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何時領舞中華

　　執筆本報記者 梁文君　采訪本報記者 吳浩 涂遠 王秋君 張華鈺 牛衛國 白潔 實習記者 江溶 全四清

　　此前東部先行的政策安排鎖定了中部的低速發展曲線。但近來“中部崛起”的提法絕不單單是一種平衡之策，而更多地體現了中央已經認識到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加以著手解決以武漢為中心城市依托并規劃沿長江產業帶起錨，帶動輻射其他五省進而共 同推進中部崛起是最具傾向性的方案。中部崛起首當加速城市化進程，力促新型農業規�；�，著力改造傳統產業和資源的集約型開發

　　中部如果僅立足于為東部服務，跟著東部跑，并不利于中部發展。中部不可能向外向型發展。中部崛起要創造新的模式，重點以面向內陸型、內需型方向發展，中部一定要提防狹隘的出口導向型

　　中部崛起最要緊的還是要著力打造城市群，形成城市組合，實現各省相關產業鏈條的延伸和相關產業的集約開發，要清楚，中部崛起與否對中部各省是一盤棋

　　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中部土地面積102萬平方公里，占全國10.7%；擁有3.61億人口，占全國28.1%；國內生產總值占全國23%，是中國主要的能源動力和原材料輸出地區， 位居中國版圖中心的中部六省并沒有翩翩起舞于中國經濟的中央舞臺。

　　在長期以來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下，中部六省的經濟發展速度與水平就如同一位不卑不亢的慢跑運動員的運動軌跡一般，記錄下了一條低速爬坡的中部發展曲線。

　　如果不是“中部塌陷”論催生東西發展“斷層”的驚呼；如果不是“中部崛起”論近兩年疾走高端政界，中部，也還是那個中部，它在短期內還不會凸顯于我們的視線之內并廣為關注。

　　不過，足以令中部省份興奮的是：2004年12月初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部崛起”首次出現在2005年經濟工作的六項任務當中。而在2004年3月召開的兩會上，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爸胁酷绕稹背蔀槔^上世紀90年代初期東部沿海地區率先對外開放，五年前的“西部大開發”、兩年前的“振興東北”之后的第四輪沖擊波。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部主任袁綱明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部崛起”的提法表明了中央決策層對中部發展的重視度有了明顯的改變，我們的政府更加清晰地看到東、中、西部協調、和諧發展的必要性，而中部將要告別此前服從暫緩發展的陣痛期。但他同時認為，縮小或消除地區發展差距的傾斜性政策，中部有可能得不到，我們可以從5年來西部大開發的實踐中加以斷定。

　　梯度效應導致中部塌陷

　　關于中部地區的現狀，主流的觀點傾向于與國家近20年來實施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有關，是這種政策使中部成為“政策邊緣化地區”，成為“壓抑中部”。

　　當然，要研究中部，我們還必須把中部地區放到全國經濟布局之中來看。當初中央確定率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戰略，區位優勢是東部的特質，所以提速快，比如深圳特區的窗口功能、比如上海內外資銀行云集的金融中心功能，東部沿海地區的實驗區功能，是以出口導向型為主調的，這其實就是珠三角、長三角發展提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制造業、商貿業向東部集中，中央又把深交所、上交所等金融證券市場交到東部手上，于是中部的金融資本、人才也伴隨著產業集群向東部遷移。有些中部省份抱怨銀行把新增貸款大部分投向了東部發達地區，而中部財政則頗顯吃力，試想，中部剛好能解決吃飽飯的條件，拿什么去進行新的投入和發展呢？袁綱明對記者說，其實，中部兼具兩個方面的資源優勢，區位和能源優勢，并沒有明顯的劣勢，中部是在中央明確提出梯度發展之后的90年代掉下來的，水陸交通、農業等基礎產業優勢沒有發揮出來，結果是東部沿海地區嘗試了扶持政策帶來的碩果，而中部地區則承擔了分步改革的成本。2004年宏觀調控應不應該“一刀切”？最后結果還是力保東部，國家投資的基礎設施項目還是向東部傾斜。

　　不可回避的現實是，中部地區由于農業比重很大，農村人口眾多，由于靠農業發展的出路越來越窄，而制造業又沒有出現由東部向中部轉移的“梯度效應”，中部地區經濟結構轉型所面臨的國內與國外的壓力將會加大，中部“經濟凹地”有可能會加深并成為全國投資的“谷底”。

　　此外，“中部塌陷”，還由于中部缺少大都市圈的帶動。有專家分析認為，中部大都市難以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部地區是全國主要的糧食生產基地，這種分工定位使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緩慢；另一方面又在于近年來中部地區內部的資源分化。

　　近兩年來，隨著長三角、珠三角、泛珠三角經濟圈的形成，中部的湖南、安徽、江西等地頻頻拋出橄欖枝主動表示融入長三角經濟圈、泛珠三角經濟圈，中部更面臨被裂解棋局的誘惑與困擾。

　　要說差距，其實，東部與中部之間存在一定差距是合理的、必然的。中國人民大學區域經濟與城市管理研究所侯景新教授對記者說，關鍵是這種差距是否在合理限度的范圍內。據媒體報道，本來，中部的武漢是天然的東西南北的交通、信息、產品、金融等經濟生產要素和生產成果的匯集和擴散中心，是最有可能發育成為中部大都市的城市。但這幾年，物流改變了武漢節點的地位。在2002年的兩會期間，為了吸引中央關注，武漢市市長李憲生就曾問當時還是副總理的溫家寶：“武漢在哪兒？”

　　其用意是武漢的作用在哪兒？武漢的地位何在？到了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李憲生提交了一份報告，警告說“武漢正成為政策邊緣化城市”。

　　而中部最具邊緣化特色的省份———山西省的經濟總量和人口在中部六省中是排在最后的。但是山西去年更新改造投資增長57%，在中部排第一位。太原海關有關人士對于2004年山西省對外貿易進口出現的前所未有的旺盛增長勢頭原因進行分析時指出，上半年鋼鐵行業的整體過熱，對鐵礦砂的需求大幅增長，刺激了山西鐵礦砂進口量激增，再加上受需求的影響，全球鐵礦砂價格大幅增長，進一步拉動了山西進口總額

　　的成倍增長。而另一方面山西省先進技術設備、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的引進比重仍然很低，而且進口總額遠遠落后于出口總額，進出口比例嚴重失調。盡管如此，在高新產品2004年出口排名中，山西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當中名列倒數第三，排在后面的僅有寧夏和青海。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山西高速發展的對外貿易出口是過度依托焦炭、煤炭的出口，利用全球資源性產品價格大幅上漲換來的，這也就再一次凸顯了山西外貿中商品結構的不合理性，從而顯露出山西未來發展中的隱患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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