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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企產權改革路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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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化與資本化之爭：謀求社會公平應否是首務

　　2004年9月4日下午2至5時，新浪財經、《外灘畫報》社、《新遠見》雜志社聯合在京舉行了“改革路徑的新選擇與學者良知”研討會。會上，專家學者們紛紛就效率與公平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見。

　　以下為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侯若石教授在本次研討會上的發言(講話者根據速記稿修訂)。

　　(侯若石：來晚了，題目不是很清楚。剛才對研討的題目稍微知道了一點。從效率和公平問題談起。

　　主持人：今天希望集中在這么幾個問題上，一個是公平和效率，從20年的中國改革實踐看這個問題，目的是想厘清過去對這個問題的經驗和看法，下一步如何走，另外是轉型期的權利與財富。是在財富的重新分配過程中，權利已經起到的作用和應起的作用是什么？還有就是國外的產權改革的經驗，特別是俄羅斯、東歐改革的一些經驗問題。)

　　效率和公平，既是經濟學家、也是社會學家關注的問題。它不光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引起全球關注的問題。當然，在現階段，效率與公平是一對矛盾。要追求效率，就很難實現公平；要實現公平，效率恐怕就要受到損失。但是，從人們的良好愿望來看，希望達到的理想狀態是效率和公平的均衡，既有效率又有公平。人們心里希望是這樣的，不希望它是矛盾的。如果出于公眾利益，而不是出于個人的私利，肯定是效率和公平能夠均衡更好。然而，人類的這個理想至今沒有實現。

　　人們理想的效率和公平的理想的狀態會不會實現？我覺得總有一天會實現。人類正在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努力。換句話說，我們正處于爭取效率和公平兩者平衡的過程之中。當然，這個過程是曲折的，同時需要不斷地糾錯。

　　我之所以說人類正在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努力，有兩個根據，一個是2000年的聯合國的各國首腦會議制定了《千年發展目標》，任務是減少貧困，提高貧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改善他們的醫療保健條件，使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現在，聯合國和國際多邊經濟機構每年都要評估發展中國家實現目標的情況。另一個例證是在全球范圍內提倡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企業主張企業負起社會責任，這個問題要多說一點。

　　企業要負社會責任，是不是社會良知的呼喚和社會道德的要求？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現在資本主義國家提出企業要負社會責任，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換句話說是效率的要求。如果說這是效率的必然要求，那么效率與公平的失衡的程度可能要減輕。如果說企業負社會責任只是社會良知和社會道德的要求，就很解釋謀求利潤的企業為何要負社會責任。近年來，這股浪潮越來越高漲，連道.瓊斯公司都搞了一個企業社會責任指數，《財富》雜志也搞了有關的指標。發達國家的政府間政策咨詢研究機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1999年制定了公司治理指導原則，提出包括勞動者和企業所在社區的居民在內的利益相關者都要參與公司治理。今年，該組織對這個文件做了修訂，更突出地強調利益相關者、特別是勞動者的作用。這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是一致的，即企業要尊重勞動者的利益，也要保護生態環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還制定了跨國公司行為指導原則，也特別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2001-2003年，該組織已經召開了三次關于執行這個原則的研討會，并出版了研究報告。西方一些著名企業在會上報告了執行社會責任的情況。一些跨國公司不但向公眾發表年度財務報告，也發表執行社會責任的年度報告。

　　再有，前不久美國勞工部長趙小蘭到中國來。在此以前，美國的勞聯產聯提出中國企業不執行勞工標準，要求對中國實行貿易制裁。所以，趙小蘭到中國來了解情況。美國是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會出現由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工部長到我們這個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來檢查勞工權利狀況？實際上這并不奇怪。美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出于效率的考慮。也就是說，不是說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更仁慈，而是出于效率的考慮。這是為什么？

　　自從人類有社會分工以來，就產生了組織社會生產分工的特定方式。我講的是社會分工，不是個人分工，需要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按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生產組織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市場，就是亞當斯密說的用“看不見的手”組織社會生產。第二種生產組織方式就是現代企業制度，用美國經濟學家錢德勒的話來說，就是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從產品設計開發、加工制造、銷售到售后服務，由一個企業大包大攬，所以企業要大而全。它是第二次產業革命的產物，是大規模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全球性石油危機，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以過度的資源和能源消耗為特征的大規模生產方式難以繼續下去。所以，羅馬俱樂部發表了題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同時，人們開始懷疑在規模化生產方式條件下出現的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懷疑現代企業制度。美國的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和媒體開始批評現代企業制度。在這方面，出版了一些專著。比較有影響的是哈拉爾寫的《新資本主義》。他尖銳批判了現代企業制度。

　　同時，美國經濟發生了另一個問題，就是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后期，美國的制造業競爭力跟日本相比下降了，所以美國制造業企業在重振競爭力的過程中就塑造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這種方式是什么？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IBM公司發現電腦是一整塊，不兼容，又不好修理，所以開始研究電腦的模塊化，把電腦分為微處理器、硬盤、內存、顯示器鍵盤等不同的模塊。每個模塊都是相對獨立的產品。大家分別研究這些相對獨立產品的時候，只需要制定共同的規則來實現怎么把模塊連起來，至于模塊內部怎么開發、怎么設計由負責模塊的人解決。就這樣電腦被分解了。那么IBM垂直一體化的生產方式也要分解。他沒有立即這樣做，所以蘋果公司超過它了。經過幾年IBM發現不分解不行了。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美國硅谷中小企業專搞某個模塊的研發，另一方面大型加工制造企業專門負責生產。原來由一個企業包攬的產品的研發、零部件加工制造、組裝、物流、銷售和售后服務等分解到多個企業。現在，世界上有五大專門加工制造電子信息產品的零部件和組裝整機的企業，這五大企業專門給其他企業加工產品。這樣IBM把相當一部分加工制造業務移走了，實行了外包生產。15年前，一臺電腦由一個企業完整地生產出來；今天，任何一個電腦企業都不能完整地生產電腦，只能生產一部分。由于技術的進步，數字化技術和模塊化技術的進步，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被分解。分解以后，設計、開發、營銷、服務分到不同的企業。經濟學家把這個現象稱為企業之間的價值鏈合作。也有人認為這個現象發展下去，將形成全球生產體系。但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企業之間如何合作？它們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由于發達的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的應用，企業之間的信息溝通方便，企業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更容易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怎么選擇合作對象？對所選擇的合作對象是不是值得信任？去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主題就是世界經濟要發展，就是要增強信任，這不是空穴來鳳，他們寫了好幾篇研究報告，也進行了調查。蓋洛普公司調查的結果是，公眾最不信任的就是大型企業。為什么信任問題被突出出來？就是因為企業被分解以后，企業間的合作關系必須以信任為前提。信任如何建立？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制定一系列標準，如產品標準和技術標準，執行標準，落實標準，最后產品符合標準，才值得信任。所以才有了標準之爭。在中國，有人提出我們要振興民族精神，奪回制定標準的權利。

　　企業之間的價值鏈合作一定要實行產品標準和技術標準。但是，這是事后的標準。在合作之前，如何解決信任的問題？如果一個企業能善待員工，能善待附近的居民，即保護生態環境，這個企業就是值得信任的。于是，產生了企業的社會標準，即勞工標準和環境標準。如果一個企業能實施這兩個標準，這個企業基本上可以信任。因此，社會標準的產生是企業之間進行生產合作所必需的條件。換句話說，企業擔負社會責任是生產的客觀需要，而不只是社會良知的呼喚和社會道德的要求。由于企業之間的合作執行了有利于公平的社會標準，保障了生產合作的效率，所以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就有了實現的希望。

　　對中國來說，是否執行企業的社會標準，已經成為影響出口業績的大問題。現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委托發展中國家企業加工產品，對加工企業執行社會標準提出嚴格要求。中國也不例外。在中國，給外國公司加工產品的企業已經受到外國公司企業的社會責任執行情況的檢查。如果加工企業不執行社會標準，將要冒失去出口訂單的風險。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出了一本書：《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與中國社會》，描述和分析了跨國公司檢查中國加工企業執行企業社會標準的情況。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書。不足之處是，沒有把這個行為與生產和效率的需要聯系起來。深入研究的任務落在中國經濟學家肩上。要求企業擔負社會責任，使企業行為有利于勞動者和全社會，同時也有利于企業之間生產合作的效率。這預示著效率與公平正在走向平衡。當然，要完全實現兩者的平衡，仍然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看到希望的曙光，應該大踏步地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

　　但是，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派，一方面片面鼓吹現代企業制度；另一方面，把效率看得高于一切，忽視了社會公平。對此，我提出了質疑。我的專業方向是研究世界經濟，沒有專門深入地研究過國內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企業之間的價值鏈合作提出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已經出現，而現代企業制度已經過時。這啟發了我。兩年來，我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于是寫了《質疑現代企業制度》一文。這篇拙文引發了一場爭論。有人贊成，也有人不贊成。反對者指責我不是搞學術研究，而是搞階級斗爭。在他們看來。不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有的意見很中肯。如有人提出：有破，但立的比較蒼白；批了現代企業制度，但沒能提出新的見解。也有人認為我是一個外行。功底不行。本人學術水平不高，也受到專業領域的限制。我的研究對象是世界經濟，這決定了只能從國外經驗認識現代企業制度的變化。我用兩年時間閱讀了大量國外資料，寫成《質疑現代企業制度理論》一文。但是我對現代企業制度的研究遠未完成。初步計劃分三大部分：一、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理論出發，分析決定生產組織方式變化的歷史，提出質疑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觀點。二、從技術進步的歷史事實出發，提出數字化技術和模塊化技術是挑戰現代企業制度的決定性因素。三、從社會公平原則出發，指出改造現代企業制度的路徑。顯然，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起碼是一部專著才能容納的。

　　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組織方式已經發生變化。我們應該檢討把現代企業制度奉為至寶，隨便是可行。根據國外的經驗，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路子可能走得太單一了。 中國已經加入全球生產體系，很多企業給人家制造、加工產品，不能不考慮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發展自己？如果一味地按照大型一體化企業垂直的模式發展行不行？爭當世界500強，一味追求企業的大而全，能不能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在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中，是不是只能民營化和搞MBO？能不能多種辦法并用？這都是要考慮的問題。

　　從當前的發展看，現代企業制度喪失生產組織方式的主導地位，可能分三步走。第一步，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被分解。第二步，垂直一體化企業的等級制管理向扁平方向轉化，公司治理制度發生變化。第三步，產權制度發生變化。第一步的實際進展比較明顯。這在電子信產業、汽車產業、機械設備產業、服裝業、種植業都有體現。第二步正在起步，已經出現了公司治理的新理論，主宰企業的主體不再局限于所有者和經營者。企業之間的協調也被納入公司治理的視野，公司治理不再只是公司內部的事務，國際規則已經浮出水面。例如，由發達國家政府組成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制定了《公司治理準則》。第三步尚處于胚胎階段，還在經濟學家的頭腦中。以股份制為表現形式的現代產權制度仍然有生命力。盡管出現了變化，但目前所能看到的是知識產權的作用上升，物質產權的地位下降。一位日本經濟學家提出：“將理論層面與物理層面分開是數字化革命的重要結果。這給經濟體系帶來了巨大影響。現代法認為產權的轉讓是通過物質資產的轉移來實現的。但即使不通過物理媒介，我們也可以傳遞數字化信息。反過來說，傳遞了信息也不等于轉讓了產權。即：以產權為前提的財產的可轉讓性變得不是理所當然的了。”而且，“信息數字化之后，信息可以被自由復制和加工，這樣你就無法通過控制物理媒介來獨占未來的財務收入。”那么，傳統的物質產權制度就要變化。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所說的現代產權制度誕生在100多年前，我們應該研究它是否過時了。

　　作為有社會責任感的經濟學家不應該拿落后的東西唬人，也不要拿錯誤的概念騙人。有一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把企業社會責任說成就是企業捐贈。我想，經濟學家必須要科學、客觀地反映情況，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不能一拍腦子就說話，還不允許大眾批評，非要站在大眾對立面，這太武斷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式，應該允許大家討論。作為學者，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講話，不能隨便亂說。有人過去說股東主導模式最有效，現在又說要反對國有企業股份制。他的前后兩段話是相互矛盾的。人們到底要聽從他的哪段話呢？他又說：“只有通過所有制的改革，讓那些私人股東，私人的所有者，來做經理人，他們才會有積極性，”在他看來，只能實行私有化了。我不反對民營企業的發展，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民營企業家，有很多困難我也知道。但說要善待民營企業家，說這個話有什么用？什么叫善待？我們對犯人也要善待的！誰不善待了？提點意見就不是善待了？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到底如何搞？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定要謀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這個過程肯定是漫長的、肯定是曲折的，但是不能動搖，如果片面追求效率就會造成更大的不公平，這是西方國家200多年來，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一些拉美國家獨立以來的慘痛教訓。阿根廷當年比澳大利亞還要發達，現在怎么樣了？我們絕不能重蹈只求效率忽視公平的“拉美病”的覆轍。中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國家，如果改革只謀求效率，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當然，追求效率與公平的平衡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但是我們要立一個目標，有人可能說這個目標太空泛了，可是這是一個原則，就是我們盡量往理想狀態方向前進。我們努力了才能實現，不努力永遠實現不了。西方出現財務丑聞之后受損失最大的是企業，效率與公平問題變得更加尖銳，但人家在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所以這個過程是一個不斷糾錯的過程。無論是政府、學者、普通老百姓，大家從心底還是希望最后能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平衡。

　　(聽眾提問：你剛才說的國有企業改革之路越走越窄，還有哪些可以做，會越走越寬？)

　　侯若石：我讀了西方關于公司治理的一些文獻，從公司治理角度考察，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應該是多種方式的，應該比較各種方式的優劣。比如說MBO，在西方有人說好，也有人說不好，有證據顯示，越搞MBO，效率越低，所以有人持反方面的意見。

　　首先，國有企業改革要解決公司治理問題，路才能越走越寬。根據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意見，公司治理只有經營者和所有者兩個主體。作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國應該實行利益相關者的模式，員工、債主、社區居民都可以參與公司治理，會不會損失效率？也有研究表明，這樣不會損失效率，反而提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是勞動者的地位問題。

　　其次，不可片面追求企業的大而全。有些企業設立了許多附屬企業，為的是搞資金轉移，為侵吞國有資產制造方便條件。企業不一定是越大越好，發達國家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分解，組成企業之間的減鏈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經濟學家，同時鼓吹貧富差距的合理性，這樣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的國有企業經濟改革的主張，我覺得是有害無益的。國有企業肯定要改革，國有企業產權制度肯定也要改革，但我們一定要盡量爭取效益與公平平衡。就像孫立平老師講的一點一點地做，盡量向這個方向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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