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里，我們直接就“學會”了發達國家、成熟市場經濟的主流理論。這些理論放到中國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現實背景下，往往并不適用

　　-滕泰

　　中國市場經濟改革起步較晚，面對市場經濟和金融資本市場，我們沒有別的理論可以選擇，只能認真學習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理論和經濟管理的經驗。

　　西方經濟學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博大精深，而我們的教科書里往往只概括了一些經典的皮毛。對于工業化早期、城市化過程、經濟起飛過程、體制轉軌過程、國有經濟為主的背景、儒家文化背景等等，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大部分沒有涉及，即便涉及也被我們忽略。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政策決策者大部分都不了解幾十年前、上百年前西方經濟值得我們借鑒的歷史經驗。而從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里，我們直接就“學會”了發達國家、成熟市場經濟的主流理論。這些理論放到中國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現實背景下，往往并不適用。

　　然而，就是這些未必適用的西方經濟學主流理論十多年來陸續在中國發揮著重要的影響。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第一代經濟學專業的大學畢業生陸續走上工作崗位，這個影響就開始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宏觀調控”提高了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教條在

中國經濟政策中的分量。然后，一批一批企業管理者、政府官員、政策制定者開始走進大學校園學習簡單的經濟學課程；更多的大學教書先生也開始走出來到企業和政府部門傳授類似的知識。到了21世紀的最近幾年，凱恩斯主義的周期性調控理論幾乎路人皆知了。

　　當前階段的中國，必然是受西方經濟學傳統教條影響最深、甚至毒害最深的時代。再加某些人崇洋媚外的心理、讀書人特有的迂腐，更加助長了那些洋教條對中國經濟理論和經濟調控政策的不良影響。

　　熟悉世界經濟史，尤其是西方經濟史的人，都明白：中國現在很多人學習、崇拜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教條，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曾經走過的類似歷史階段都并不如此；即使在西方的現實經濟中，有時候也不是他們想象的那樣。比如，很多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的各項經濟指標比中國高得多，而我們卻把當前很多健康的經濟指標通過與成熟國家比較當做“過熱”來治理。又比如，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里說，升利率會增加儲蓄，減少消費；降低利息則會減少儲蓄、刺激消費和投資，而日本人上世紀90年代按著這個策略不停地降息，經濟并沒有刺激起來，近幾年一加息，經濟反而活了。為什么呢？

　　亞當·斯密早就概括了利息變化的兩種效應。加息對于窮人而言，也許應該增加些儲蓄，而對于那些已經有1000萬元的富人而言，加息也許意味著只要存800萬元就有足夠的利息收入可供每月消費和防老了，其余的200萬元都可以拿來花掉。反之，如果一個富人在利息率是3%的情況下，存夠了800萬元，每年消費24萬元的利息；在利息率降低到2.4%的情況下，他必須再存200萬元才能夠維持原來的消費水平和養老保障。這正是日本在經過二戰以后幾十年快速發展后居民的財富狀況和儲蓄心理，所以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越是降息，居民存款反而增加，消費就越起不來。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辦法完全搞反了。

　　那么中國呢？中國人的財富結構和儲蓄心理決定了居民和國有企業對利率的反應是怎樣的呢？如果沒搞清楚這個問題，就學習格林斯潘的辦法翻來覆去對中國經濟進行所謂周期性管理，結果自然很滑稽。

　　以上案例同樣也說明，西方經濟學本身沒有錯。首先他們對于西方的經濟體制、經濟背景是適用的；其次，即便是上述案例所列舉的居民對利率反應的另一種狀況，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也早有反映—錯誤的是我們的學習者和應用者，要么只學到了一知半解的教條，要么不考慮本國的實際情況照搬照抄！

　　對西方經濟學教條式應用，有時候達到愚昧的崇拜程度。比如，一位就職于著名海外投資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華人)在上海召開的論壇上談到“

股權分置改革”、“對價”時，帶著鄙視和厭惡的口氣說，“英語里根本沒有這個詞”！英語里有沒有這些詞能夠說明什么呢？說明股權分置改革不合理，還是說明他不懂？

　　如果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像上述人士一樣，不僅愚昧地崇拜西方經濟政策教條，甚至帶著特殊的價值傾向性對中國的政策說三道四，我們就不得不開始對這種食洋不化的正統宏觀經濟學進行批判了。

　　(作者為銀河

證券首席經濟師、研究中心主任)