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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芬
從二十多年前民營企業這種新生事物出現開始，民營企業家就逐漸成為媒體的報道重點之一。在2003年，十多位民營富豪的落馬，掀起了關于“原罪”、“仇富心理”的討論，在2004年已經過半的時間中，馮明昌、國洪起、戴國芳等民營企業家的隕落，把對民營企業家的討論繼續下來。我們發現，每當某個民營企業家出事的時候，都會使對民營企業和民
營企業家的探討達到一個新的高潮，與之有關的一切都會被重新刷新一次，他們的生存環境、他們的官商勾結、他們的尋租行為、他們對現行體制的應對問題等等，都會重新議論一次。
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原因如下：
首先，作為一個新的群體，他們需要通過不同的宣傳，來達到自己在財富之外的諸如政治等方面的待遇提高。在中國目前的社會大環境下，民營企業家是一個新生的社會群體，在他們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意識群體。他們所謀求的利益以及他們所發出的聲音，其實已經代表了一種新的政治意識主張，基于他們的身份地位和財富數量，他們的言行舉止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容易將公眾的注意力吸引過去。同時，在現代信息社會中，他們很清楚，通過輿論傳媒的影響力，對個人以及企業的宣傳、品牌的樹立，連帶著財富及政治待遇的要求，都會有一個更為積極的效果。
其次，民營企業家已逐漸成為中國最富有的一個群體，這里邊我們暫且不論他們的財富獲取手段如何。在胡潤的中國大陸富豪榜中，民營企業家占了絕大多數的席位。財富本身即是一個很吸引人的話題，因此，擁有這些財富的群體自然不會遠離大家的視線。
再次，民營企業是在夾縫中逐漸發展起來的，直到今天，它們依然面臨著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諸多難題，依然走得非常艱難。對于廣大的普通民眾來說，這些民營企業的掌舵人帶有一些傳奇性，他們頭上的光環和光環背后的滄桑，對人們來說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有人說，在我們的民營企業中，集合了中國最先進的文化和優秀人物，也聚集著中國社會最骯臟的一群渣滓和腐朽文化。所以，他們的個人成長史、他們和企業艱難的發家史、成功之后的更多故事甚至于他們不光彩的一面，大家都愿意知道，而媒體也樂于報道。
此外，通過民營企業可以反映中國在體制改革過程中的許多問題。民營企業是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誕生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雖然中國尚未實現完全的市場經濟環境，但是，利用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民營企業來作為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下企業的發展條件以及在新的體制環境下企業的成長因素都具有非常大的實用價值。
最后，人們對民營企業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大多數民營企業家是從最普通的社會一員，逐漸演變為一種新的利益群體的代言人的，他們和普通大眾的生活曾經甚至現在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對很多的普通人來說，他們曾經走過的艱難歷程或許就是今天自己正在走的路，他們的成功對自己來說，是一種激勵；他們的跌倒，則是一種提醒。由于這種身份歸屬感的原因，民眾對民營企業家的感情也就有別于國企等其他經濟實體的領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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