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富 貪官刁民富

　　礦產資源開采的巨大經濟利益，一些地方的官員往往通過控制和壟斷資源的開發，或者通過為開發商提供保護以從中獲利。

　　在眾多開發商和地方官員從對資源掠奪性開采中獲取巨額非法利益的同時，地方的老百姓并沒有因此而富裕起來，一些礦區原居民公開“搶礦”，用原始的暴力改變收入分配方式。

　　河北遷安：富裕的是刁民

　　我家在群山腳下。記得第一次外出求學的時候，車跑在山溝里，沿途到處都是綠色，綠色的山、綠色的水，以至于我一度懷疑自己是否正在離開家鄉，懷疑司機是否在山里迷了路。那次，離家的車跑了一天。但在我心里，卻仿佛就是幾天幾夜，時間竟似被那“綠”所凝固。

　　然而，好景不長。

　　因為發現了鐵礦，群山漸次地都被削成了平地。原本，如果天氣不錯，站在我家身后小山的山頂上，可以望見遠處的

　　站在山頂可以嗅到土味，這是我到過的所有地方的唯一經歷。

　　在我家到小學學校的路上，原本有一條梧桐道。記得當初每年梧桐開花的時候，桐花綴滿枝頭，落滿街道，極目都是粉紅色。而把梧桐花的花萼串成一串，做成一條小假蛇來嚇唬同班的女孩，也是我們年少時最喜歡的游戲。可今天，那條路上滿是礦車，卷起沙土，像《辛德勒名單》中那永不停歇的尸灰，稀稀索索地落在路邊人的臉上、身上。

　　回家的車就插雜在望不見首尾的礦車長龍之中。我在車里，像坐著游弋在黑芝麻糊里的潛水艇，窗外視野一片迷茫。司機小心翼翼地躲讓著遺撒在路上的礦石和散布的路坑。忽然，前方，塵霧里迎面冒出一輛逆行超車的礦車。我們連忙停下。對面的車擦身而過。那一瞬間，我的腦子一片空白。

　　此次回家，是因為父親突然患上了腦血栓。這已經是我家那邊數不清第幾個的中年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了。大家都說是家里的水和空氣壞了，所以人要得病。

　　我覺得有點諷刺。要知道，我的家可是位于號稱“華北綠肺”的灤河主干道之旁啊。就在不到30年前，這里還是一片窮鄉僻壤。有個笑話說，70年代末的時候，汽車第一次隨著尋礦的隊伍開進山里，幾個老農跟在汽車的后面一路追——追著撿糞。他們覺得，既然汽車比驢跑得快，那一定比驢拉的屎多，撿了好種地。就在不到20年前，每次有親戚來我家，還定要帶些我們這里的栗子、桃子回去，說是我們這邊的水甜，種出的東西也好吃。然而，今天，父親竟因水而患病，我實在覺得這有些諷刺。

　　回憶這段不到30年的過往是件有意思的事。

　　70年代末，首鋼礦隊進入我的家鄉，并就地招聘了一些工人。這在當時可算是件大事，當地第一次有了吃皇糧的國企工人，而且是著名的首鋼工人，有國家供應的糧票、布票，有北京運來的勞保用品。這批人一下子就成了遠近各鄉的求親搶手貨。據說，當時，兩副棉布手套就能換到一大筐雞蛋。很多人要托關系借穿首鋼工作服，只為用作結婚禮服。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鄉里一些膽大的人開始“靠礦吃礦”。他們先是偷煤。憑借著國人與生俱來的聰明，他們在上坡的鐵軌上抹上豬油，減緩火車的速度，以便扒到煤車上去鏟煤。繼而是礦山設備。由于礦山設備的稀有金屬配件能夠賣大價錢，所以鄉里人很喜歡在礦區轉悠。遇到上眼的配件，他們便會跑過去把它拆下來。曾經有一次，首鋼礦隊從美國進口了一批102噸位的超級礦車，屬全亞洲最先進的礦山設備。可就是這批礦車，投入使用不到一年便幾乎報廢殆盡，因為配件被鄉里人偷光了。

　　還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原本礦區方圓百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均已劃歸首鋼，只是由于首鋼當年的開發能力有限，所以并沒有要求礦區內的鄉里人搬遷。十幾年后，當首鋼想用這片土地的時候，鄉里人不承認當初的土地劃撥了。

　　他們要求首鋼給他們蓋新房，新房必須是兩層的別墅式小院，否則不搬遷。他們要求首鋼必須賠償他們的“耕地”，否則不搬遷。開始，鄉里人還只是讓首鋼賠償農地錢，后來發現果地錢比農地錢高，他們便會在要求搬遷的土地上插上果樹苗。再后來，他們覺得插果樹苗也不劃算，便隨便弄點楊樹枝、柳樹杈的，同樣要求首鋼按照果樹的標準賠錢。到最后，他們連插樹枝的力氣也不想出了，只說自己想種果樹，首鋼便必須按照果地錢賠償，否則不搬遷。

　　如果故事到此結束，雖然多花了點錢吧，但礦山還是首鋼的，按照首鋼對礦區與生活區的規劃，我的家斷不會變成今天這樣。然而，聰明的鄉里人還有更大的夢想。他們并不只想簡單地用土地換錢。換錢，只是為了積累力量，以便他們自己也能開礦。

　　于是乎，整整90年代，十年生聚，聰明的鄉里人一點一點地從首鋼手中接過“賣地錢”，然后轉身把這些錢換成挖礦工具，在首鋼探明的礦區旁播種下自己的“卡耐基夢想”。據說，當時，鄉里人那“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式的搶礦熱情把父親及其工友都驚呆了。

　　就這樣，我的家變了。由于搶礦，山被夷為了平地；由于搶礦，河被淤成了泥渠；由于搶礦，兒時粉紅色的梧桐道變成了塵土飛揚的車場。而我的父親，也成了要靠輪椅行動的腦血栓患者。

　　我坐在車里，想著，或許剛才經過的那個土包就是當年撿拾梧桐花萼的地方吧。此時，旁邊的聊天飄入我的耳朵——“聽說了嘛，張老三又封了一條路，這下這邊更得臟了。”我回過頭去問：“封什么路？”說話的人看看我，說：“你是剛從外面回來的吧。現在村里的人可操蛋了，他們嫌拉礦的車太臟，不讓礦車從他們村里過，卻叫司機把車全都順著咱家屬區的路走，弄得咱這要多臟有多臟。”我問：“難道沒人管嗎？”那人說：“管？誰敢管？誰管誰挨打。縣分局的張老二就是張老三的親哥，這礦車全都是張老三的，誰敢管。對了，你是哪家的？”我說了父親的名字，那人連忙問：“腦血栓的就是你爸吧。”我點點頭。那人立刻便像個長輩囑咐孩子一樣的說：“快帶著你爸上北京吧，咱這的水、空氣都壞了，沒法過了。”我說：“嗯”。然后回過頭，看著窗外，車繼續像潛水艇一樣地在塵土里晃悠著。

　　山西：富裕的是官人和礦主

　　一面是億萬身家的煤老板一擲千金，一面是觸目可及的貧窮落后。山西省這個煤炭儲量占全國總儲量三分之一的產煤大省，近年來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財富神話，同時也伴隨著一波波關于貧窮與奢華的爭論。

　　山西是一個能源大省，特別是煤炭儲量和年開采量均占全國的1/4，煤炭外調量占全國市場交易的2/3。在能源日益緊缺的大背景下，山西的經濟地位一定會更加突出。但，我們發現這樣一組數據：從1978年到1998年的21年中，山西的綜合經濟實力由全國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平均兩年落后一位。更為突出的是，這里的城鎮居民收入長期滯后，1980年排位第23，1998年排到第29。1999,2000年則連續2年全國倒數第一。即使在2002年山西經濟奇跡般地出現“拐點”時，也僅排在全國第27位。

　　一個21歲的崔姓山西小伙子在位于長治市平順縣內的一家鐵礦石山上做了一年工，之后來到了一工廠做起了流水線上的工人，《財經文摘》問他：“山西資源那么豐富，為什么我們很多山西人卻很窮呢？”小崔是這樣回答的：“大家都知道山西有那么多的煤礦、銅礦、鐵礦，也知道山西人沒有南方的浙江人，廣東人富裕，這有什么原因？你相信一個小礦務局的處級干部年收入500萬嗎？小煤礦主當然比這更多，太不公平了！！這些錢分給老百姓，你看我們肯定就富裕了呀”。他還給我們描述了平順縣境內西安里鐵礦的情況：礦上太累了，一個月1700多塊，按天算，兩班倒，一天工作12小時。屬于礦務局或者國有鋼鐵廠的正式工人還好些，有各種保險，但那要有關系才能進去。

　　對于沒有上過高中的小崔來說，家鄉到處是豐富的礦山而他們周圍大多人都貧困，能解釋得通的就是錢都被貪污了，沒有發到他們手上。實際問題當然復雜得多。在北京上大學的山西人很多選擇了留在北京，或南下了。賈梅女士在北京上完大學，雖然目前的收入也不高，但她說自己從沒想過要回到山西大同那個老家。談到自己的家鄉時她有些憤慨：“以國家的名義無限度地開采某個地方的礦產實質上也是一種掠奪。在‘礦產國有’的名義下，當地百姓的利益沒有得到更好的保障，這顯然有失公平。礦挖了，污染嚴重了，氣候惡劣了。這一切，都是欠下山西人民的債，可這債，誰來還，如何還？”，“我也是說說而已，山西真的要有新的變化，很難。留在北京生活，照顧好自己就行了。”賈梅最后這樣對記者說。

　　挖了幾十年煤之后，山西眾多采煤區的人們發現，他們正在失去居住的家園。縱橫交錯的裂縫撕開了房屋，一個個黑洞侵吞著賴以生存的土地。地下支零破碎的采空區已難以承載地面的負重，大地正無可避免地下陷。有數據表明，目前全省煤炭行業累計塌陷、破壞、和煤矸石壓占土地已達6.67萬公傾，而且正以每年塌陷、破壞土地5000公傾的速度遞增，其中40%為耕地。

　　山西省臨汾市鄉寧縣位于呂梁山南端，全縣23萬人口，煤田面積占到總面積的78%，全縣有100多座煤礦，年產量達1000多萬噸。這個曾經被山西省扶貧辦列入貧困縣的產煤大縣最不缺的資源就是煤炭了。

　　《民主與法制時報》2006年4月有文章報道說：鄉寧縣的煤礦總資產在100億左右，但這些資產都掌握在100多個煤老板手中。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當地農民2004年人均純收入為2578元，甚至還有人住在破舊的窯洞里，他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

　　我們總是聽到山西的煤老板多么有錢，同時也頻繁聽到礦難發生，煤老板潛逃之類的事。違反法律，逃避責任的開采礦山，這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了，常態背后就是種種利益的安排。僅從雇用采礦工人不同的安排就可以窺其一二。礦山上分本地人和外地人，一般正規國有公司旗下的采礦工人都是本地人，但屬于私人開采的小煤礦、小鐵礦的采礦工人全都不是山西人。“這肯定是逃避風險呀，遇到事故時，外地人2萬元就能擺平，而當地人20萬都難搞定，還會把事情鬧大。另外，對外地人，管理也比較容易，非打即罵，本地人就不能這樣露骨了。”在西安里鐵礦上工作過的小崔這樣解釋道。

　　“財富被極少數人控制，必然造成社會的不和諧，一方面是財富的力量，一方面是民意的力量，政府應該有所作為。”鄉寧縣現任縣長張效彪說。

　　長溝峪煤礦：不可復制的北京模式

　　提到周口店，想必很多人都久聞大名，這是北京猿人遺址所在地。但距離周口店2公里的長溝峪煤礦，知道的人可能不多。長溝峪煤礦隸屬北京昊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國有煤礦，目前擁有職工近3,000人，設計開采能力60萬噸/年。據當地礦工介紹，這里開采歷史悠久，遠在唐宋時期就有采掘活動，明末清初達到興盛。自1962年建礦以來，這里的開采達到鼎盛，出礦量一般都超過規劃開采能力。

　　經歷了數百年的興盛和建礦后超負荷開采，長溝峪也已進入暮年，面臨資源枯竭的窘景。提到這里的人員安置，煤礦的王師傅給記者露了底，“礦上不到3,000名職工，其中近千人是合同工，這部分人好辦，到時候解除合同就行，麻煩在有編制的人員，不過到了退休年紀的因為企業都辦理了保險，退休后可以靠養老金生活，對于年輕力壯的，就只有買斷工齡了。”王師傅談到的辦法似乎在礦區具有共性，為了減輕企業負擔，礦山企業多采用這種按有無編制區別對待的辦法，“逃避”一部分責任。

　　“煤礦有個慣例，礦工的子女不會留在礦上，一般都離開礦區自謀出路。至于煤礦能為地方發展帶來多少好處，恐怕也就是‘農轉非’吧。在礦上做事總比種地收入高。”王師傅的話似乎有些無奈，“不過礦是國家的，都是為國家開礦，礦工就掙些工資，要想依靠煤礦發財致富，那就去做風險大的小煤窯主，否則甭想。”相比依靠商業和高附加值產業發展富裕起來的地方，礦工似乎命中注定要替人做“嫁衣”，只能獲取產業鏈條中比價極低的收入。

　　相比中西部地區，長溝峪煤礦轉型似乎更幸運一些，它的關閉估計還有10年，這就給煤礦集團化發展留下寶貴的時間。這里距離北京市區50公里，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周口店是國家級旅游點，周圍還有金朝遺留下來的帝王陵墓，如果煤礦關閉，企業首先想到的是將部分煤礦坑道進行安全整治，搞工業旅游，從而形成當地完整的旅游產業鏈。這樣可以解決部分職工的就業問題，也能給企業帶來經濟效益。由于煤礦隸屬集團的昊華集團正向綜合型發展，實力雄厚，因此煤礦關閉后企業職工的就地安置補償不會因為財力窘迫發生諸多社會問題。

　　盡管像長溝峪這樣的礦區在中國比較特殊，它位于都市圈范圍內，自身區位和產業優勢明顯，與內地礦山有顯著不同，模式較難復制。但這也證明一個事實，只有提高地方經濟的綜合實力，走集團化的多元經營，才能避免由于對資源依賴度過高造成“枯竭后的貧困”。

　　文/本刊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