都議定書》的成本。目前，歐盟在這方面每年只需要支出29億歐元到37億歐元；而如果沒有這一交易體系，可能支付的成本將大為提高。世界銀行前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在他去年10月完成的轟動一時的全球變暖經濟影響評估報告中，也給予了這個目前全球最大的碳交易體系很高評價，認為值得在全世界加以推廣。

　　除了發達國家內部的排放貿易體系，在2001年7月的波恩會議上達成的“靈活機制”，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一機制鼓勵發達國家與沒有減排義務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碳交易。

　　“清潔發展機制”(CDM)從2005年開始啟動。這一機制鼓勵發達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溫室氣體，減少排放的數量可用于抵扣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量，視做本國減排指標的一部分。由于發展中國家減排成本較低，發達國家可以以較低的代價達到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則可以得到發達國家的資金及先進技術，可謂“雙贏”之舉(參見《財經》2006年第21期“與CDM共舞”)。

　　另外一種“靈活機制”，是發達國家與中東歐轉型國家之間的“聯合履行”計劃(JI)。這一基于具體項目的減排合作，顯然也可以大大降低發達國家的減排成本。

　　實際上，即使在那些并未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國家，自愿性的碳交易也蓬勃興起。其中最為典型性的，是創建于2004年的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以及2003年啟動的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溫室氣體減排體系(GGAS)。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5年，全球碳交易金額約為110億美元。但在2006年前三個季度，整個交易金額就比2005年全年翻了一番。

　　2005年，日本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還要高出8%。如果僅僅依靠內部消化，這就意味著在2012年前，日本需要削減12%的排放量，這種難度是不可想象的。但多種碳排放交易體系的存在，使得日本履約成為可能，因為它完全可以通過CDM，從中國、印度等國購買大量的減排額度。

　　2月1日，世界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在一份報告中樂觀地預測，在未來五年中，出現全球性碳排放交易體系的可能性“超過了50%”。

　　氣候的覺醒？

　　全世界都在經歷一場“氣候覺醒”。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的統計，2005年是1850年開始有全球氣象紀錄以來最熱的年份之一，僅略低于1998年。但1998年，全球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厄爾尼諾(El Nino，因赤道海面的異常增溫而造成的氣候反常)現象。科學家們普遍認為，2005年的全球氣溫實際上已經是史上最高。

　　在《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之前，年初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氣候變化已經被認為是全球面臨的第三大挑戰，僅排在貧困以及公平的全球化之后。7月，在蘇格蘭鷹谷(Gleneagle)舉行的G8峰會上，氣候變化也與援助非洲一起，成為最重要的話題。

　　這一年，在美國和中美洲，罕見的颶風奪走了超過3000人的生命，其中就包括卡特里娜(Katrina)。這場于2005年8月襲擊美國的颶風，也是美國歷史上造成損失最為慘重的風暴，超過1800人死于這一極端性氣候事件，以百萬計的人被疏散，經濟損失更高達800億美元以上。

　　盡管這一颶風與全球變暖的直接關系還存在爭議，但不少科學家都警告說，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從長期而言，美國可能會越來越頻繁地遭到高強度颶風的威脅。

　　事實上，雖然美國政府退出了《京都議定書》，但包括加利福尼亞在內的很多州以及城市，都制訂了自己的減排計劃。以加州為例，其目標是到2020年，把溫室氣體排放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

　　雖然不管是商業界還是普通公眾，對于全球變暖仍有一定的疑慮，但在美國，氣候變化的覺醒已經上路了。

　　美國去年以來進行的幾次民意調查都顯示，超過七成的公眾對全球變暖給予了認同，并且認為政府需要采取措施來鼓勵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就連一些保守主義宗教團體，也開始呼吁政府對溫室氣體排放加以限制。

　　回想1995年，美國勞倫斯利弗摩爾國家實驗室氣候專家本杰明桑特(Benjamin Santer)僅僅因為參與了當年發布的IPCC評估報告，就在國內遭到了猛烈的批評，就不難明白十年間的轉變是如何巨大了。

　　在商業界，雖然仍有埃克森美孚等能源巨頭堅持強硬立場，但直面全球變暖已漸成氣候。

　　2007年1月22日，由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共同發起的“美國氣候行動合作組織”(USCAP)正式成立，其成員包括了雷曼兄弟、美國鋁業(Alcoa)、英國石油美國公司(BP America)、卡特彼勒(Caterpillar)、杜克能源(Duke Energy)、杜邦(DuPont)以及佛羅里達電力和照明公司(Florida Power & Light)等。該組織向將在第二天發表國情咨文的布什總統呼吁，應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在美國通過立法來舒緩、停止和扭轉溫室氣體排放的增長。

　　耐人尋味的是，連一直宣稱全球變暖在科學上還存在爭議的布什，在1月23日的演講中，也首次使用了“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這樣的字眼。

　　美國著名環保組織西拉俱樂部(Sierra Club)的國會說客梅琳達·皮爾斯(Melinda Pierce)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華盛頓遭遇到了有史以來最暖的一個冬天，這給了人們更多的直觀感受。

　　當然，更重要的是，隨著去年11月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勝出，整個華盛頓的政治氣氛也已經開始轉向了。

　　美國參議院前任環境和公共事務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詹姆斯·因霍夫(James Inhofe)一直聲稱，所謂全球變暖是“史上最大的愚弄行為”(greatest hoax of all time)。在這種情況下，邀請《恐懼狀態》(State of Fear)這樣的贗科學著作的作者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堂而皇之參加環保聽證會，就顯得再正常不過了。在民主黨控制國會之后，因霍夫的主席一職由民主黨人芭芭拉·鮑克索(Barbara Boxer)接替。

　　“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或許美國選擇強制性減排最終將不可避免。”美國“保護環境”(Environmental Defense)組織國際顧問安妮·派松克(Annie Petsonk)說。

　　2006年10月30日，英國政府正式發布了由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主持完成的評估報告，對全球變暖可能造成的經濟影響給出了迄今最為清晰的圖景：如果在未來幾十年內不能及時采取行動，那么全球變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將堪比世界性大戰以及20世紀前半葉曾經出現過的經濟大蕭條。屆時，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飛煙滅。

　　激進的歐洲已經在醞釀進一步的行動。歐盟環境專員迪馬斯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說，要穩定全球氣候，發達國家必須在2020年前削減30%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達沃斯的演講中也重申了這一目標，即擁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將在2020年前完成30%的削減。這比《京都議定書》更具雄心。

　　中國角色嬗變

　　在目前的《京都議定書》框架下，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印度、巴西等國家一樣，不必承擔強制性減排責任。相反，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DM)等，中國還可以獲得資金和技術的支持。事實上，中國已經成為CDM項目最大的受益國，其所占的市場份額遠超其他國家。

　　但是，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被推到舞臺中央的時刻越來越臨近了。

　　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不管是英國首相布萊爾還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都在講話中強調，應該建立一個包括中國等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在內的新排放體系。因為在批評者看來，《京都議定書》最大的“洞”，就在于它沒有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任何約束。

　　布萊爾強調，即使英國一點溫室氣體都不排放，也僅能削減世界總量的2%，還不足中國在兩年中的溫室氣體排放增量。如果沒有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經濟體參與，任何新的體系“都沒有現實的成功可能”(earthly hope of success)。而據國際能源機構的預測，到2009年，中國就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此前，斯特恩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也強調，要穩定溫室氣體的水平，發展中國家也必須做貢獻，即在2050年，把排放量相對于1990年的增長控制在四分之一的水平。

　　然而，承諾之路對于中國而言絕不容易。

　　實際上，中國很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以及潛在的嚴峻程度。1990年，中國就在當時的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下面，成立了以國務委員宋健為組長的國家氣候變化協調小組，統一協調中國的氣候變化對策，當然也包括外交對策。

　　在1998年中央機構改革之后，這一小組被重組為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由當時的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現任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出任組長。2003年，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稱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成為第二任組長。

　　分析人士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該小組由原來的環保部門轉到國家發改委下面，顯然是中國政府認識到了《京都議定書》可能帶來的長期、復雜影響，以便加強在氣候談判時的統籌兼顧。

　　2005年6月，葉篤正、劉東生、何祚庥、孫樞、孫鴻烈、巢紀平、吳國雄和秦大河等八位中科院院士，聯名向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出了設立國家氣候變化科學特別顧問組的建議。在最高領導層批示之后，今年1月12日，中國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正式成立。無疑，由12名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氣象局、

　　這種關注度的提升，并不僅僅來自外部的壓力。全球變暖的影響，在中國已日漸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