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第九章：君道臣道

    我驚訝于環武夷山的閩北農村，被綠水青山遮蔽的貧窮，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過去兩年里，李昌平以“向總理說實話”的名義，陳桂棣夫婦以一部《中國農民問題調查》，向天下人道盡了中國三農問題的危機。2004年5月31日晚，撤出 “閩北農村調查”的最后一個驛站，我已知道，我要寫一本什么樣的書。
   《南平寓言》章敬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權新浪網獨家連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知人者君道也。知君道者成大事。中國科技部一副部長在求索南平實驗之方法論時說，你要是把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人用好了，就是“君道”，就能成大事。南平實驗決策者以“制度設計假定人人自私”為原則，以烏紗帽、財富和士大夫最為看重的面子為導向，驅動五支“特使”一一將“皮球”沉到水中，在“并不廣闊的天地”建功立業。查訪閩北歷史上以賣官鬻爵為主題的“丁仰寧案”，洞悉朱熹故里內化在民眾血液中的義利觀，我們發現，這樣的制度設計，還有著善莫大焉的另一面。所以，我們鼓吹這種制度設計。同時，我們也要提請有司們注意滲透其間的正在萌芽的不健康的苗頭。

　　2004年5月25日，中共南平市委常委、農辦主任劉明匆匆搭乘武夷山飛往北京的航班。他是代表中共南平市委書記徐謙，出席一個三農問題的高峰會。主辦者希望他能和與會的官員們，共同分享南平破解三農難題的體會和感觸。

　　過去一年內，慕名前來南平取經的中央和省市的大小官員，讓經驗制造者覺察到盛名的負累。劉明說：“政界、理論界、新聞界對南平的垂注，多少有些出人意表，5年前李川下這步險棋時，根本沒想到事情會搞這么大�！�

　　2000年，專題研究下派村支書的常委會氣氛緊張，較之一年前討論科技特派員的常委會，激烈的辯論顯示出分歧的巨大。讓機關公務員出任十個縣區三分之一村莊的支部書記，這在中共黨史上從未有過記載。包括決策者在內，沒有誰勝算在握。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這是一著險棋。

　　回頭看，這著險棋不僅做活了“局”，還活躍了整個“氣場”。

　　據說，前來南平取經的人們，常常覺得迷惑不解，下派機關公務員并非新鮮的創舉，過去50年，下派過工作隊、科技副鎮長……為什么績效不甚明朗的運動式下派，在南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南平經驗”的內在驅動力是什么？

　　事實上，早在2002年5月10日，中國科技部副部長劉燕華就一語道破了“天機”。

　　那一天，劉領著西部五省市的科技廳長去南平，也是慕名前往。在科技特派員座談會上，劉提到了“君道”和“臣道”�！爸�人者君道也，知事者臣道也”，劉說，你要是把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人用好了，就是“君道”，就能成大事。假如一個黨委、政府一頭扎在某件很具體的事情上，暫時會有成效，但從長遠來講，這只是“臣道”的做法。所以，調動人的積極性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同意這個看法的人士認為，中國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關鍵時期，我們都知道政府要在這個時期轉換職能，但是怎么轉換職能？南平的經驗啟示我們，政府要會謀事，更要會謀人，要為人的出場制定政策環境，而非投入某個具體的產業和經濟行為中。

　　烏紗帽導向

　　熟悉“南平經驗”的人們知道，經驗背后起作用的是一種制度和機制的建立，所以很多人把“南平實驗”稱之為“南平機制”。

　　我以為，“南平機制”的第一內在驅動力，是烏紗帽導向。官方說法是，正確的用人導向。從科技特派員到下派村支書，從下派流通助理到下派龍頭企業助理再到下派金融助理，五支“特使”，五年下來，不下6000人。我以為，如此龐大的一個團隊，“提拔重用”是促使他們越發踴躍的內在動力。

　　客觀地說，五支“特使”中，最看中烏紗帽的就是下派村支書和下派鄉鎮黨委書記。他們身在官場中，多數人在既定的公務員系列，官銜是他們實現人生價值的符號，提拔是正常而正當的人生需求。

　　2000 年，科技特派員中的典型人物詹夷生被提拔為正科級，次年擢升為副處級，再過一年從虛職改變成實職，2004年當上了南平市林業局副局長。三年間，我們前面提過的明星科技特派員“菇王”劉瑞璧，“葡萄王” 謝福鑫，相繼晉升為副處級助理調研員，雖然都是虛職，但他們的任用鮮明地顯示了中共南平市委優先提拔重用優秀下派人員的用人導向。

　　當然，科技特派員獲得提拔的事例，并不普遍，他們最重要的晉升方式，是職稱的破格提拔。1999年2月，下派科技特派員時，政府文件提出了一個晉升原則： 凡在專業技術或科技管理崗位工作的人員下村擔任科技特派員，其專業技術資格的評審可以優先考慮。

　　可以想像，沒有提拔和職稱晉升上的便利，科技特派員隊伍在日后的發展中，或許不會那么壯大。一開始，南平市府動員下派科技特派員時，許多單位將司機的名字申報上去，就是明證。

　　眾所周知，職稱對于下派村官和鄉官沒有意義，他們要的是實實在在的烏紗帽。

　　2000年6月8日，第一批副科級官員離開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出任628個村黨支部書記，任期三年。

　　一個月后，第一批副處級官員離開市直機關，出任25個鄉鎮的黨委書記，任期一年。次年下派的鄉鎮黨委書記的任期變為兩年。

　　我們同樣可以想像，沒有烏紗帽的激勵，下派“村官”和“鄉官”也不可能像今天這樣成為機關公務員爭相追逐的機會。

　　2000年初，中共南平市委組織部動員機關公務員下派，當時對下派官員的要求有三個： 35歲以下，年輕的，優秀干部。

　　然而，符合條件的響應者寥寥無幾。

　　反應不積極的緣由，有人分析過： 南平的是次下派，與以往派遣工作隊、派官員下去掛職，具有本質的不同。這次派下去的官員都是任職，特別是下派村支書，出任村里的“第一把手”。這樣的角色、權力和責任，不容許任何短期行為的發生，他們不可能再像先前那般浮在表面上做“客人”，純粹的政治色彩也沒有了，代之以明確的經濟發展目標，一旦被下派，就必須能干事、想干事、干成事。

　　信心不足，或者另有他謀的符合條件者，面對一次次的動員會，表現出讓決策層痛心的無動于衷。我們前文提到的中共延平區政法委常務副書記薛南樞，是在單位三次動員無人出馬的時候，以50歲的“高齡”請纓的。

　　翻看中共南平市委組織部編寫的優秀下派官員的事跡叢書，我們看到不少50歲上下的“老黃忠”。最近兩年，我們幾乎看不到志在千里的“老驥”的身影，其原因就在于年輕的公務員搶占了下派機會。應該說，這一變化的發生，不是因為青年公務員的思想覺悟陡然間提高了，而是作為“催化劑”的烏紗帽導向起了作用。

　　2001年2月19日，中共南平市委組織部出臺了人所共知的“6號文件”，突出了“提拔重用”優秀下派村支部書記和鄉鎮書記的基本原則。據稱，諸多下派村官和鄉官看中了“6號文件”中的三條原則：

　　下派村官和鄉官實行任職年度考核和期滿考核制度，考核分優秀、稱職、基本稱職、不稱職四個檔次，考核結果作為官員使用的重要依據；

　　下派期間表現突出的，根據需要可以優先提拔使用；

　　把選派與后備干部培養結合起來，任期內表現突出的下派干部列入后備干部，加以培養。

　　中共南平市委組織部副部長余建坤對我說，第一次整建制受到“提拔重用”的是下派“鄉官”。

　　余說，第一批25名下派“鄉官”，去的都是老少邊窮的鄉鎮，他們對下派鄉鎮面貌的改變可謂立竿見影。除了中共南平市委副秘書長本為正處級，沒有挪位外，24人受到了提拔重用。他說我在建甌見到的那位官員，原是他們組織部的副處級組織員，下派到建甌小橋鎮當書記，換屆時出任中共建甌市委常委、組織部長。

　　原南平師范�？茖W校團委副書記張少敏，下派“村官”第一年就榮立三等功，三年期滿考核優秀，所創立的下派工作經驗，被推廣全市。2003年春天，張被中共南平市委辦公室“破格”錄用。據傳，中共南平市委秘書長羅健說，張是市委辦公室最后一個本科生，此后所有跨進市委辦的人，都必須有碩士學位。我沒有向羅求證此說的真實性，因為它傳遞出的提拔重用優秀下派者的信息，是毋庸置疑的。

　　提拔重用下派官員的原則，適用中還遇到過一些笑話。醞釀下派鄉鎮長金融助理期間，有領導人同樣祭出提拔重用的法器，但南平市銀監局副局長陳敏卻表示反對：“我們的人事在人民銀行，和你們地方政府沒有隸屬關系，你說提拔我們就必須提拔，豈不造成人民銀行下屬支行地方化？”

　　但聰明的陳敏利用了“提拔重用”的原則，“下派干部支農項目貸款授信制度”就是將烏紗帽導向因勢利導的產物。無論是五支“特使”中的哪一支，凡是下派者，都可以以個人身份擔保，從信用社獲得支農貸款。陳敏規定，依據行政級別或者職稱高低，下派官員可以獲得1萬至5萬元的授信額度。對已核定而未使用的貸款額度，允許下派官員為農戶的生產和流通，提供等額的貸款擔保。截至2002年11月，南平市各個信用社就在短暫的時日內，向102位下派官員發放了259萬元的授信貸款。

　　陳敏應中共南平市委組織部之邀，在中共南平市委黨校給下派官員“普及金融基礎知識”時，大膽對講臺下面的人說： 你們不必像先前那樣用工資擔保了，我相信諸位不會拿你們頭頂的烏紗帽開玩笑。

　　據說，敢于拿烏紗帽開玩笑者，已經遭到了“報應”。坊間有句俗諺： 李川書記一泡尿，處級干部被搞掉。說的是一個下派鄉官的真實故事。2002年的一天，素來不喜歡事先打招呼的李川下鄉視察，途中尿急，讓司機泊車于一個鄉政府的辦公樓前，意欲方便。偌大的辦公樓，只有兩個看門人，李以為主官們都下鄉了，心情甚是愉悅。孰料，和看門人閑聊間竟得知，鄉官們去一個村莊賭博去了。李當即輕車簡從，前往探視，人證物證俱在。聞知鄉鎮主官中有一個下派官員，李大怒。一個未來極有可能晉升為處級官員的后備下派干部，頓時被判“斬立決”。

　　財富導向

　　2004年5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我去順昌縣水南鄉的一個蘑菇廠房，見到了名聲很大的×××。我參觀了他的生產車間，他跟著向我解說。推開車間大門離開的時候，一行人還在聽他尚未打上句號的解說。突然，他扭轉頭，以極快捷的速度，將露出一條縫隙的鐵門關閉嚴實，以防車間里柜式冰箱散發出的冷氣溜出。

　　這個細節，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刻。他是科技特派員，由于利益共同體機制，他承包了原先破舊廢棄的車間，跑到省城找到他的老師，福建農林大學的教授，希望形成科技由大城市科研機構向偏僻農村下移的金字塔結構。他還聯系下派的流通助理入股，拓展市場，并把農民就地轉化成工人，既保證了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又為他創造了剩余價值。

　　我始終在想，一行人中有下派的村官，有縣委和市委的官員，有福建新聞機構的記者，為什么只有他一個人在行走幾步后，突然扭頭回去關門？

　　多數人和我探討這個細節時，提到了自身利益。

　　事實上，五支“特使”中，最符合“提拔重用”導向的，是下派村官和鄉官，對于科技特派員、流通助理，烏紗帽導向很多時候不切時宜。詹夷生和謝福鑫那樣屢受提拔的科技特派員是少數，大多數科技特派員至多在職稱的評定上比別人優先一些。至于流通助理，除了9個流通副縣長、副市長外，幾乎都是從企業性質的單位下派的，所謂級別只是一頂中看不中用的“帽子”，它的存在，只是計劃經濟體制尚未完全消除的一個標記，別無它用。

　　于是，“利益共同體”所宣示的財富導向，就成了這撥人下鄉幫助農民的內在驅動力。中共南平市委常委、農辦主任劉明說，過去，我們號召科技人員服務鄉村社會，幫助農民致富，也考慮過利益驅動，比如，服務十年，妻子或者子女可以“農轉非”，等等。這樣的驅動方式，在2000年以后已經毫無作用。

　　福建省人大常委會一位廳級官員說，過去，執政黨下派過很多官員，大多數留不住，除了不干實事民眾不喜歡外，主要是自己呆不住。為什么南平市第一批下派的225名科技特派員，留住了100多人？最顯要的因素，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市場化的概念所彰顯的財富導向，很快將以行政力量推動的下派，轉換為經濟力量推動的下派。

　　南平市科技局副局長張澤華，為我簡單梳理了財富導向形成的全過程：

　　1999年初，李川在歡送第一批科技特派員的廣場上，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演，言語中有鼓勵他們以誠實勞動合法致富的詞句。

　　2000年初，南平市科特辦調研人員發現了科技特派員和農民捆綁成利益共同體的少許苗頭，李川在南平電視臺對這種行為公開表示贊允。

　　2001年初，市府“紅頭文件”宣稱： 鼓勵科技特派員以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投入科技服務，并取得合法報酬；凡經縣級以上科委或部門評審鑒定的科技成果，能進入生產領域推廣運用并能為企業帶來經濟效益的專利技術均可入股，并從所產出的效益中取得報酬；鼓勵以資金形式介入開發性生產、流通等領域，與駐點村的專業大戶結成經濟利益共同體，并取得合法收益。

　　2002年初，官方在“利益共同體”上，進一步提出科特派創業風險基金的概念。

　　南平市府一份下派流通助理的文件中，也明確規定： 鼓勵下派干部將自己融入農村流通領域，將資金、技術、信息、知識產品等生產要素投入市場，投入企業，投入各種經濟組織，與農民、大戶、中介組織、企業等結成利益共同體，取得合理的回報。

　　我的同事曾去過延平區爐下鎮訪問鎮長流通助理鄭新平，回來后勸我別再去了。改變爐下母豬飼養方式的鄭，是鎮長流通助理中的典型人物，光鮮照人�？伤�工作的環境卻一點都不光鮮，成群的小豬在種豬調劑中心嗷嗷亂叫，你可以以喜悅的心情，將這聲音理解為“歡叫”，但刺鼻的豬糞氣味，卻無法通過想像來改變它對嗅覺的迫害。

　　參觀過鄭的戰場的人們說，他們再也不愿意去那個鬼地方，然而鄭卻很愜意地生活在那里，幸福地和豬相伴，把養豬的收益變成爐下農民70%的經濟收入來源。

　　沒有人否認鄭領跑爐下養豬業的奉獻精神，但我相信讓他幾年來堅守豬場的力量，一定是“利益共同體”名義下的財富動力。據悉，鄭用利益共同體方式創辦了50多家飼料場，他在其間的經濟利益不可限量。

　　查閱南平官方文件，沒有說鼓勵下派村支書參與利益共同體的。但，實踐中和農民組成利益共同體的不僅有下派村支書，還有鄉鎮的掛點公務員，甚至有縣府的官員。中共順昌縣委書記郭躍進說，一些鄉鎮書記原本不愿意參與到利益共同體中，是他勸慰鼓勵拉進去的。郭的理論是，你們不參與，農民就沒有信心，就戰戰兢兢。

　　我沒有發現一個確切的統計，計量過下派官員在“利益共同體”機制中贏得了多少收益，但我相信他們的收益不菲。

　　榮譽導向

　　李川清晰地記得，2000年初，一個科技特派員送給他一張發黃的小報，上面有個小豆腐塊，講的是此人多年前的一個品節高尚的小故事。

　　李的助理跟他說，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德行，重義，要面子。聯想到下派官員一開始老被農民當作犯了錯誤的“流放人”，李川決意在南平營造一個“下派光榮”的氣場。

　　中共南平市委動用了所有能夠動用的輿論工具，決策者知會閩北日報社和南平電視臺，將有限的版面和黃金時段，讓給下派者�！堕}北日報》要聞編輯羅永安說，過去五年里，我們的報紙幾乎天天有“下派故事”，或者關于下派的評論。被記者采訪，出沒于電視臺攝像機的鏡頭，被下派官員和他們的家屬視作莫大的榮譽和動力。

　　中共南平市委宣傳部有一本新聞報摘，摘錄了2002年度中央、省級媒體對南平市下派的報道，《人民日報》、《新華社》、《農民日報》、《經濟日報》等新聞媒體，無不以重要版面突出報道過“南平經驗”，即便是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也在2002年9月26日的綜合新聞版上，刊載了新華社記者巫奕龍盛贊南平農村工作機制的長篇通訊。

　　報道中，很多普通的下派官員的名字被記者不經意間寫了進去，這對名列其中者是一種莫大的榮幸。名不見經傳者，也從媒體高調報道所烘托出的氛圍中，感受到了自我被社會認同接受的價值。

　　就在報道不斷見諸版面的同時，中央高層官員頻頻來南平調研。僅僅是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布赫、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人事部部長張學忠、科技部副部長劉燕華、中組部組織局局長等十數位北京高官，相繼涉足南平鄉村調研他們的下派工作機制。諸多普通的下派官員坐在京官對面，促膝而談，零距離的接觸，讓仰慕大官的小公務員們一次次體味到工作的價值�，F供職于中共南平市委辦公室的張少敏說，要不是下派，我哪里有機會向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匯報呢，也沒有機會被市委書記發現。

　　擱置“官本位”思潮中的負面心理不談，下派官員們委實從高官訪問的腳步中，受到了鼓舞，那份精神上的滿足感，也是促使下派潮流般踴躍的動力所在。

　　除了籠統而不確定的榮譽氛圍，諸多下派官員還以確定性的個人名義受到表彰：

　　2002年2月10日，中共南平市委和南平市府隆重表彰了25位“明星科技特派員”、148位“優秀科技特派員”、97位“支持和服務科技特派員工作先進個人”、70個“支持和服務科技特派員工作先進單位”；

　　2002年6月27日，中共南平市委表彰80名優秀下派村支書；

　　2003年2月14日，中共南平市委和南平市府再度表彰了28位“明星科技特派員”、170位“優秀科技特派員”、100名“優秀黨支部書記”、11名流通助理、12名金融助理、15名“優秀民營企業廠長經理助理”。

　　中共南平市委組織部編印了幾冊《百舸爭流》，專司介紹南平市優秀下派干部典型事跡，各個縣、市、區也有區域內的類似叢書。盡管有些先進事跡由于寫作者的“粗制濫造”多半不忍卒讀，但榜上題名者依舊感受到被寫進書本的快樂，并以此激勵、約束自己好好干。

　　由于金融助理的提拔權力不在南平領導層，金融助理也難以參與利益共同體分享好處，南平決策層就將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五一勞動獎章、黨代表這些“政治榮譽光環”，送給他們，我們前文提到的武夷山市吳屯鄉信用社主任、吳屯鄉鄉長金融助理邱欽玉，就在2003年底增補為福建省政協委員，獲得南平市五一勞動獎章。

　　傾向： 堅持的與不健康的

　　人走政息，是中國地方官場上屢見不鮮的現象。2003年初，李川從中共南平市委書記任上，擢升至福建省府，當選為福建省副省長，先前的搭檔徐謙，由市長擢升為中共南平市委書記。同樣是“南平機制”的決策者、組織者、支持者的徐，在人們的觀望中提出了“四個不能變”，延續了南平的農村工作機制。

　　其中的兩個“不能變”是：

　　堅持從下派官員中優先提拔官員的導向“不能變”。徐認為，該導向非常重要。人的價值取向具有多樣性，有物質的，有精神的，徐覺得事業上的價值取向最為可貴。他對屬下說，我們現在掌握的最大最重要的社會資源，就是人力資源。倘若我們在人力資源的掌握上不能把握這個導向，怎么能長期堅持這個機制的有效性？

　　堅持在鄉村社會締結利益共同體的導向“不能變”。徐堅持認為，他們下派的官員許多可以和農民結合在一起，以他們的勞動、智慧去創造價值，取得收益。他為部屬們背誦了中共十六大文件中的一句話： 鼓勵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一切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勸勉下派官員不必擔心，只要是誠實勞動取得的收入，都是合法的應該受到保護的。徐相信，南平的“紅眼病”會慢慢治好，南平遲早會形成崇尚勞動致富、合法致富的氛圍。

　　我以為，徐謙的兩個堅持，對南平的未來的政治、經濟生態善莫大焉。

　　我在前文說過，南平是朱熹的故鄉，理學中重義輕利的價值傾向，是制約經濟發展的文化“瓶頸”。這里不再詳加論述。

　　需要著重強調的是選拔官員的用人導向。

　　我在2000年度第一次奔赴南平。從福建長樂機場下飛機后，我輾轉一日才被咯噠咯噠的火車帶到南平。促使我勞師以襲遠的，是原中共政和縣委書記丁仰寧賣官鬻爵案。我新聞生涯中頗為得意的《三十九歲現象》一文，由此而出。

　　是年3月29日，丁被判處無期徒刑。在有關丁斑斑劣跡的報告上，彼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4位常委作出過批示。據調查，丁從中共南平市委調任貧困縣政和三年間，大肆賣官鬻爵，涉案大小官員246人，規模之大，中國賣官者中，無人出其右。

　　1998年是丁仰寧的一個豐收年，政和縣大小官員捧上紅包30萬元。官場上沒有白送的紅包。收人紅包，贈人烏紗帽，丁之慷慨大方，令人咋舌：

　　縣林委一個站長，想升遷為副主任科員，送丁5000元，很快如愿以償；

　　縣土管局一副主任科員，想謀個實職，送丁1000美金，丁直接提名他轉任副局長；

　　縣一受處分的干警，想進城提干，送丁6000元，丁直接提名他去縣公安局任職；

　　縣政府部門的一個職工，想分流轉干，送丁4500元，丁在三個月后讓他當上了副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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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政和官員考核考察、升遷調動的規律，坊間人士總結出這樣的“組織原則”： 只要給丁送錢，不是官的可以當官，官小的可以當大些的官，差地方的官可以到好地方當官，鄉下的官可以到城里當官，犯錯誤丟官的可以易崗為官。

　　南平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 丁仰寧在政和三年，研究科級官員任免9批527人次，其中研究前由丁個人直接提出提拔調整的有6批287人次，提拔科級公務員208人，平均每月提拔6��5人，收受賄賂100余萬元。

　　丁仰寧案中，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9人涉案。原中共政和縣澄源鄉黨委書記張余帥，為求“進步”，不擇手段。原副縣長鐘昌瑞靠送錢財成了丁仰寧身邊的紅人，鐘操縱副縣長選舉時，張余帥明知非組織活動性質惡劣，仍然不遺余力，是鐘非法選舉班底中的干將。他的邏輯是： 一旦鐘榮升，自己朝廷中有人，日后自然有“戲”。

　　無須羅列下去，我們已經知道，賣官買官的不正常現象，已將官員提拔導向異化成什么模樣。

　　有了這樣的背景，我們就可以掂量出，堅持從下派官員中提拔優秀分子，對匡正官場提拔的正氣，有著怎樣的意義。

　　然而，我在南平采訪期間，也瞥見少許不健康的苗頭。由于下派政績是提拔下派官員的重要依據，我們發現少數下派官員在對政績的考量中，多了些“急就章”。由于典型帶動成了決策層的方法之一，少數官員在面對記者的時候，沒有全面地傳遞出所有的信息，而是揚長避短，有選擇地表現利于見報的一面。

　　事實上，任何一種“經驗”，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如果被“經驗”背后的盛名所累，刻意掩蓋缺陷，甚至于“制造經驗”，那么，實踐中總結出的經驗就會被“制造經驗”的主觀意圖所扭曲，最后被取經者認為不可學，而將之拋棄。

　　我與詹夷生見面的時候，他批評下派官員中出現了不健康的苗頭，提出警惕“表面文章”的呼吁。我想，還應該加上“不能為了經驗而經驗”這一條。

　　再者，南平機制的決策層，還應該注意方法上的完善。比如，下派官員去龍頭企業出任助理的規定，就應該細化，防止官商結合后對其他企業形成競爭中的不公正。據查，起初，機關下派的龍頭企業助理，在實際運作中是有少許利益驅動的。盡管官方對下派的龍頭企業助理實行“五保政策”，工資由原單位發放，一些企業仍然發給他們工資。曾有官方人士表示： 工資我發給他，你是公司的董事長、老板，你愿意發給他兩份工資，每個月給5000元，我不干涉，因為你在那個地方發多少都行，這個下派干部在幫企業。

　　我以為，這樣被默許的利益驅動，應該得到限制。

　　另外，對于利益共同體，我以為，官方應該在原則上將下派村官和鄉官排除在利益主體之外，他們和科技特派員、流通助理不同，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執政黨在基層的代表，是實實在在的官員。他們參與利益共同體必須作出非常具體的限制，以免他們與民爭利。至于部分地區出現的縣直機關的官員參與利益共同體，就必須毫不猶豫地予以制止。

　　短期內，他們作為利益共同體中的成員，或有助益，一旦形成風氣，后果不堪設想。這樣的結論，已經有太多的例子證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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