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暖已經逐步從“幽靈般的威脅”轉變為現實挑戰。世界已經醒來，中國還未做好準備

　　本刊記者 王以超 發自北京 本刊特派記者 嚴江寧 陳晉 發自瑞士達沃斯 李昕 發自美國首都華盛頓 徐可 發自香港

　　另一個達沃斯？

　　1月24日至28日，位于瑞士東部阿爾卑斯山區的旅游小鎮達沃斯，迎來了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度過了酷熱難耐的2006年夏季之后，今年的達沃斯再度感受了“暖冬”，直至論壇開張前兩周，小鎮才迎來了第一場瑞雪。年會照例在雪花紛飛中召開，與會的各國各界要人們照例踏著積雪趕往會場。然而，2000多名與會者卻比往昔更急切、更強烈地關注著當今世界的一個重大話題——氣候變化。

　　引人注目的德國女總理默克爾在開幕上首開此題。今年的G8會議即將于6月在德國舉行，默克爾在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就明確表示，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問題，是G8(由美國、日本、德國、俄羅斯、英國、法國、意大利以及加拿大八個國家組成的“富國俱樂部”)以及歐盟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

　　三天后，1月27日，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同一個論壇發表演講時表示，英國將在2050年前削減60%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并呼吁國際社會采取進一步的行動。

　　作出姿態的絕對不僅僅是政治人物。盡管包括雀巢公司CEO彼特·布萊貝克(Peter Brabeck)在內的少數企業家仍然對氣候變化挑戰的緊迫性心存猶疑，但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開始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從有色金屬巨頭美國鋁業到低成本航空公司EASYJET都紛紛表示，即使政府不采取措施，商業界也有責任行動起來，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

　　粗粗統計，在本次論壇期間，有多達17個專題討論涉及到氣候變化問題。無怪乎有人說，2007年的達沃斯聚會不僅是WEF，也可算WCF(“世界氣候論壇”，World Climate Forum)了。

　　從1990到2007

　　其實，對于2007年，達沃斯也許僅是個引題而已。

　　世界經濟論壇結束后第二天，1月29日，為期四天的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一工作組第十次會議，就在法國首都巴黎正式開幕。工作組的聯合主席之一、中國氣象局局長秦大河主持了開幕式。

　　最讓世界關注的，則是在達沃斯會議結束后的2月2日，IPCC正式拉開了發布其第四次評估報告的序幕。由第一工作組完成的第四次評估報告的科學基礎部分，在正式發布之前，就被認為可能“震撼世界”。

　　這份由全世界超過2500名頂尖科學家參與并共同完成的報告指出，從20世紀中期至今觀測的大部分溫度上升，有很大的可能性(超過90%)與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有關。這種變化，最起碼在過去1300年中都是很不尋常的。

　　報告警告說，即使目前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可以穩定下來，海平面持續上漲的趨勢仍然會持續數百年之久！這對于倫敦、紐約——當然也包括上海等沿海大都市而言，無疑意味著長期威脅。因為一旦格陵蘭冰蓋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將上升7米，這幾乎讓地球回到了125000年前。

　　IPCC成立于1988年，由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組建，職責是系統地評估與氣候變化有關的科學、技術以及社會經濟等信息。目前IPCC下設三個工作組，第一工作組負責評估氣候變化的科學基礎，致力于回答全球變暖是怎么發生的，以及對未來預測；第二工作組負責評估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人類社會在這一影響面前有多么脆弱，以及應如何適應這種變化；第三工作組則希望找到具體可行的辦法，來遏制或者減緩氣候變化。此外，IPCC下面還設有一個國家溫室氣體清單專題組，負責計算、編制各個國家能源活動、工業生產、農業以及土地利用等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等。

　　今年4月、5月和11月，IPCC還將陸續發布第二、第三工作組所完成的第四次評估報告，以及用于決策指導的綜合報告。

　　從1990年IPCC發布第一份評估報告至今，科學家通過不懈的努力，越來越逼近氣候變化的真相：1990年發布的第一次評估報告，初步給出了全球變暖的科學基礎；1995年的第二次評估報告，第一次清晰地指出了人類活動已經對全球氣候系統造成了“可以辨別”(discernible)的影響；2001年發布的第三次評估報告指出，“新的更強的證據顯示，過去50年觀察到的大部分變暖現象，可能要歸因于人類活動造成的溫室氣體濃度上升”。

　　那些認為人類導致全球變暖仍存在科學上的不確定性的懷疑論者，也許現在可以自我懷疑了。

　　危險的氣候

　　“氣候，也許是科學家所面對的最為復雜的系統之一。”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首席科學家張稱意博士說。氣候不僅與人類文明的興衰息息相關，與整個地球物種的演化也有著無法割舍的關聯。

　　科學家們普遍認為，地球歷史上幾次大的生物滅絕事件，都與火山噴發或者天體撞擊導致的氣候劇變有關。即使如此，地球的氣候與很多星球相比仍然溫和得多。這一切，得益于地球有著一個得天獨厚的大氣層。

　　太陽光照射到地球表面上，帶來最原始的能量之源。一部分太陽光會被大氣層或者地面反射，地球在被照射之后也會以紅外的長波方式向外輻射能量。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水蒸汽以及一些其他氣體對于這種紅外輻射卻有著非常強的吸收能力。地球向外輻射的能量因之在一定程度上被“截留”下來。地球表面以及靠近地面的大氣層，也因而變得有如溫室一般，這被稱為“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

　　感謝溫室氣體的存在，否則今天的地球將比現在冷33度。這樣的場景，幾乎想象一下就足以讓人不寒而栗。同樣地，溫室氣體濃度的變化，也足以帶來氣候的巨大變化：濃度太高則“截留”了太多的熱量，使得氣候偏熱；太低會導致“截留”的能量不足，不足以保暖。

　　幸運的是，正如2006年3月26日美國《科學》雜志所指出的那樣，自冰河期結束以后的1萬多年中，地球氣候保持了相對穩定。科學家認為，這為人類文明的起源以及演化提供了穩定的環境。

　　今天的現實卻是，人類的行為正在改變著這個極其重要的“文明參數”。

　　科學家第一次發出人類活動可能導致全球變暖的警告，可以追溯到1896年。諾貝爾獎化學獎得主、瑞典化學家阿列紐斯(Svante Arrhenius)指出，每年因燃燒煤炭而產生的二氧化碳，將會造成氣溫的輕微上升，長期積累下去就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如果二氧化碳的濃度增加一倍，全球氣溫將上升五到六攝氏度。

　　雖然從19世紀末期開始，世界上一些地方就出現了全球變暖的跡象。但在當時，這仍是一個類似先知般的預言。阿列紐斯的觀點當時并沒有得到認同，實際上，到了1910年，多數人認定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論。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通過不斷的科學研究和觀測，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對氣候的影響，才逐漸被主流學術界所認同。而到80年代，全球變暖已經成為最受關注的氣候挑戰之一。

　　在工業革命之前，大氣層中溫室氣體的水平一直穩定在280ppm(ppm指百萬分之一)左右。但在過去250年內，根據IPCC在2001年發布的報告，由于人類大規模的經濟行為，這個濃度已經上升了31%。

　　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整個地球的表面溫度也已經上升了0.6度。IPCC最新的報告顯示，全球有記錄以來最熱的12個年份，有11個都出現在過去12年中。

　　“京都回合”

　　1990年IPCC第一份評估報告的發布，以及當年11月召開的第二次世界氣候大會，終于把氣候問題從學術界推向了國際政治舞臺。

　　在IPCC開始為氣候變化設立科學支點之后，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就是如何去采取行動。這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單獨行動，而是整個國際社會的艱難選擇。

　　與全球貿易談判相比，氣候談判的難度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因為，貿易談判對于參與者而言，往往還是有明確的即期利益可供追逐；但氣候談判對于所有參與者而言，都是看不到任何短期利益的。相反，要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就意味著要減少煤炭、石油等傳統化石能源的使用，或者采用成本更加高昂的節能技術等，這都需要即期的巨大投入。

　　所以，氣候談判從開始就注定是一條“荊棘之途”。

　　1990年12月，聯合國大會第一次就氣候變化問題作出決議，決定就制訂“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進行談判。談判從1991年初開始，據當時代表中國參與談判的中國氣象局原副局長駱繼賓回憶，談判異常艱苦，“經常為了一個句子，甚至兩個字，都要爭論上一兩個小時”。

　　到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峰會”上，包括中國在內的154個國家和地區代表，終于正式簽署了第一份關于氣候變化的國際性條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下稱公約)。這一公約于1994年3月正式生效，但并未提出任何約束或者強制性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次年春天，在德國首都柏林，所有公約締約方舉行了首次會議，并且通過了《柏林授權》(Berlin Mandate)。會議決定，將通過兩年的分析和評估，找出一個經濟和環境兼顧的方案，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引人關注的是，《柏林授權》也沿襲了公約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原則，不考慮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到強制性減排范圍內之內——盡管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會逐漸成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畢竟，這些國家經濟都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根據以往發達國家的經驗看，這一時期總是不可避免地與污染相聯系。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應對氣候變化的優先程度，應該低于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消除貧困等目標。

　　但很顯然，這也為未來新一輪矛盾埋下了伏筆。這是后話。

　　1995年正式公布的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為氣候變化提供了更加堅實的科學依據，也為談判增添了新的壓力和動力。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之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第三次締約方會議上，各方達成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根據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要實現在2012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2%。其中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也是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則要完成降低7%的目標。

　　次年11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的締約方會議上，本來希望把在京都懸而未決的問題做一個徹底的了斷。但人們很快就發現，解決這些問題的復雜性和困難程度，遠超當初的想象，于是決定推遲到2000年。

　　事實證明，兩年之后在荷蘭海牙，氣候談判重新變成一場政治角力。美國提出種種建議，比如允許其通過森林和農業用地對二氧化碳的吸收，來代替減排額度，并且要求進一步明確發展中國家的責任問題等。以英國為首的一些歐洲國家為了在最后時刻挽救這次會議，愿意與美國取得妥協。但在丹麥和德國等“強硬派”的推動下，歐盟整體上拒絕了美國的提議。海牙會議最終以崩潰收場。

　　根據原定計劃，將于2001年7月在德國波恩重開談判，但2000年底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的布什政府上臺。新政權的第一個重大國際舉動，就是于2001年3月正式退出《京都議定書》。

　　繼美國之后，在發達國家中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僅次于美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